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2月22日訊】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一個階級還在襁褓中嗷嗷待哺之時，就被全世界賦予了承擔中國社會轉型的時代重任，這個階級就是中國的中產階級。在中國，由於“中產階級研究”這個領域有“紅頂子”介入，在國內牽涉到政治上是否正確，在國際社會則涉及到研究者對華是否友好的重大立場，所以中產階級的研究多少變得有點離奇，

離奇之一： 是中產階級的數量增長被按年份定了階段性指標。 2004年時，定下的中產家庭經濟指標是家庭年收入1萬至5萬美元（8萬至40 萬人民幣）左右，以此標準推算，到2010年時中產階級佔中國總人口比例將達多少，於是中國人皆中產。為中國中產階級定指標的機構，既有一些當仁不讓者，如中國社科院這類中國政府的智囊機構不斷發佈各種數據，在《200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和預測》指出，當時中產階級人數佔總體人口的15％左右，但以後每年以一個百分點的速度擴大規模，按其預估的“計劃”，到2010年增長為23％。

也有一些外國的諮詢公司，出於至今外人無從推測其詳的原因，對中國中產階級的前景做了最樂觀的預測。其中的代表作是法國巴黎百富勤公司的一項測算。這項測算認為，2002年中國達到中等收入階層標準的家庭為5,000萬個，家庭平均年收入為7.5萬元，家庭平均擁有31萬元資產。而到2010年，以上數字均將翻番，即達到標準的家庭總數達1億個，戶均收入為15萬元，戶均擁有資產達62萬元。最讓人摸不清的是，該測算的“資產”範圍不明，未說明是否含有房產在內。

至於中產階級買房時付房款是動用全家親屬的援助還是家庭自付，以及中產家庭收支狀況，收入與通脹率的關係，這些並不在計算當中。這種指標只考慮名義貨幣收入的增長，根本不考慮貨幣實際購買力的下降。現在2010年行將結束，如果有人較起真來，要去問法國百富勤公司當年的測算為何如此離譜，猜想這家公司的辯解一定是沒想到後來的房價瘋漲，造成“一套住房消滅了一戶中產階級”的狀況。

離奇之二： 是在中國這個民眾政治權利乃至自組織能力都被嚴重剝奪的國度裡，中產階級被賦予了推進民主化進程的重大政治責任。一些人不考慮中國的政治制度環境，想當然地認為中產階級數量上壯大之後，就會自然而然地獲得政治權利，並以自身的影響力消解暴民意識，徹底告別在中國有千餘年曆史的暴力革命，最後促使中國和平完成民主化進程。至於民主化的具體過程要歷經何種艱辛（比如要怎樣才能迫使當權者坐下來談判），中產階級要怎樣才能養成參與政治活動所必須的自組織能力並形成壓力集團等問題，不僅中產階級自身無法探討，學界也假裝忘記了“英國光榮革命”是英國紳士與資產階級用“劍對劍”的方式“談”出來的。所有這些研究與預測造成的印像是：只要中產階級隊伍壯大了，民主化進程就會在一片和諧中降臨中國。

對這一理論，中國學界在2005年以前充滿自信。中產階級本人的信心風帆也被這些鋪天蓋地的言論鼓得滿滿的。在那段時期內――當時房價還未瘋漲，中國也處在少見的物價平穩階段，國內媒體上有關中產階級的話題鋪天蓋地，但這些文章並未去討論中產階級要如何才能獲得政治參與權，而是浸淫於討論中產階級應該具有何種消費品味。印象最深的一條消息是某時尚雜誌對北京某外企一位女高管的採訪。那位女高管說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由三個櫃組成：衣櫃是燕莎，化裝櫃是某高級美容中心，餐櫃分早中晚，輪流在幾家高級餐廳就餐。當時看了這文章後，我感覺不是這位女高管對“中產“有錯位理解，就是媒體錯將富豪當中產，因為她的生活方式遠非中產能夠企及，只有超級時尚富豪才能親嘗。

隨著中產階級在中國的地位變得越來越不妙，望著那越來越高、不可企及的房價，摸摸被通脹消蝕、日漸癟下去的錢包，再加上外企撤資等因素造成一些中產失業，大多數中產階級成員開始感到自己象撐開降落傘從高空跳下的人，不知道何時才能平安著地。大約從2007年開始，討論中產階級消費品味的文章從媒體消失，代之以各種中產階級的度日艱難詠嘆調，媒體上有關中產的標題變成了“焦慮的中產”、“一個中產主婦的帳本”，“中產階級的自救與他救”。到今年則變成“中產萬稅”，其惶惑與困頓已躍然紙上。

不過，在中國中產階級疲憊惶惑深感前途渺茫之時，外國一些諮詢公司與學者還在北京的窗戶前多情地重彈舊曲，比如美國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問題學者李成便堅定地相信，“迅速湧現並呈爆炸性增長的中國中產階級將會對中國的發展產生顯著的影響”，代替中國的中產階級闡發歷史責任感。

（下篇討論中國中產階級的現狀）

转自作者VOA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