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月13日訊】

【黄花岗杂志編者按】雖然自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放閱讀以來，共產黨學者和國民黨學者猶如“趕集”似地穿梭在大陸、台灣和美國各地，他們的閱讀研究成果，更能夠在大陸和台灣通行無阻。但是，這篇文章，目前無論是在大陸和台灣都不能發表。本刊囿於這一實情，決定自本期起予以連載，請海內外的讀者給予關注。

作者：安長林 童瀟竹

第二篇《採訪錄》評點（下）（1）

看清蔣介石真面目的人

蔣早年好色孤僻

人物週刊：蔣介石有沒有可以圈點的政治智慧？

×××：蔣當然有他治國的理念，但不能說是什麼“政治智慧”。這個問題太大了，只能簡單地說一說。

外交上，他採取的是溫和的軟弱的路線，有時候，甚至是妥協路線。蔣介石也希望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是，他不是乾脆俐落地宣佈廢除，而是要和列強慢慢談；列強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們都知道，一直到抗戰後期，英美才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廢除了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對內，他本想推行一條改良主義的路線，主張“勞資合作，階級調和”。譬如，蔣多次提出，要“二五減租”，就是說，農民向地主交租，可以從原來的租額中減去25%。這是改良，不是革命。然而，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時候，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因為蔣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援。只有後來到了臺灣，臺灣的地主跟蔣介石他們沒有那麼深的聯繫，所以推行下去了，搞了土地改革，臺灣的經濟起飛與此大有關係。

點評﹕

在中共學者的這一部份答問中，就他批評和否定蔣介石的方式來說，應該說，也都是“溫和”的否定，但並非是“改良”式的否定。因為中共學者對蔣介石的否定，是絕不能妥協的。不過，雖然他要對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予以否定，卻又沒有象過去的共產黨學者那樣，用的是瘋狂辱罵和極力栽贓的“共產革命”方式。就此而論，中共學者的確是“進步”了。

所以，在本段一開場，他才會“溫和”地，卻又是十分“革命”地說道﹕“蔣當然有他治國的理念，但‘不能說是什麼政治智慧’。”一句話就把記者一心想探知的問題從根本上否定掉了！至於蔣介石有什麼樣的治國理念，他一字不說，因為他不願說，更不能說，因為蔣介石的治國理念一旦說出來，人民的眼睛就亮了，共產黨的麻煩就大了，中共學者也就要倒霉了！隨後，這位中共學者便舉了一些例子，用以證明蔣介石“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然而，細心的讀者，卻會從這些所謂沒有政治智慧的指責裏面，看到中共學者對蔣介石的種種批評、指責與否定，雖然實際上都與蔣介石有無政治智慧毫無關係，但卻一筆勾銷了辛亥之後，在中華民族之最為艱難的時代，蔣介石作為一個真正愛國領袖和卓越政治家的智慧和功績。

然而，蔣介石當真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嗎？我們還是從歷史的事實中，簡單地選出幾項來提出我們的詰問；然後，我們再就中共學者提出的，蔣介石“沒有政治智慧”的歷史例證，來逐一地予以批駁。

蔣介石究竟有沒有“政治智慧”？

其一、一九一七年，參加“護法”的蔣介石，曾向孫中山先生呈遞了一份“對北軍作戰計劃”，當時就獲得了孫中山先生的極大欣賞，也使孫中山先生看到了這個青年的進步前景。果不然的是，十年後，已經成為中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就是以這份十年前擬就的“對北軍作戰計劃”作為基礎，勝利地領導了一期北伐，不足十個月，就解放了南半個中國，這算不算得上是“政治智慧”呢？就不說後來孫中山先生在遭遇陳炯明叛變之前，蔣介石就早有所察，並數次提醒孫中山警惕；之後，則更是於患難中應孫中山先生之召喚，趕赴廣東，日夜守侯在孫中山先生的身邊，為孫中山“出謀劃策”。為此，孫中山曾對他評價說﹕“蔣君一人來此，籌策多中，不啻抵二萬援軍……”――要知道，上述這兩件事，可是十九年前，杭州大學歷史系主任楊樹標教授在《蔣介石傳》這本書中所“記述”的。

其二、本文（之一）在點評和注釋中早已提及，一九二三年，當孫文要派一個“最能幹的人”代表他去蘇俄考察時，這個被選中的最能幹的人，就是蔣介石。蔣介石非但不辱使命，而且正因為他有著卓越的政治智慧，所以，他才會在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考察蘇俄的短短數月中，立即發現蘇俄與其它帝國主義並無兩樣，甚至更具有危害性，對我――中國新疆、滿蒙、甚至是內地，都存染指之心，從而得出蘇俄乃是一個“事實與主義有別”的國家，不能不對之有所警惕和防備，從而使他回國後便開始反對“聯俄容共”，直至成為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看透前共產黨蘇聯的東方國家領袖（參閱本文之一註释）斥前蘇俄也是帝國主義的話，終於為後人所逐漸認知，甚至為五十年後，毛澤東在與前蘇聯鬧內訌中指責“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作了張本。蔣從此成為自由世界最堅定的反共領袖之一。直到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列國轟然而垮之後，以至今日，我們再來回首近九十年前蔣介石對前蘇俄的政治預言和政治判斷，我們還能夠說蔣介石“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嗎？

其三、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在“復辟有軍、革命無兵”，孫中山反復闢“計無所出”之時，由於前蘇俄聯絡中國南北兩軍閥以圖染指中國而不得，列寧終於指示俄黨一次又一次地找上門來，先是要求中國的國民黨改名為共產黨，以成為第三共產國際共產黨的一部份；繼則要求中國的國民黨和他們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國的共產黨實行“國共合作”（注一）。全體參加國民黨，參加中國國民革命，圖謀分裂國民黨和誘變中國國民革命為中國共產革命（注二）。此前，正值陳炯明叛變，給孫中山、更為中國的國民革命帶來了巨大的、甚至是毀滅性的災難。對此，孫中山自己形容說，他“就象一個溺水的人，突然看見漂來了一根稻草，他便抓住了它”（註三）――由此，孫中山為權宜之計，而決策了聯俄容共的險招。從此，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陣營之內部，開始險象環生。作為中國國民黨的後起之輩，和中國國民革命陣營中的重要一員，在孫中山在世之日，蔣已經明言呈告孫中山和廖仲凱等黨的領袖們，深謂“聯俄容共”之不可行，因未獲重視，乃幾次去職返家，以避其亂；後經孫中山一再派戴季陶等人赴浙請歸，蔣才答應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一職，從此在廣州“赤色陰謀”迭逞的歲月里，一邊“專心辦理軍校”，以為中國國民革命培養一支真正的革命軍隊，連十九年前的大陸學者楊樹標教授也贊揚他將黃埔軍校辦得“虎虎有生氣”（註四），一邊則對甚囂塵上的蘇俄顧問、頭腦發昏的黨內左派和欲望熾烈、陰謀不斷的共產黨徒，採取“克己復禮”之策，即便因領導兩次東征和两次平息叛亂而功勛卓著，蘇聯顧問、黨內左派和共產黨徒已經開始公開辱罵他為“新軍閥”，他也“不置一詞”，凡事皆以忍字當頭，其心心念念全在培養黃埔軍人和為“北伐打倒軍閥”的準備上。

孫中山先生辭世之後，雖然“夸夫死權”的汪精衛，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挑唆下，志在奪取蔣在廣東革命政府中的政治軍事權力，蒋居然能“屈己從汪”，不僅將最高權位統統讓給汪，而且願意接受汪的領導，只要汪不会損害國民革命的利益，他便無任何怨言。他之“克己復禮”的政治智慧，幾乎做到了極處。直到蘇俄顧問、共產黨徒、國民黨左派和汪精卫本人，非要置他於死地，甚至要把他劫持送往俄國海参威，他才在中國國民黨、特別是中國國民革命之巨大危機當口，利用蘇俄顧問和共產黨發動的中山艦事件，決然反戈一擊。此後，參加了蘇聯顧問和共產黨陰謀的汪精衛只好引咎辭職，再次怏怏出國；贏得了中山艦事件的蔣介石，立即發佈了“整頓黨務案”，奪回了大部份已經被蘇聯顧問和共產黨所劫奪的權力（註釋），並考慮到只要一日不發動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在廣東，纏繞在國民黨這根軀幹上的共產黨，就絕無消停之日。於是“整理黨務案”發佈不及三月，蔣介石就已經在廣州誓師“北伐”了！

此後，不論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在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的征途上，埋設了多少的暗礁，也不問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在北伐已經勝利的後方，煽起了幾多要變國民革命成果為共產革命廢墟的毒焰，蔣介石始終穩扎穩打，步步為營。他因及早識破蘇俄和共產黨的陰謀，而能夠因勢利導；亦能在共產黨對本黨的一再挑撥離間之中，該忍者忍，該讓者讓，被迫下野之時則立即下野；為完成北伐統一中國，理當復職之時，則立即復職。總其前後不過兩年，即領導完成兩期北伐，重建了中華民國南京政府，開創了“第二共和”，促使了東北易幟，初步地統一了中華民國，在辛亥以來中國人民志在“走向共和”的艱難道路上，贏得了大大的一步勝利……。

蔣介石當真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嗎？如果確如這位中共學者所言，在廣東處於劣勢的蔣介石，特別是處於劣勢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又怎麼能夠及早地擺脫蘇俄和中共的陰謀破壞，而在短短的兩年之中，就領導新一輪的中國國民革命走向了決定性的成功呢？

其四、創始了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雖然贏得了辛亥之後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張勛復辟滿清和北洋軍閥“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的大勝利，但是，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南京國民政府重建，到一九四九年四月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在國共內戰中被打垮，其間二十二年，可謂“無一年、一月、一日無槍聲”。

一九二七春，被共產黨又一次從國外請回來分裂國民黨的汪精衛，與國民黨內的“親俄親共派”一起，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迅速製造了“寧漢分裂”即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裂，使正要橫掃中原的北伐軍不得不停滯不前。（註五）

一九二七年夏始，二期北伐第一次出師未捷之時，中共就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在北伐已經成功的南中國，發動了南昌暴動和一百餘次農村造反，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就是它的代表作之一。

一九二九年，“軍閥殘餘之殘餘”（陳獨秀語）又聯合新軍閥、野心家和陰謀家，一起發起了一系列旨在反對蔣介石和背叛南京國民政府的內戰；李、馮、閻甚至與由遭失敗的汪精衛聯合起來，妄圖另建中央政府；閻錫山甚至已經選定“九月九日九時九分九秒”於太原宣布擔任新的國民政府主席。新舊軍閥所發動的歷次叛亂戰爭，特別是中原大戰，雖然為蔣所一一蕩平，但是，正是因為他們的叛亂戰爭，才給中共得以機遇（註六），並因此而在南中國偏遠落後的農村，在他們的“父親”――斯大林，和他們的“祖國”――前蘇聯的命令和指揮下，為“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而在全中國發動武裝暴動；為顛覆“第二共和”的中華民國，而篡立了俄屬“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从此，中國的共產黨為“保衛蘇聯”而戰，蔣介石則開始為“保衛中國”而戰。他錯了嗎？他失去了起碼的智慧嗎？

然而，正是極富政治智慧的蔣介石，才在中原大戰剛獲勝利的前線，於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二日發給國民黨中央的戰報中即明確說道﹕“洪水猛獸之中國共產黨，復乘我國家多事之秋，肆行勾結，日事蔓延，已寢成燎原之勢，以成為全國大患”；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蔣介石又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滅赤報告”中，不僅歷數中共於江西等地燒殺擄掠的罪行，而且鄭重地告誡他的黨人和國人說﹕“今日時局之危殆，禍機之慘烈，殆十倍於咸同之世……設長此以往，全國國民不再奮起，一致引撲滅赤匪為己任，則新中國未來之生命，必將如赤色帝國主義之願望而中斷。”……

正是蔣介石的政治智慧，才促使國民政府立即決策並堅持了“剿匪”的正確方針。因為，這一股赤匪，“非國家，無民族”，甚至公開出賣民族和國家。剿滅他們，非但不象中共學者所定性的，是謂“大罪”，而是“大功”。二十年後，這股赤匪終於因日本侵略而坐大，其篡政建國，殘民以逞之種種，實為“史无前例、罊竹難書”。於是，六十年間，中國人民所遭遇的生靈涂炭，遂完全證明了蔣介石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和遠大的政治眼光……。

其五、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當天，蔣介石就在他的日記中預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其後，蔣介石領導中國人民獨立抗戰整整四年半，所謂“敵有人助，我無人援”，其艱難困苦，何人可诉？但是，日本轟炸珍珠港當日，蔣介石就立即致電美國羅斯福總統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告之必須迅速建立國際反法西斯聯盟，才能夠打贏這一場反對法西斯的世界戰爭。他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運作的能力，又一次得到了極大的證明。美、英立即接受了他的建議，於是，我中華民國成了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成了聯合國成立宣言的三大起草國之一。以至今日，中國在聯合國裏的正式名稱，還是“中華民國”。特別是蔣介石領導中國人民抗日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和特殊貢獻，又使蔣介石成為包括東南亞印、緬諸國在內的“中國戰區總司令”。中國自此一改屈辱的近代歷史，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領袖國……。2005年由云南電視台攝制的記錄片“中國遠征軍”，就將蔣介石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決策建立“中國遠征軍”的政治智慧，和“中國遠征軍”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所贏得的驕傲，委實是處處蕭灑道來，在在激勵人心。

其六、蔣介石的政治智慧奠定了我们大中华民国“衛國戰爭”的辉煌勝利，奠定了中華民國在現代世界上的榮譽和地位，实现了“廢除不平等條約乃是中國國民革命成功之第一個標幟”这一痛苦而又伟大的民族解放愿望。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蔣介石不失時機地要求昔日的英美荷等列強廢除對中國所制定的所有不平等條約，重建平等新約――他成功了，中國成功了！一九四三年二月，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簽字廢約的消息傳到陪都重慶時，重慶人民一連數日載歌載舞，歡慶“廢約”。一九九五年，由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聘請二十多為歷史學者所攥寫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則將蔣介石的政治智慧，盡情地予以了描述后贊揚。

…………

蔣介石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嗎？蔣介石只是一個政治無能嗎？蔣介石就這樣地令中共的這位學者看不上眼嗎？

也許，中共學者作為一九四九年那個勝利者的御用文人，而不得不如此地貶抑蔣介石，我們也能理解。但是，中共學者作為第一個被當今台灣國民黨和蔣宋兩家後人邀請去美國閱讀蔣介石日記者，他在讀飽了蔣介石的日記之後，還要指斥蔣介石“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我們只能說，作為歷史學者的這位中共御用文人，你是不是也太勢利了一點呢？別忘了，你畢竟是一位歷史學者，真實的歷史才是你研究的對象，骯髒的現實則不應該是你政治的依靠。如果你只想維護眼下的共產黨，一心要推翻你不應該推翻的歷史人物；或曰只想同流合污於今日的黑暗現狀，便要否定曾經光芒四射的時代；那麼，未來的光明歷史，就一定要象推翻今天的黑暗現實一樣來推翻你。當今中共的文人學者們啊，還是淡泊一點地好。

我們還需要將蔣介石有無政治智慧這個本不應該有的題目，繼續辨析下去嗎？

沒有必要了吧？

但是，我們還想簡單提及的是，閱讀了大量蔣介石日記的中共學者，如此地指斥和否定蔣介石“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其實也沒有錯。因為，“政治智慧”這個詞，在共產黨及其御用文人學者那裏，即等同於“政治陰謀”、“政治詭計”和“政治伎倆”。若再說得乾脆一些，就是無時不用的“革命兩手”即“陰陽兩謀”，無時不在實行的“統戰欺騙”即“挖心戰術”。僅就國共兩黨的歷史而言，則迄今未已的是，該有多少國民黨人，在中共的上述“政治智慧”的進攻之下，一次又一次地上了當，受了騙，做了可憐甚至是“得意”的俘虜呢？連當年的蔣介石本人也未能夠全免。

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則中共學者指斥和否定蔣介石“說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倒是說得挺“地道”的。（待續）

註釋：

註一：參閱北大李玉貞譯著：《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臺灣東大圖書公司。

註二：參閱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一章。

註三：孫中山接受英國記者亞瑟.索朗姆採訪錄。

註四：參閱楊樹標：《蔣介石傳》，1991，北京團結出版社。

註五：1926年11月中共中央決議：“迎汪複職，以與蔣分權”。

註六：參閱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出版。編者注）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