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15日訊】聽身在北京的朋友講，「兩會」期間的北京可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最為明顯的是滿眼皆是「紅袖標」。無論是立交橋、天橋還是便道，無論是大街還是小巷，無論是地鐵還是公交車上，這麼說吧，只要有人的地方，一準兒有「紅袖標」，少則一人，多則數人。戴紅袖標的各色人等都有，除了警察、武警和城管外，當然少不了居委會的大爺大媽們。據悉，中共當局今年在北京動員了73萬人戴上「紅袖標」。

看著如此眾多的「紅袖標」成為北京抹不去的風景，不少北京人還真感覺回到了「文革」時期，只是如今的「紅袖標」早已不是當年激情澎湃、相信「造反有理」、旨在推翻各級政權的紅衛兵，而成為了當局「維穩」的護衛者。且不說作用幾何，但中共藉此所營造的肅殺氣氛還著實讓眾多老百姓噤若寒蟬。大概這些參與「維穩」的「紅袖標」們還沒有意識到，同當年的紅衛兵一樣，自己正在被吸食人民血汗的當權者所利用，而被利用的最終結果就是毀掉了真正通往自由幸福生活的大道。

我之所言並非危言聳聽。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曾經有這樣一批自詡為「紅衛兵」的年輕人，滿懷著熱血去保衛「偉大領袖」，他們的典型著裝是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

當 「偉大領袖」多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這些熱血沸騰的年輕人之時，當一個叫宋彬彬的紅衛兵將「紅袖標」戴在其左臂上時，在「偉大領袖」「不要文質彬彬，要武」的鼓動之下，眾多年輕人的熱情達到了癲狂狀態，他們貼大字報、「破四舊」、對一切「反動派」進行抄家和批鬥，並成為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資產階級保皇派」的急先鋒。而他們的所為造成了無數人的死亡，造成了中華文化的斷裂……

然而，若干年後，紅衛兵才明白，自己當年不過是「偉大領袖」的棋子：為了打倒黨內對自己構成威脅的政治對手，毛藉助紅衛兵的衝擊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並再次全面掌管了最高權力。而被他利用完的紅衛兵們，則很快被送到了農村，美其名曰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實質是毛不希望紅衛兵繼續「無法無天」。許許多多的紅衛兵們的命運就這樣被改變，而他們過了十幾年、二十幾年後才明白是誰讓他們的命運如此悲慘，是誰讓他們成為了政治的犧牲品。

同當年主動成為紅衛兵的年輕人不同，今天的國人業已失去了護衛某個領袖的熱情，但對於當局一到敏感時期的「維穩」的參與也並非完全是被動——僅僅出於養家餬口的目的。且不說那些「無奈」的「專政機器」，姑且看看一些平頭百姓糊塗到了何種程度。

大陸某媒體不久前就報導了一批自願報名的「紅袖標」，其中兩人是67歲的吳奶奶和64歲的胡奶奶。她們是北京北三環附近的大慧寺社區的「維穩」志願人員，主要任務是警惕「形跡可疑之人」。報導說，她們對現在的生活挺滿足的，不過希望「兩會」委員們可以關注一下兒童乞討問題。

或許是因為對生活的滿足，或許是因為這滿足的生活自認為是拜當局所賜，兩位老人才不顧年齡因素，加入了「維穩」志願者行列。據說，像他們這樣的志願者還真不少。然而，我不曉得這些志願者眼中的可疑人員究竟是甚麼人——大概有任何「反政府」行為傾向的人都是他們戒備的對像﹔不曉得志願者們是否意識到或許那可疑之人也不過是因為天大的冤屈而想來北京討個公道﹔我更不曉得這些志願者們是否清楚：一個不向老百姓敞開大門的政府，一個防百姓甚於一切的政府，一個讓無數兒童淪為乞丐的政府，一個讓物價飛漲的政府，一個與百姓爭利的政府會是一個好政府嗎？而幫著這樣的政府做不利於咱老百姓的事，不是在做壞事嗎？不是在自己毀掉通往自由幸福生活的大路嗎？因為政府防的不正是那些為了我們自身權利而敢於出來吶喊的人嗎？

大概明白了這個理兒，就不會有人主動去戴那甚麼「紅袖標」。要知道，今天被利用的結果就是明天的繼續被奴役，而這難道不是悲哀之事？也許，當敏感時期滿眼不再是「紅袖標」時，中國的老百姓才可以長舒一口氣。

──轉自《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