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28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7月1日
中央醫院的設備破舊。許多科室的領導人都有一些沒受過高等醫學教育的醫生，因此經常出錯和造成病人死亡。醫院的死亡率極高。只有幾本中文和英文的醫學書籍，但都是過了時的。沒有俄文的醫學著作。這對不懂中文的奧爾洛夫來說，的確是非常困難的。但他仍然在設法對付，真是天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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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山頂可以望見被一道道峽谷分隔開來的一片灰黃色高原。可惜這種協調的灰黃顏色被突出於黃土層之上的黑岩石破壞了。
頭上，是高不可測的藍天。一隻隻老鷹輕輕掠過布滿岩石的陡坡，猝然飛落到峽谷裡。峽谷兩側和山坡上，長滿叢叢荊棘和矮樹，成了野雞悠然自得的咯咯啼聲。
到處能看見被風吹倒或是吹歪了的中國洋槐。岩石都是發燙的。灼熱的陽光赫然照耀在我們頭上。
1942年7月5日
蘇聯情報局報導了葉甫根尼．彼得洛夫的去世，他是前線的戰地記者。
彼得洛夫只有40歲。我在《真理報》編輯部遇見過他幾次。在我記憶中，他給人的印象始終令人感到溫暖和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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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斯·史沫特萊，稱毛澤東為中國革命的“公認的天才”。
毛澤東為這些具有自由主義和半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記者的到來，作了一切準備。他不遺餘力地想使他們對他產生好感。中央委員會主席在會見他們時，對中國革命談得還算有分寸，而談他自己就太過份了。
毛澤東向埃德加·斯諾談出來的他青年時代的政治觀點，一直使我吃驚。毛澤東說，那是空想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大雜燴”。
他的世界觀主要是受他的中學老師楊昌濟的影響，楊是留英學生。根據毛澤東所說，他的老師是一個堅定的唯心論者。
毛澤東的第一個妻子是楊昌濟的女兒，名叫楊開慧。
1942年7月8日
我們的一切業務聯繫只限於同康生進行。不容易見到毛澤東。他在楊家岭的窯洞裡過著隱士的生活。
康生想把我們和所有著名的中共人士分隔開。同時，中國同志也躲避我們，因康生在注意著。
毛澤東即便是接見我們，那也必定有政治局委員在場，讓我們明白這種接見具有公務的性質。他來看過我們兩次，但都有他身邊那批人陪著。
只有康生—-愛來就來，他的秘書肖里也是這樣。（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