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2月17日訊】朋友登門質問：為何不接電話？我忙解釋，是因為電話被騷擾，並說明電話遭遇竊聽和盜用的過程

（一）關於電話竊聽

異見人士電話被竊聽已是圈內共識，最近我的遭遇更是明顯，台灣兩位記者要到我家走訪，事先兩次電話告知8月30日下午四點抵達機場，就在這天上午電話開始被騷擾，座機和手機，輪番作響，每小時百次以上，晚間與客人一起吃飯，騷擾聲不斷，飯桌上討論，肯定是因為電話被竊聽了，這次客人來訪，除了電話講過，是無人知曉的。

我是《中國城市經濟學會》理事，電話通知我10月23日去河南開會，反覆催促，我也打電話去問上海、北京的朋友，是否去河南聚一下？純是學術界的朋友，討論學術問題，大概竊聽者，只知“聚會”，不知學術，10月21日（聚會前兩天）開始出現每天電話密集騷擾。

11月5日，下午5點，自由亞洲電臺進行電話採訪，正通話中，劇烈振鈴聲，打斷談話，（一般通話中是聽不到振鈴聲的）五分鐘後繼續採訪，再次被打斷，這是實時竊聽，實時干擾。

德國電影《竊聽風暴》描寫二十多年前，極權下的東德，官方對異見人士電話的竊聽，其中人物、情節十分感人，結果獲得奧斯卡大獎。不知中國特色的竊聽何時搬上銀幕？

（二）幾年來的電話騷擾

2006年我去北京準備六四到廣場悼念英烈，結果被警方押回濟南。從6月5日份開始了電話騷擾，最初是晝夜不停，後來改在公務員作息時間，從早8到晚6延續近四個月，中午和節假日都有休息。雖然煩人，但還講點人性，多數時間晚上可以睡覺，發出騷擾信號的是三個手機號碼（見我的：《電話騷擾遭遇記》）。當時和我同步受到騷擾的是山東大學李昌玉老師。

今年電話騷擾更為頻繁，而且花樣百出：四年前的騷擾，都是發自三個手機號，只是振鈴而已，今年8月底發來的騷擾，來自約一百個座機號，而且播放的是法輪功的宣講稿，來自近二十個城市，騷擾電話多是晝夜不停。

有人說關了電話不就沒有干擾了麼，但是沒有電話對一個家庭會帶來多大的不方便？急事不能告知，不能轉達。現代社會電話是最簡便、快捷的通訊手段，我為何要放棄通訊自由權利？這是寫在憲法中的權利。我告到公安、找到通信公司，都無功而返，只能訴諸網絡，一篇是《涉及12個城市的電話騷擾》（後來又增加了一些城市），另一篇是《電話騷擾疑似栽贓法輪功》。這次騷擾的特點是，多方位、多種形式，大量都是座機發出的。

（三）盜用我的手機號發送假信息

10月16日兩位香港記者，電話約定中午12點來訪，在他們到前兩個小時，警車開到我家門口，我被傳喚到派出所，名目是：“擾亂公共秩序”（指10月8號集體慶祝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活動），在這之前為了同樣“名目”，我已被 “傳喚”三個多小時，這次“傳喚”純是閒聊，明顯在拖延時間，他們想讓香港記者在我家空呆了幾個小時。

這次剛進派出所他們就要搶我手機，我據理抗爭，爭奪之間，達成協議，我把手機放在桌子上。後來他們竟趁我不備，將手機拿走，我發現後向他們索取，說鎖進保險箱了，管保險箱的人不在，一直拖到晚上六點我回家，才知道警方利用掠走的手機，給香港記者發短信說：“我在警車上，不能用手機通話，汽車正朝青島方向前進”暗示孫文廣離開了濟南，讓香港記者不要再等了。後來我就此詢問維權律師倪文華先生，他說，盜用你的姓名用手機向外發虛假短信，是侵犯你的“姓名權”，可以提告到法院。

我保留提告的權利，但是也相信現在的司法體制下，是告不出結果的。

他們扣我手機，不但發了虛假短信，還從我手機中掠取了通信錄。後來我接到的騷擾電話，幾乎全是來自我手機通訊錄中的號碼，其中有深圳周老師的電話，問他，他說，已經半年沒有給我打電話了。後來的騷擾電話，很多是來自香港楊先生（記者）的電話號碼（0196852202）。

在長達4年多的時間裏，我受過無數次的電話騷擾，我曾經向警方報案，今年10月間，我還曾給公安部長寫過信但都猶如石沉大海，電話的竊聽、騷擾、盜用，依舊進行，在一個國家如果執法單位，知法犯法，那還有甚麼司法正義呢？

我再把遭到的電話侵權過程公諸於眾，是想讓大家見識一下當局的作為，也想讓更多同道了解真相，以做交流，以做防備。這種騷擾案例，報導不多，也許是山東特產，我希望不要擴散。

2010年12月16日於山東大學

電話：13655317356 0531-88365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