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庵居士:中國百姓的財富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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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2月4日訊】我想先說幾個數據:第一個數據,根據聯合國的標準,聯合國規定每天收入在一點二五美元以下的人屬於什麼人呢?是赤貧的人口。中國現在有多少我先不講。如果說按聯合國標準貧困人口是多少呢?兩美元,一天收入兩美元以下的是貧困人口。

中國大陸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公佈一個民政部的數據,要提高中國的貧困標準線,提高多少呢?每人年收入一千一百八十元。也就說貧困線是一個月不到一百人民幣,十幾美元。所以國際社會就問它了:你為什麼不按聯合國赤貧標准定這個線?結果中國政府發言人就講說我們現在是一千一百八十塊年收入的時候,我們的貧困人口有多少呢?有四千萬;如果我們提高到一年收入一千五百塊的時候,我們貧困人口有多少?八千萬;如果說我們提高到一塊二毛五美元標準線的時候是多少?二億五千萬人是赤貧的;如果達到二塊美元收入的時候是多少?全中國有九億人口是屬於聯合國規定的貧困人口。

這個數據是一個官方公佈的數據,這個數據非常可怕的,為什麼可怕呢?就是說中國大陸人口裡如果現在按照官方公佈的十三億人口裡有四億人口是非常富裕的,但是有九億人口是聯合國規定的全球的貧困人口之中的。也就是全球的貧困人口當中中國人佔了多大比例?百分之八十五!佔了全球百分之八十五的比例。你們大家不要想像非洲很窮,實際上非洲低於二塊美金的貧困人口比例非常小的。所以中國占了全球大部分的貧困人口。這是一個數據。

在今年的一月十二號,中國統計局總經濟師叫姚景源的,這個姚景源先生他公佈一個數據,新華社採訪時候他說大家不要害怕通貨膨脹,中國現在通貨膨脹是不高的。他說按照歷史上看,我們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通貨膨脹率是多少?百分之五點六,去年才五點多,還沒有達到平均數呢。在一九八八年跟一九九四年中國的通貨膨脹分別達到百分之十八跟百分之二十四。

但是我們要知道一點,根據經濟學國際上的標準,一個國家通貨膨脹如果超過百分之四的時候,它就意味這個國家進入惡性通貨膨脹了。姚景源先生公佈這個數據就意味著一個什麼概念呢?就說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在一種惡性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發展的,他平均的通貨膨脹率是百分之五點六,超過這個線。當然以前中共沒有公佈這個數據,他是《人民日報》採訪的時候講的這個數據。

在最近也是在一月份,央行的副行長叫馬德倫,他寫了一篇文章,他說人民幣遇到五大困境,其中最大的困境是什麼呢?人民幣現鈔供應與印刷能力的嚴重矛盾。他講中國現在有六家印鈔廠,三家印幣廠。紙鈔廠六家,總共三萬多人,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印鈔廠。但是他說由於人民幣現鈔發行量不可預測,由於金融的原因,政策的原因不可預測,所以造成了建國以來除個別年份以外,每年都是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長現鈔供應量。造成了中國人民幣的印刷廠整個工程的建設速度趕不上發鈔速度,造成了現在遇到了嚴重的印鈔能力不足的問題。所以造成了市場上人民幣現鈔短缺,而造成人民的恐慌。這是馬德倫講的話。

這個話講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他說的是中央央行跟中央政府對人民幣的印鈔量是不可預測,他們不可掌控,他們難以控制,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他可以隨便印鈔票的;第二,透過百分之二十的印鈔的遞增的速度,而這個遞增速度現在還在增長,造成了生產能力、印刷鈔票的能力不夠。當然他解釋有很多原因,技術人員的培訓,還有工廠安裝,廠房建設都需要周期,所以造成現在難以滿足。這說明什麼?大量印鈔票造成中國通貨膨脹。後來中國人民銀行副銀行吳曉靈講話,她說通脹問題怎麼造成中國經濟問題?其實中國這幾十年來的經濟增長並不是真正的經濟增長,是因為我們發行了過多的鈔票把整個中國推動起來了。

這時就遇到問題了,既然這麼說的話,為什麼在海外看到中國很有錢?這其實是我跟美國的一些官員和經濟學者都談過的問題,他們都不理解中國的事情,他們覺得中國現在很強大,經濟非常好。中國現在有兩萬八千億的外匯儲備,很快就要突破三萬億了。他們說全世界的外匯儲備加起來也就剛剛跟中國一樣,中國是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中國政府有這麼多錢。

但是他們並不理解中國的外匯儲備並不是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不是中國政府擁有的財富,它實際上是筆負債。大家可能不理解這個問題,我跟大家講,按照西方的觀點,一個政府擁有的外匯儲備是真正政府所擁有的財政,是他擁有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在美國拿個美元換日元、換台幣的時候,不是跟政府換,是跟銀行換,銀行是跟另外一個私人去換的。等於銀行只做一個交易的中間體,你賣出美元之后買進的是台幣,這個台幣也沒有增發,美元也沒有增發。

但是中國不一樣,中國的外匯制度中間是個人民銀行,當你把美元進入中國時,你是賣給了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印鈔票發給你人民幣。也就是說你中國出口的東西越多,中國銀行的外匯儲備越多,但是同時印出的人民幣鈔票也是越多。這個話大家可能不理解,就像我們一個家庭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加上我太太,他們每個人掙錢把美元都交給我。

但是我在家裡的時候不給他們美元用,我寫紙條,我發一張白紙條給我每個兒子、女兒,告訴他們你們在家吃飯都用紙條,這個錢就把他們的勞動都集中在我手裡頭,這時候我就成為最有錢的一個富翁。所以中國政府利用這個外匯制度就變相把全中國的生產財富,尤其出口的財富都集中在手裡了,它一下就握有全球最大、最高的外匯儲備。但這個從財務上講、財政上講,它只是一個記賬過程中的平衡點,它藉入的是美元,貸出的是人民幣,它實際上是一個借貸是平衡的。

但是有一點我們要知道,當美元被中共拿到手的時候,這個錢就被政府拿來任意去花銷了。這個美元是什麼呢?就相當於過去黃金本位時候的黃金發行人民幣的黃金,儲備黃金。但是我們又知道人民幣一旦發出去之後你沒辦法去收回了,很難收回的。這個美元在你手裡一旦外資撤出的時候,他就會把人民幣交回,要你給美元,而這時候我們就會看到一個現像出來,當外資要撤出的時候美元就會越來越少,中國手中美元就少。在這時候就等於黃金儲備,發鈔票的黃金就減少了,人民幣就要升值了。

所以中國經濟有個陷阱在裡頭,就是當它經濟增長越快,出口越多的時候,中國的外匯儲備就越多,它把全國的出口外匯都拿到手裡。同時中國由於出口大量的物資到海外,資源少了,水少了,但是它印的鈔票越來越多,人民幣越來越多了。就造成中國的經濟越發展,通貨膨脹會越嚴重,所以這時候中國經濟就有一個不可持續性了,所有全球經濟都沒有中國這種模式。

所以你看到中國發展經濟不要以為現在中國經濟很好,你看到好是因為把全國百姓的財富政府拿到手裡頭,但實際上內部是靠通貨膨脹的,因為它的鈔票印的越來越多,而且物資越來越少,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現在給大家看到我們在美國的物價相反要比中國便宜。前兩天他們跟我說買茅台酒都買不到了,我知道以前茅台酒三、四十塊錢一瓶,說這個價格在中國你根本不可能,中國買一瓶茅台酒大約七、八百塊錢,甚至一千多塊錢。所以他們就反過來從美國買茅台酒運到中國,去賺錢去了。所以這就出現一個問題,就中國出現很多物資被廉價出口之後,在中國同樣的產品反倒物價非常的高。所以現在在中國不管你買鞋、買衣服什麼都比美國要貴,這是因為鈔票在裡頭。而為什麼說美元會升值?

你想這個世界上美元只一萬塊錢,中國拿走了三千塊,你拿的越多,你手裡的人民幣相對就要升值起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看到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中國大陸很明顯的知道西方各國逼人民幣升值的渠道、這個時間來賺中國政府的錢,但中國政府還就故意讓它去賺,為什麼?因為當人民幣有一個升值預期的時候,比如說大家預計每年升值百分之六,實際上從二零零七年到現在為止升值已經升值百分之二十六了。百分之二十六是什麼概念?按照二零一零年二萬四千億的外匯儲備,百分之二十六升值等於是中國損失掉了五千億。就是說二萬四千億美元中它損失掉了五千億。五千億什麼概念?

一九九七年是中國外貿淨利潤一百四十億,到了二零零九年時候淨利將近一千四百億,五千億就至少損失了中國五年的外貿出口的利潤,也就是說中國五年的出口白乾了。美國政府為什麼要中國政府去人民幣升值?一方面中國政府去買更多的美國國債,同時逼人民幣升值,因為你買一百塊國債,一年後人民幣升值百分之六,一百塊我只要還你九十四塊錢了。就這麼簡單的道理。

但是中國政府看到這個問題時它不敢讓人民幣快速升值,它有一個預期,海外的熱錢到中國去,為什麼?因為投資要賺錢去的。當你升值百分之六時,也就是說一年你把美元放到中國去,不做任何事情你一百塊錢有六塊錢的利潤;如果你存到中國銀行去百分之四點八的利息。也就是一年有百分之十的利潤。而大家在美國都知道,我們到投資公司去投資的話,這些基金投資的話,百分之七、百分之八就是很好的利潤了。所以美國就逐漸往中國去投,熱錢去投。而如果有一個升值預期的話,大家看到穩定的兩、三年人民幣都會增長的時候,這個熱錢在中國就不會拿出來了。

中國政府要這種效果,因為美元是人民幣的一個基礎貨幣了,就是黃金儲備一樣。它害怕美元撤出來,所以它就故意製造一個升值的預期,說我人民幣要緩慢升值,這是符合我們中國利益,而且熱錢在中國就不願拿出來,它根本就不想拿出來,美元在賺錢去,這個錢賺的誰的錢?是中國百姓創造的利益,中國勞工的利益,交的稅都是這些錢。所以中國政府無形中用中國百姓的財富去供養這些西方國家、發達國家,所以我們在西方可以買到很便宜的中國產品。

但是做為美國人來講,奧巴馬就很簡單,我希望你人民幣一次升值,升值之後我政府的負債就稀釋了,你升值個百分之二十,你買了我一萬四千億的美國國債,升值百分之二十將近三千億,那美國政府就賺了,三千億我要向老百姓收多少稅去呀?但是中國政府害怕,它不敢這樣,一說緩慢的升值,它寧可損失更多的錢,去讓海外國家去賺這筆錢。這種情況就造成中國經濟表面上很強大。大家看到奧巴馬跟美國對胡錦濤來美國訪問,送錢來,這是個美國利益問題。

在美國眼中這個美國利益要遠遠高於中國的利益,這個人權、政治制度的改變是中國百姓的利益,中國長期的利益。但是對於美國來說,我看到的是如何改善我美國人民的利益,這是第一位的。在我改善美國百姓利益之後,第二步才是改善中國的利益、中國的人權。這是做為美國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在這點上中國政府就是利用這種心態,它在跟美國政府做交易,如何你放棄人權方面的要求,讓我去擁有時間去度過這個時間。而你美國在經濟上佔便宜你佔去,我給你們利益。

但是我們知道這有一個臨界點,就是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百姓就承受不住了,百姓不可能永遠的承受在赤貧的標準線下。大家知道九億人口是在聯合國的貧困線以下,有二億五千萬的人是在聯合國一天一塊二毛五的赤貧線下,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比例。這個經濟不可持續,就是中共掏錢,在以前是送給俄國,俄國之後現在送給美國。它送完之後,送到一定財富的時候,他沒錢可送。

中共以前維持經濟幹什麼?先讓工人下崗然後它把國營企業賣掉,之後賣礦山、賣土地。現在礦山、土地賣差不多了,它賣什麼?它要徵房地產稅了。所以它在逐漸逐漸變方式掠奪的時候,百姓承受的時候,大家覺得企業可能跟我沒關係,你賣掉就賣掉了;如果你覺得礦山國有賣掉就賣掉了;逼我們沒房子我就高價買房子;買個房子住之後我要付出每月高額的房地產稅的時候,老百姓可能忍受不住了。所以在看中國的經濟的時候,這種臨界點一旦到達的時候,民眾就沒有辦法忍受。

就說我連生活吃、住都沒有解決的時候,這種革命就會暴發了。所以我們看到以前中國經濟在往上升的時候,它有資源可賣,它還沒有惡性到這種點上。但是現在就出現一個點,就是印鈔票的速度跟中共建工廠的速度不相匹配了,它越來越高的印鈔票的速度進行通貨膨脹,所以中共本身明知道通貨膨脹它也不想控制,它為什麼不想控制?因為中共大量的國債,它通貨膨脹的時候變相的把那個債務稀釋了,所以政府它想要保持一個通貨膨脹的速度。

所以這就是變相的去掠奪百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看到中國每年二十三萬起的群體事件,所謂群體事件指的是那些二十人以上的暴動。所以二十三萬起,這麼多數量的時候,中國百姓的憤怒總有一天它會暴發開的,到那個時候我們會看到一點,中國的革命就不是一個少數的革命,而是一個全國性的一個革命,只需要一點點的火星。所以中國在經濟上的問題,我認為將會成為百姓心裡承受的一個大的問題。特別現在房地產的問題,我們知道大陸買房子只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頭款,如果房地產跌到百分之二十、三十以後,中國人百姓幾家人、祖孫三代積累的頭款就化為零了,而這時候中國百姓的承受能力一下子就會破滅了,一下子就完蛋了。所以那時候中國中青年的人就會成為一個革命的動力,革命的主力了。

我們看到整個中國大陸在整個階層分析上,五十年代的人是非常悲慘的人。出生在五十年代的人他們經歷了文革,學校沒有好好上,上山下鄉;六十年代的人,他們接受一部分教育,他們現在都在掌權,成為一個國內中產階級的主流。國內中產階級大家可能不知道億萬富翁的年齡是多少呢?是一九六七年出生的人,平均年齡是一九六七年出生的人;千萬富翁是多少呢?是一九七一年出生的人。這兩個階層是中國大陸現在政策獲益的人。

但是我們現在最悲慘的階段就建立在八零年代、九零年代這些人。八零年代這些人畢業之後他們現在已經開始結婚了,開始有家的時候,他們遇到的是什麼呢?上學需要錢,畢業之後沒有工作,然後緊接著高房價、高物價。現在八零年代的人買不起房子,所以他們結婚都沒有辦法,所以就祖孫三代去給他買房子,一旦這個房地產崩潰的時候,他全部的希望都破滅了。而到九零年代,現在馬上開始有一些人,早期九零年代的人就開始大學畢業了,他們所面臨的更嚴重的一個失業率。房地產在高漲同樣是困擾他們,他們可能連婚都結不起了,沒辦法結婚,沒有錢去結婚了。

所以在整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這幾個年齡層,真正最苦的就是八零後跟九零後。他們在社會上沒有勞保、沒有醫療保險、沒有工作。上大學交高額的學費,畢業之後找不到工作,還要買高價的房子。這是他們面臨的比六零後、七零後更艱難的一個局面。而這些人將來就會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而這是被逼的。

我前兩天到台灣去觀選看到一個問題,台灣的產業空洞化。在台北不明顯,但是到了台南到了高雄之後,我發展那些傳統的製鞋業、箱包業工廠全部關門了。這些大學畢業生拿多少錢呢?兩萬五千塊台幣,新大學畢業生。而在幾年前他們一畢業拿到是三萬塊台幣。他們說現在降了,為什麼?沒有工作,要不你去大陸做台幹,要不然你在家鄉就沒有事做。中國大陸經濟上的吸金它會逐漸逐漸在中國民眾資金吸收之後,他就會擴展出來,把你到中國投資的台灣的企業、歐美的企業開始吞併掉了,它要吃你的肉了。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一個經濟現象,普遍的一個現象,看到浙江法院的一個數據,在去年十一月份公佈的,公佈的是二零一零年浙江省高級法院跟中級法院統計的經濟糾紛案的每年的增長率多少?百分之八十。增長在哪裡呢?全都是政府對外資企業的訴訟案,為什麼?因為政府土地財政在土地賣光後它沒有錢了,它就要利用各種政策上找你、追究你這些台商、外資企業在過去的政策漏洞,你犯的法它讓你罰款。這種糾紛增長百分之八十達到多少你可能很難想像了,整個去年一年是一百三十萬件外資企業的糾紛案,在僅僅浙江省一個省。

所以現在就可以看到很多台商、港商包括我看到最近是德國的一個商人都在講在中國大陸上當受騙了,被政府坑了,都是這種事情發生。所以現在大陸政府有些人講窮人的錢我們不能再掙了,他們太窮了,擠不出錢來了,我們賺誰的錢?我們要賺有錢人的錢了。誰是有錢人?就是這些企業界。中國整個階層從最低階層、年青人階層到中產階層,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現在是中產階層逐漸在萎縮,在消失,剛剛形成一點點的中產階層消失了。這些階層都會成為整個歷史過程當中的反叛者,一個中間力量。

在去年十二月份,中共開了個內部經濟會議。這個經濟會議都是一些專家學者,包括代表中央政府,包括中國經濟學界。他們開了討論會後得出一個結論,說中國的經濟已經走上了最困難的一個階段,在未來的兩、三年將會遇上很大的麻煩。後來張維迎,北京大學的教授,也是光華學院的院長。光華學院以前的院長是朱熔基,他是第二任院長。他就提出來說我們提出個辦法最好就是把外匯儲備都平分給老百姓,要不農民分兩份,城市人分一份;窮人分兩份,富人分一份。不然的話中國的經濟出問題了。

另外其它的一些學者包括茅于軾先生和官方馬健先生,還有中國官方中央的決策人這些經濟學者他們也提出來問題,他們說這個房地產問題現在是不能不解決,但是也不能解決了。長期這麼發展下去房地產崩潰,可是你要解決時中國財政就崩潰了。因為他們靠房地產賣地去賺錢。所以這個事情早解決也不行,晚解決也不行;快解決也不行,慢解決也不行,只能一點點試著來解決。而這個雙方都不能得罪,而且他們承認一點現在經濟上已經勾結的很緊密了,地方上的勢力已經非常強大了,中央政府沒辦法控制了。所以他們討論來討論去,就討論匯率制度時也說,這個東西也不能快的解決,你升值太快的話我們政府就垮掉了,因為你升值快了之後這個熱錢一看中國沒錢可賺了它就撤回去了,那撤回去了光剩人民幣了,外匯儲備就沒了,人民幣只有大幅度的貶值,中國經濟就崩潰了。

所以你不能讓外次撤,怎麼辦呢?就是緩慢的升值,給外國人有個預期讓他能賺錢,都讓海外的熱錢到我們中國賺錢來。這個時候美國的熱錢都跑中國來了,美國就沒有錢去建設了,所以美國經濟發展緩慢,我們顯得很強大,我們就有理由了。同時那些熱錢在中國能賺到一些錢,它不走我們人民幣就不會崩潰,這麼一點點預期這麼做著。寧可讓海外賺錢,就像慈禧講的寧與外邦不與家奴,就這樣的。所以中國政府最後形成一致的意見,就是會有大麻煩,但是我們還得頂著,我們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拖過我胡錦濤的任期胡錦濤就沒事了,反正後面怎麼樣,哪怕洪水滔天也跟我沒關了。

所以中國政府這是幾十年來他們第一次答出一個一致的意見,就是中國經濟會出現大麻煩,而且是不可收拾的一個大麻煩。所以在這點看,中國在未來的時候,中國整個的變化,經濟上崩潰的臨界點已經接近了,已經越來越接近了,馬上就到來了,而民眾經濟上的承受能力是越來越難以承受了,這在將來是非常大的一個問題。所以我一直認為在中國經濟問題最終矛盾激化之後就會轉成為一個政治問題,這個政治問題就要求政治方面變革,這種變革就會推動共產黨的下台。

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各位。

── 轉自《希望之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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