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1月26日訊】法國工人長達數週的大罷工，被全球媒體注目。電視畫面上，巴黎示威者投擲石塊，砸毀店舖，甚至放火燒車輛，在火光和濃煙中，跟手持盾牌的警察對抗，那場面簡直像一個戰場。

法國人罷工和街頭鬧事，已不是新聞，過去時有發生。這次，則是因為法國政府要改革退休金制度，把退休年齡推遲到62歲。法國工會認為這損害工人利益（等於晚拿兩年的退休金），所以組織罷工抗議。很多還沒找到工作的年輕人，也被煽動去遊行抗議，說是為將來著想。有評論嘲諷說，法國青年真是“浪漫”，還沒找到工作，就先為“退休”示威。

法國人的法定退休年齡原是65歲，左翼密特朗總統執政時，為取悅工會等，把它減至60歲。這次右翼的薩科奇政府又要改回去（取中間值，只改到62歲），因為法國的“國家退休基金”即將破產，而不得不採取這個措施。這並不是法國工人的健康程度提高，可以晚退休，而是政府用拒付兩年退休金的方式，來解決財政危機。

西方退休金制度要破產

西方工業國家，幾乎都實行這種退休金制度，美國稱之為“社會安全基金”（social security）。所謂退休金，實質上是自己的錢，只不過事先被政府從工資中強行扣出（一定比例），退休後，政府再每月付給，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但這種退休金制度，普遍遇到了麻煩。原因跟法國大同小異：人的平均壽命延長，拿到退休金的年頭增多，工作的年輕人（供養退休者）比例下降，導致“退休基金”入不敷出。像法國的退休基金近年就一直虧損，按法國政府的預估，到2018年就將“破產”。

美國的情況比法國好一點點，因美國的生育率仍維持在2.09（歐洲平均只有1.47，日本不到1.3），即平均一對夫婦有兩個多一點的孩子，所以美國的人口（年輕人）仍在增加。但即使如此，美國的社保基金也面臨危機，預計到2042年將破產。

所謂破產，就是進來的錢沒有付出的多，難以為繼。在1950年，在西方國家平均大約是七個工作的人（用事先繳納的社保基金）“供養”一個退休老人。現在，則變成只有四個年輕人養一個老人（2040年會變成2比1）。而二戰後“嬰兒潮”時期（1946-1964年間）出生的約八千萬美國人口已開始步入退休年齡，使養老金缺口問題更雪上加霜。

面對這種困境，西方國家的普遍應對之策是“法國式”，即延長退休年齡。美國的正式退休年齡已延至67歲，屆時才可拿到全額退休金。法國這次延至62歲，才是歐盟國家退休年齡的平均值。但即使這樣延個幾歲，也無法根本解決問題。因為這種退休金制度的建立，從技術和理念上來說，都有錯誤。

不再“人生七十古來稀”

首先，從技術層面來說，當初設退休基金時，沒有想像到人的平均壽命會如此延長。例如1935年美國建立“社保基金”時，美國人的平均壽命才62歲，而現在已達78歲﹔法國更高，已至81.5歲。而且隨著醫療和生活等各方面的進步，人的壽命越來越長。據專家預測，到本世紀末，人們高壽100歲，就像今天活到70歲一樣平常。當年杜甫的“人生七十古來稀”，白居易的“世間七十老人稀”，都已成為歷史。

老齡化和養老金增高，已成為政府開支的沉重負擔。例如美國三十年代設立退休基金時，其費用在GDP中只佔0.2％。現已增至佔7％，等於過去75年增加了35倍！專家預測，很快會佔GDP的10％以上。面對這種趨勢，無論怎麼延遲退休年齡，都難以根本性解決問題﹔同時又不可能把退休年齡推遲到七、八十歲以後。

所以說，從技術操作層面，這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現在西方政府，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上臺，都喊“退休基金”再不改革，就將破產﹔可誰都改不動，就是因為它沒法根本性改造，因為它從設立開始有隱患無窮。

政府越大，效率越低

從理念層面來看，這種退休金制度，是國家冒充上帝，把個人應對自己負的責任轉到政府身上。政府不生產金錢和財富，於是把責任再轉嫁到他人頭上。這是奠定社會主義思維的根基之一。

在二十世紀之前，美國人的觀念中，根本沒有甚麼“社保（社會保障）”概念。人的退休養老等，被視為“個人責任”而不是社會責任。個人應對自己負責，為自己的生活未雨綢繆、作出預設安排﹔這是人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任的一部分。美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安蘭德（Ayn Rand）早就強調，人跟動物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人”能想到明天，懂得要在創造今天的生活必需品的同時，為明天的安身立命做準備，而不是得過且過，隨遇而“活”。所以對自己老年退休後的生活等，事先就應自己籌謀，包括儲蓄、節儉、投資等等。美國人的這種“自助理念”，使美國社會相當強調個人自助。對於殘障和因各種原因而無法自助的人，無數的個人和社會上的慈善機構會提供幫助。政府只是提供一些相關的扶貧法律，扮演很微弱的角色。

但到了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在俄國興起，群體主義思潮蔓延到美國等西方知識界時，信奉大政府的烏託邦成為知識人的時髦和標誌。恰恰在這個關鍵時刻，美國爆發了一場經濟危機，左翼的羅斯福政府，乘機擴大政府權力，推行社會主義政策。例如美國的社安基金、福利制度、國營化等，幾乎都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

原來強調的個人對自己負責的觀點越來越由於政府的包攬而被改變。政府建立了龐大的福利制度，把人從搖籃到墳墓全都“包”了起來。結果越管越大，越管越糟。它不僅促使相當一部分人越來越依賴政府，越來越放棄對自己的責任，更導致政府規模和權力的無限擴大，其前景是災難性的——說共產主義是建立在同樣思維基礎之上並不誇張。

退休福利導致“兩高一低”

退休金制度的建立，至少導致“兩高一低”：一高是，人們追求早退休，以便從國家獲得更多的退休金。例如美國加州，州府公職人員的退休年齡，居然在工會等左派勢力迫使下，被推前到50歲。可想而知，加州的退休基金，怎麼不會被掏空，經濟怎麼能不崩潰。再加上大量非法移民湧入加州，也享受許多福利，所以加州的破產，幾乎是注定的了。只要有縱容懶惰的福利制度，就有人要鑽空子，靠“吃”其他勤勞者的稅款而活。

第二個“高”是，政府乘機擴大權力，高支出，高浪費，高度官僚主義。有了龐大退休基金，政府就要設立各種管理分配機構，滋養出更多的官僚衙門。同時政府更有機會擴大開銷，甚至在財政赤字下運作（美國的赤字已是天文數字，超過以往歷屆政府的總和）。而如果沒有這些龐大退休基金可挪用，政府寅年吃卯年的糧，到哪裏去找？幾乎難以操作。

另外“一低”是，退休金和福利制度降低整個社會的競爭力和進步。因政府強行從個人工資中扣去的社保基金，不是被國家挪用揮霍，就是通過福利制度天女散“錢”養懶漢。而這些資金，如由這些創造者自行支配，投資或建廠等，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促進整個社會的繁榮。

美國卡託（Cato）研究所“社保選擇”項目主任希普曼（William Shipman）最近在《華爾街日報》的“把社保基金私有化”文章中說，一對美國夫婦工作了45年後，在2009年66歲時退休了。他們的退休金如不被政府扣去掌控，而由他們自己投放股市（買共同基金），退休時他們將拿到（扣掉管理費等）855,175美元，幾乎是百萬富翁了。即使2008年美國股票大跌37%，他們股票的年回報率還有6.75%，仍比從政府的退休基金拿到的錢多了75%。而2008年那次美國股票大跌，是過去七十年才遇到一次的。

全球的“社會主義病”

政府強行扣下退休金等福利制度，不僅扼殺創造者，更製造了無數寄生虫﹔他們本應通過自己的勞動，過上比領救濟金更富裕的生活，而且更有做人的尊嚴。所以，鼓勵福利制度，不僅是鼓勵懶惰，更是在美麗的口號下扼殺人的尊嚴——讓人像動物一樣賴活著，讓人喪失對自己負責的能力。

福利和退休金制度出現的二十世紀，是政府要包攬人生、扮演上帝的世紀﹔是知識精英們蔑視大眾的能力（沒有政府管著，你們老了就都得餓死），要扮演救世主，政府與經濟一體的“政經合一”，制度性地控制人們生活、甚至命運的烏託邦體現。

雖然退休金和福利制度在技術和理念層面都有嚴重的弊端，但改革起來非常困難。因為所有社會主義政策，往往都是確立容易、拿掉難，一要取消，既得利益者就會大鬧天宮。這次法國只是把退休年齡推遲兩歲，就鬧得整個法蘭西不得安寧。

八十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跟美國里根總統聯手推行私有化、市場化，全面經濟改革，但是退休金制度，也無法根本撼動。今天，它更發展為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病”。最近美國上屆總統布希出版了回憶錄，其中認為，他兩屆八年執政的最大失誤，是沒有根本改革“社保基金”。人類在二十世紀基本解決了政教合一，在本世紀，會解決掉“政經合一”嗎？

——原載《看》雙週刊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