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21日訊】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前夕，美國CNN對溫相的采訪將海內外對中國政改的期盼推到了最高潮，一些聲望卓著的媒體甚至預言政改將成為五中全會的主要話題。18日發布的中共五中全會公報讓人們的期盼降到了冰點，在長達4,700字的全會公報裡，雖然指出“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但對政改卻只在“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這句之後含義不明地泛泛提及：“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一切都證明，從8月下旬以來的政改期盼，與其說是中國的政治動向，不如說是中國國內及國際社會都需要這一帖精神安慰劑。
溫相政改談話師法鄧、江、朱等政治前輩
其實，只要了解中共的政治邏輯，五中全會這個結果一點也不意外。因為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改革幾乎都是危機推進型，只有當局者感到不變革無以求存之時，改革才會來臨。就中國現在的整體情況而言，社會矛盾雖然日趨激烈，全國群體性事件蜂起。但由於民眾缺乏自組織能力與有效的抗爭手段，這些規模大小不一的社會反抗基本上都被地方政府有效地遏制或消彌。只要在剛性維穩手段還有效的情況下，所有削弱現行統治、擴大民眾政治參與權利的政治改革，如新聞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當局絕對不會讓步。
這一切都是極權統治的邏輯所決定的。因為極權統治從誕生之日開始，就依靠暴力（槍杆子）與謊言（宣傳）維持，目前可見的事實是：當局正在投入天價維穩費用加強暴力統治，控制互聯網，還推行大外宣計劃，將粉飾宣傳擴展至世界範圍內。也就是說，只要政府的財力能夠維持這種剛性穩定，政治控制只會越來越嚴苛。除了發生嚴重的財政危機，政府維穩的物質手段枯竭，屆時中國當局也許會考慮政改圖存大計。
溫家寶總理放言政改，表示對普世價值的向往，其實是他在任上經常做的課堂作業。這類話並非只有他一個人在言說，幾乎是歷屆領導人都說過。從鄧小平歷經江朱再到胡溫，除了胡錦濤之外，其余幾位領導人都曾先後在各種場合表過對民主與法制的重視與向往。即使是政治強人鄧小平，都曾說過“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1978年）只有胡錦濤言行一致，參觀西柏坡、回延安、反對顏色革命，公開拒絕西方式民主政治，
其實，西方社會在炒做中國政改這個話題上是隔上一兩年就來上一輪。比溫家寶更能激起西方社會認同與遐想的是江朱兩位。江澤民1997年深秋夜訪白宮，見到克林頓遞給他的林肯親筆書寫的《葛底斯堡演說》原稿，非常高興地用英語大聲朗讀。此舉贏得了美國人的普遍好感，幾乎以為他認同了美國的價值觀。鐵腕總理朱镕基那充滿豪情的話語，如“反腐敗要先打老虎後打狼，對老虎絕不能姑息養奸，准備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卻換來國家的長久穩定發展和老百姓對我們事業的信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這些話不僅深深感動了國內人民，還使港澳台與國際社會對他充滿了無限美好的憧憬。
為什麼人們需要政改做為精神安慰劑？
無論從質還是量上，溫家寶的有關民主與政改的言論都沒有超出他的政治前輩。但溫相從8月份以來激起的政改討論，以及國內外對他的期盼之高卻遠遠超過他的政治前輩。無論是國內的擁溫政改派，還是國際上那些見多識廣的媒體，都罔顧一個事實：胡溫即將卸任，這種看守政府基本不可能再有大張旗鼓從事改革的可能，因為執政的時間表不允許。卸任者與接任者都需要在穩定中交接，這是政治常識
為什麼在社會矛盾日益激烈，政府維穩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人們對中共政府自覺啟動政改的期盼反而日益強烈？我想這是出於以下兩個原因：
於中國國內公眾而言，主要是出於人們對現存政治狀態極度絕望，普遍產生政治乏力感。人們找不到任何有效途徑減緩社會矛盾，並改善其生存處境。在生態危機日益逼近，精英階層移居他國者越來越多之時，頭腦清醒一點的人已經看到危機在日益逼近。由於當局想盡一切辦法剝奪公眾的自組織能力，導致整個社會有如一盤散沙，人們只能寄希望於壟斷一切資源的執政者能夠高尚一次，考量國家利益與中華民族的前途，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以此為契機，解決各種社會矛盾，讓中國避免再次遭到暴力革命的傾覆之災。
於國際社會而言，這些年來的一個共同願望是希望中國穩定。隨著中國經濟奇跡掩蓋之下的各種問題浮出水面，國際社會還看到：通過國際規則約束中國，使之成為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幾乎是個幻想。他們普遍擔心中國崩潰後對國際秩序造成的強烈破壞與難民潮（目前的移民已使歐美各國感到極大壓力）。與中國政府對內宣傳的完全相反，國際社會其實並不存在一個希望中國崩潰的“反華勢力”。
問題是：中國政府早已成了一個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任何民眾希望的改革都需要政治精英們放棄自己的利益，這就使得改革在民眾與政府之間成了與虎謀皮的關系。
高層為何沒有政改動力？
中共高層沒有政改動力，出於以下原因：第一，他們堅信通過暴力可控制局面；第二，同舟共濟之利益考量。中共黨內所謂“派系鬥爭”歷來是海外炒作熱點。但事實並不像外界猜想的那樣激烈。在利益分屬上，中共黨內毫無疑問有派系。但既然同坐一條船，船長、大副與水手們還是知道鬥爭分寸：內部小打小鬧可以，鬧到翻船對誰都沒好處。
根據這些年的精英動向，可按其利益來源和其個人未來布局大致劃分為“扎根派”與“出走派”。出走派多是政府部門中與經濟沾邊的官員，這些人不少已經將親屬移民海外，公布的118萬裸官並非全部，還有不少屬於“現在進行時”；扎根派則多屬相對而言的清水衙門官員，以及軍、警、國安部門、宣傳部門。這些官員既無足夠財力與意願移民，就只能選擇堅守。軍、警、國安及宣傳部門官員撈錢的機會遠低於金融、國土及國企官員，職司所在又是維穩，是堅守派中的蠻干群體。但這兩派有共同利益，即維持穩定，只是目的不同。出走派希望藉穩定獲得更多機會撈錢，扎根派則是為了維持長久統治，擔心失去政權會遭到政治清算與經濟清算。目前不成氣候的政治反對力量之“不清算”保證，在富有統治經驗的中共眼中，有如小兒戲語。因為任何政治和解都是通過力的訴求得在達成。即使流血最少的英國光榮革命，也是英國紳士們依靠劍與劍的談判達成的。
政改期望的邊際效益遞減
長期生活在專制政治之下，中國人自然難免懷抱聖君賢相情結。這種情結在90年代的具體表現是“中央領導好，地方官員壞”，“中央的好經叫地方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面對現實中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的失業及基層政權的黑惡化趨勢，人們亟盼明君出現。
由於中國當局在近十余年以來的政治信用越來越差，公眾對政府的政治期望已陷入邊際效益遞減狀態：1978年改革啟動之時，人們熱切期望鄧小平能夠引領中國進入新時代；1989年六四以後，鄧小平因背負六四屠城之責，國人期盼江澤民不做兒皇帝的那一天會有大的改革動作；江澤民任內，政府貪腐橫行（諺雲“江澤民的改革讓官員成了百萬富翁”），人們對鐵腕總理朱镕基寄予了無限期望，希望他能力挽狂瀾；到江時代末期，國人開始想“胡哥”盼“胡哥”，如大旱盼雲霓；等到胡溫上位後，胡的平庸被視為胸有韜略、深藏不露，胡朝拜西柏坡、回延安等政治意涵極強的舉動都被一些人解讀為江澤民勢力壓制胡，胡被迫采取的韜光養晦策略。網友們通過熱愛“什錦八寶飯”（溫家寶被昵稱為“寶寶”）這一詞，表達對“胡溫新政”的無限希望――在改革以來的幾代領導人裡面，胡溫最幸運，因為民眾寄望最長，直到這次五中全會公報發表之後，海內外才算是明白胡溫根本無意在任內推動政改。與第二、三、四代中共領導相比，習近平的運氣不太好，人們雖早知他大位在望，卻已喪失了自願歌頌的熱情――個別人士刻意懷抱對習氏的激情幻想除外。
羅斯福曾言：“在每一片土地上，時刻都有使人分道揚鑣和使人走到一起的種種力量在發揮作用，在為各遂其志而奮鬥的時候，我們乃是個人主義者；但在作為一個國家而尋求經濟和政治進步的過程中，我們就成了一個整體，不是全體向上，就是一起墜入深淵”。當移居他國為一國的精英群體提供了另類的政治退出機制，並成為精英階層一種集體選擇時，施政過程就與承擔政治後果切割開來。在無責任政治的狀態中，這種分道揚鑣的力量遠遠大於凝聚力量。依我觀之，這種局面不可能會在短期內有所改觀，人們只能等待危機深化可能會促使當局者有所覺悟，只是那時可能為時已晚，補天無望。
（首發於《縱覽中國》網站，2010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