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28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6月23日

由康生提供的中共中央情報局的材料是如此混亂和矛盾，更重要的是，特別在涉及國民黨的對內對外政策時，如此有傾向性，以至於大致核實這些材料都要費很大的勁。

我們在努力克服兩種封鎖，一種是日本，它切斷我們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一種是康生的，它不讓我們與中共領導接觸。

康生及其隨從利用他們及時得到的關於德國計劃進攻蘇聯的情報，對我和我的同志們嘮叨個沒完。

多爾馬托夫對我說，戰爭爆發前幾天，在延安的蘇聯小組被告知說，德國行將進犯蘇聯。這以後不久，我們聽說周恩來從重慶發來了電報。

周恩來在6月18日報告說，蔣介石已得悉，德國要在6月21日晚上進攻蘇聯。因此，蔣介石急於策劃向特區發動總攻。這個消息是國民黨駐柏林大使陳介和武官衛永清報告蔣介石的。

康生晝夜都在毛澤東那裡。昨天，他竭力想使我深刻認識到，毛澤東在創造“革命戰爭的最新戰術”方面所作的貢獻是如何偉大(不單單是中國的革命戰爭，而是全部革命戰爭！)。他說全體中國人，甚至包括敵人，都承認，運用“機動戰術”是他的創造。由於採用這種戰術，“我們過去常常打敗蔣介石軍隊，現在又打敗日本人。”

小股兵力或游擊隊的機動戰術，就像戰爭本身一樣古老。順便說一下，還有許多真理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早已為別人所闡明，他們把這些真理的“發現”也歸之於毛澤東。眼下，毛的小股兵力的“機動戰術”，就是對佔領者避不採取任何戰鬥行動的戰術。

1942年6月25日

我在哪兒，馬海德也常常“湊巧”在那兒出現。他這樣無禮，見我還要裝得彬彬有禮，這早就叫我討厭了。我記得他那輪廓分明的臉，大鼻子，一對深陷而靈活的眼睛。他的中國話非常好，並能講多種方言。

馬海德不受康生的人監視，我們是得不到這種待遇的。他可以在延安和特區的任何地方單獨活動。他同中共官員的關係很密切，被待若上賓。他藉口需要去診病，為他的拜託作掩擭。

1942年6月27日

中共有的領導人談到了他們對我們的善意，據說預先告知德國的進犯就是表現了這種善意。這是公開的投機。真實情況是康生暗藏的敵意，也許，甚至連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也是這樣。

毛澤東懷有敵意？！這種思想現在對我已不再是什麼異端邪說了。有許多重要和不重要的具體事情，使我改變了對這個人的看法。我在延安這個地方碰到的情況，是毛澤東的政治錯誤呢，還是他有意搞的一種策略？！這問題一直困擾著我。

我必須弄清，也有責任弄清中共領導的政策的實質。不是表面上的，而是真正的政策。看來，我恰巧是在中共政策發生明顯變化的時候來到這裡的。我對我們的黨和共產國際負有重大責任。

1942年6月29日

毛澤東實行的政策，是與共產國際的路線和原則背道而馳的。但，是什麼思想指導他這樣做的呢？！

我來延安的前夕，在莫斯科了解到共產國際執行委會關於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決議。

中共的主要任務是：結束內戰，與國民黨聯合行動，團結中國人民的一切力量保衛中國的領土完整和獨立，反對侵略，中共的政策必須服從這個任務。這個文件的意義是，那種把中共同國民黨聯盟看作是投降蔣介石的觀點，對親日派有利，並且容易引起一場互相殘殺的內戰。必須嚴密注意托洛茨基份子的陰謀，他們企圖通過在中國進行挑衅性活動，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事業，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