【新唐人2011年4月22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8月9日

不久，很可能是九月中旬，我和阿列耶夫要到八路軍的前線去。在前線，我們就可以把中共領導所講的話，同他們的政策對照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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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想讓中共中央委員反對同國民黨聯合，以便不惜代價地挑起武裝衝突。這個問題使人聯想到康生會不會是個日本特務。他堅決反對積極抗擊佔領軍，煽動毛澤東把全部軍隊從抗日前線撤回後方。

中共的領導成員一直是以輕視的態度對待我們的，而現在由於蘇軍正節節敗退，他們簡直就完全以敵對態度對待我們了。

康生命令他的工作人員不要同我們保持任何聯繫。他們不讓我們了解當地生活的任何情況，不讓我們去看戰，或者聽音樂，也不准參加文娛晚會。他們甚至企圖隱瞞特區有莫斯科報紙一事。

康生是個偽君子，表面上還跟以前一樣彬彬有禮，經常許願，但從不兌現。由於我是他的”老相識”，他見到我時滿臉堆笑，嘶嘶地跟我打招呼。

今天，阿列耶夫再也受不了啦，他發泄了一大通。早飯後，我們都坐在桌子旁邊，他說：“大大小小，許多事實都說明，我們是生活在敵人中間！在這裡，沒有一件事是表示友好的！”

他媽的，在這裡是容易發脾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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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里喝了一杯“白干”，精神十足，就瞎吹起他主子的命令來了。康生對從蘇聯回來的人說：“別老想著你們在蘇聯工作過！這裡是中國。做工作得有中國風格！記住，你們在蘇聯是學壞了，並不是受了教育！我禁止你們跟蘇聯人隨便往來！”肖里對我們這兒的”小鬼”的不尊重，真是難以形容。

我們無論走到哪裡，都處在康生的工作人員的監視之下。不管是那漂亮的教員還是過去的炊事員，都是監視我們的，我們每走一步都有一大幫告密者監視著：康生手下的人，腿勤腳快，到處鑽。只要這些人一到場，我們想要與之談話的人的嘴巴就都封上了。康生親自決定誰去談，跟誰談。當然，這些人都是嚴格訓練過的。

1942年8月13日

毛澤東突然跟尤任提起馬海德來：“馬海德是一個外國人，自願到中國來為中國革命服務，我們遵守國際主義義務，歡迎外國的志願人員。”

從馬海德經常同我們交談的片言隻語中可以看出，他對延安情況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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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類：

1.毛澤東、康生(特區和中共黨內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劉少奇(他不是政治局委員，但是他慢慢地攬權，越來越成為顯要人物了)。

2.王稼祥、陳雲、朱德，他們多少還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但他們理論上不強，往往不能維護自己的觀點。

3.所謂的莫斯科派，是毛澤東及其支持者的機會主義的主要反對派，即王明、博古、洛甫。

4.任弼時屬於所謂的騎牆派，誰一時得勢，他就容易倒向誰一邊。

鄧發採取中立路線。

周恩來代表中共駐在重慶，實際上處於黨內鬥爭之外。

王稼祥，1907年生，安徽人。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1930年5月回國，現任中共武裝部隊政治部主任。

陳雲，1905年生，江蘇人。離開學校後他就在上海賣報。在蘇聯學習過。領導特區財經辦事處的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他的假名為廖程雲。

朱德，1886年出生在四川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軍校畢業。1922年他去德國，就學於格丁根大學。他在國外結識了周恩來。在德國因從事政治活動而被驅遭出境，取道蘇聯回國。1927年，他指揮了參加南昌起義的部隊。1928年，他在景崗山與毛澤東的農民武裝會師，並被委派來指揮會師後的部隊。從此，中國紅軍誕生了。

洛甫(張聞天)，1900年生於江蘇省一個富有的地方官員的家庭，從南京的一個工程學校畢業後，自費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留學到畢業。從美國回來之後，他就從事翻譯工作，把西方和俄國古典文學著作譯成中文。1925年，由陳雲介紹加入中共。1926年，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1930年回國。1931年1月以來，一直是政治局委員。在延安，他是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主要講課人。是一位能幹的新聞記者。他作為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從務上說，是毛澤東在黨的領導工作中的副手。

周恩來，1898年生於浙江省的一個大地主家庭。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以後又到天津上學。他由於參加抗日示威運動坐牢六個月。1920年，周恩來赴法深造。在法國，他建立了中共巴黎支部，並且參加了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去過英國，在德國留學一年。1924年，周恩來回到中國。自1927年4月以來，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