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4月14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7月22日

尤任描述了他去前線見到的情況：

“我走過特區幾百公里的地方，到處看不見軍隊。他們解釋說，是完全隱蔽起來了。實際上，沒有一個人在搞戰鬥訓練。在軍隊裡也像在特區各地一樣，惟一的工作就是開會。在夏季，增加一點貯存農產品的勞動。”

“在前線師部裡，大家打撲克和聊天來消磨時間。我訪問了第19團團部。參謀長說，那天日本人向他們開了火，有些傷亡。一小時以後，團長把這作為對日本人的一次小勝利又向我宣傳了一遍。”

“我無法去五台(地處山西東北部的一個市鎮)。雖然前線形勢不錯，也阻止我去前線看看實際情況。我到那兒去是件麻煩事。”

1942年7月24日

國內情況在發生災難性的轉變，法西斯分子已接近諾沃切爾卡斯克和齊姆良斯卡亞。我們的軍隊正向伏爾加和高加索撤退。

中國軍隊收復了浙江省的瑞安；根據間接消息，還收復了山西省的臨川。

可能是為了提高人民的鬥志，日本電台又一次津津有味地廣播不久前的勝利；”1942年2月8日，光榮的皇軍在夜色的掩護和空軍的支援下，開始在新加坡登陸。2月15日，佔領了英國最大的海軍要塞！”

那次，日本軍隊由山下奉文將軍指揮，他是日本軍隊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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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他的反對派，即被他諷刺地叫做“莫斯科派”或“莫斯科分子”之間的不和，越來越明顯了。“莫斯科派”不同意毛澤東的政治路線。

康生用一切手段支持毛澤東，單是這個事實就叫人要提防著點。哪兒有康生在場，就不會對蘇聯人民和共產國際表示尊重。

王明和博古支持忠於國際主義以及蘇聯友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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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昂尼德•華西里耶維奇•多爾馬托夫在聽收音機時，我把手放在他的背上，把他嚇了一跳。

原來他在西班牙當過志願兵。在卡塔赫納，他在海軍總顧問尼古拉．庫茲涅佐夫海軍上將領導下，負責過三個月的通訊聯絡工作。後來，在巴倫西亞，在軍事總顧問斯特恩領導下任報務員。

多爾馬托夫說：“1937年10月5日，我在埃布羅河的蕯拉戈蕯附近受了傷。那是我25歲生日的前4天，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晴天。突然出現一群麥塞施米特式的德國轟炸機，低空飛行進行轟炸。一次又一次的爆炸，接著是一陣機槍掃射，滿身的火焰使我感到難以忍受的疼痛，我用盡我所有的力量喊「媽媽」！”

1942年7月27日

得到共產國際贊同的抗日統一戰線策略，首先是為了中國的民族獨立。可是國共聯合起來反對日本侵略者，也是對正在反法西斯鬥爭中保衛全體勞動人民利益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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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海德的家就在延安，他的妻子是個中國女人，叫蘇菲，一個兒子叫于馬。蘇菲是個漂亮的女人，嬌滴滴的樣子，對男人很溫柔，她使盡媚態和我們的報務人員交朋友，會嬌聲嬌氣地說一些討好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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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睡眠一直不夠。日本、英國和美國的廣播，只有在晚上才聽得清楚。而人們多麼想盡早知道世界和國內發生的情況啊！

跟6千公里以外的莫斯科保持聯繫，就靠多爾馬托夫的技術。他重裝了發報機，並正熱心地在裝一種能在通訊中排除一切干擾的“Zeppelin”式天線。沒有多餘的晶體備件了。他把這套設備看成是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來加以照管。

國內形勢不知怎麼樣了？不知道最後將在哪裡擋住德國人？

1942年7月29日

中共中央主席以輕蔑態度來談蘇聯領導人。例如，他在說到約•維•斯大林時，就毫不掩飾他的輕蔑。他說：“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中國，但他還什麼事情都要管。他對我國革命的那些所謂論點，純屬無稽之談。共產國際的那些人也在胡謅這一套。”

主席對蘇聯的認識是極為模糊的。他只知道蘇聯是”共和國”，除此之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他對蘇聯的看法極不正確，產生這種看法與康生的影響不無關係。

而最令人驚奇的是，他從不問我們關於蘇聯的情況。他對我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沒有興趣。唯一使他感興趣的是蘇德前線的形勢。

去年10至12月保衛莫斯科的戰鬥達到高潮時，主席說：“看，斯大林的空話把自己弄到什麼地步。他把話說絕了！我倒想聽聽這位領袖現在在莫斯科還在放什麼空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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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莫斯科來的消息越來越壞。（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