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15日訊】在中國大陸，曾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人何止千萬。他們中有的當時就被處以極刑﹔有的冤死獄中﹔更多的是被判重刑後，在監獄裡煎熬。

前些年，中國廢除了“反革命”罪，許多死去及僥倖存活的“反革命”罪犯得到了當局的“平反”，包括一些著名的“反革命”分子，諸如遇羅克、林昭、張志新等。

然而，中國至今也還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沒有得到平反。對於他們的冤案，當局不但沒認錯，甚至連一句體恤家屬的話語也未曾表示過。這裡，我公布一份反革命分子死刑判決書，讓善良的讀者們看一看“實屬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莊彥斌的所謂的“罪行”吧!

從這份荒誕的判決書上，我們可以看到，我哥哥莊彥斌的所謂“反革命罪行”一共有兩條：一是曾因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被拘押教育兩年，釋放後繼續與人民為敵﹔二是自1972年10月以來，隱藏在家中地道內，收聽敵臺，併進行反革命宣傳，書寫反革命匿名信件，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陰謀策劃叛國投敵。

當局就是依據這兩條“罪行”，將我年僅32歲的哥哥處以極刑的。善良的人們能夠想像麼？如此草菅人命，卻至今不給予“平反”。在毛時代，像我哥哥這樣的冤案並非個別。

一

我的哥哥莊彥斌比我大9歲，他小時候十分頑皮，常常有被他打哭的孩子找到家裏。逢是這種情況，母親絕不護短，不但陪笑臉向人家道歉，也非常嚴厲地管教哥哥。哥哥也怪，誰也管束不了的野小子，在母親面前卻異常馴順。母親訓斥他時，他站得規規矩矩，儘管過後他就把母親的告誡都拋到腦袋後面去了。

我母親輕易不動手打孩子，在我的記憶中只有過兩次，母親氣急了，打了哥哥。一次是在我5歲那年，哥哥和他的幾個夥伴在半圓河裡游泳。為練習搶救落水者，他們幾個十四五歲的混小子，扯著我的胳膊、腿，像拋包袱一樣，從岸上把我拋到深水裡。我在水裡嗆得直翻白眼，他們再像條泥鰍一樣鑽到水裡去救我。這樣的遊戲已經重復過多少次了，終於有一次被母親發現了。母親大聲驚呼，把哇哇大哭的我抱在懷裡，哥哥和他的那一夥搶救隊員卻連衣服也顧不及穿就都跑掉了。

當天夜晚，我已睡在夢裡，被一陣大聲的說話驚醒。我睜開眼，只見爸爸手裡拿著一根皮帶，哥哥則只穿著一件褲頭，筆直地站在地上。母親大聲說：“彥斌，你快認錯，認錯了我就不叫爸爸打你！”可執拗的哥哥就是一聲不吭，爸爸激怒了，一揚手，皮帶抽在了哥哥赤裸的身上。我不敢看了，用被子趕緊把臉蒙上。可是在被子裡我也沒有聽到哥哥的哭聲。

還有一次，哥哥乘爸爸和媽媽都不在家，溜進媽媽的房間，把大衣櫃的抽屜拉掉，把6歲的我從抽屜孔塞進去，把媽媽珍愛的一個小紅匣子掏出來。我不敢不聽哥哥的，他對我可兇了，雖然有人欺負我時他會不顧一切地為我撐腰，但要是我不聽他的，他會毫不客氣地打我屁股。

我把媽媽的小紅匣子給哥哥掏出來了，裡邊除了一枚金黃色的勛章之外，還有一個紅皮日記本和幾封信，及一張發黃了的照片。不巧媽媽趕回來，看見哥哥在翻動她最心愛的物件，這次媽媽可是真激怒了。她厲色地吼著：“誰讓你亂翻大人的東西！”一揚手就打哥哥一巴掌，把哥哥的臉都打腫了。我看見哥哥的眼裡噙著兩顆碩大的淚珠，我則嚇得哇哇地哭叫起來。這以後，哥哥似乎是懂事了，再也不翻媽媽的東西。

哥哥很有體育天賦，各項運動都很擅長，他的速滑記錄在我的家鄉據說至今也沒人打破。他尤其是籃球打得特別好，15歲那年，被選進黑龍江省少年籃球隊，離開了家鄉。後來又進了黑龍江省青年籃球隊，成了省隊的主力前鋒。再後，為了能和當時在佳木斯評劇團當演員的女友團聚，他舍棄了在黑龍江師範大學的學業，到佳木斯市隊打球，工作也隨之遷到佳木斯醫學院，當了一名體育教師。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本來就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哥哥隨潮流而起，他在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撐起了造反的旗幟。那時候，他真叫春風得意，被佳木斯市的36萬工人推舉為紅色工人造反團的司令。1967年4月份，他作為佳木斯市的工人代表去北京參加五一勞動節觀禮，途經家鄉的時候，我曾和哥哥見過一面。那時我已經長大了，不再對他敬畏了。我對哥哥說：“你別太得意了，你在佳木斯市造反有理，可你看看咱們這個家都已經被造反派打倒在地了。”

我的父母雖然都是在解放戰爭時期就參加了革命工作的幹部，但剝削階級的出身在那個時代是與生俱來的罪過。我在學校雖然品學兼優，但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能被打入另冊。

文革中，我連參加紅衛兵的權利也被剝奪，學校裡的各個造反團隊，都不接納我。我天生要強，斗膽自己挑頭成立了一個名字叫“一身是膽”造反團的組織，可不到一個月，便被紅五類子弟給砸了。我的思想情緒極端低落，所以對哥哥說：“我們是革命對像，不可能成為革 命的動力，你還是適可而止，好自為之吧。”

哥哥當時也真誠地聽取了我的奉勸，答應從北京回來，就及早抽身，不再瞎折騰了。可是，他從北京回來不久，便被牽到“6•30反革命兇殺案”中。該案是文革期間佳木斯市發生的一次兩派武鬥致死人命事件，死者叫宋勝範，是電機廠的工人，還有另外一名死者是軍人。案件牽涉到我哥哥，他隨即被軍管會收押入獄，被關押的還有另外兩名兇手，一個叫陳鐵生，是佳木斯市第15中學的學生，另一個叫魏徵明，也是電機廠的工人。這兩人都慘死在牢獄中了，我的哥哥卻僥倖熬到出獄，他在看守所整整關押了3年（他的死刑判決書中寫：曾被拘押教育兩年。實際不是兩年，而是3年），1970年6月份獲釋。這3年裡，他受到過多次酷刑拷打，有時把他的頭用麻袋罩住，然後再打。這是他出獄後向我講述的。

二

3年，一千多個日日夜夜，我只見母親的一頭秀髮，一寸寸發白，最後生成了滿頭霜雪。我也長大了，再與哥哥見面，我已經是長著一抹小黑鬍子的大小夥子了。哥哥的變化更大，他已由狂熱的巔峰跌落，再也不相信曾經信誓旦旦的真理了。哥哥獲釋之後，被監督改造，單位裡的當權者都是原來的對立面，哥哥當然不甘受這份委屈。在監獄中，他與各類社會渣滓日夜厮守，良知日益麻木，殘酷的現實迫使他墮落了。為了躲避監督勞改，他逃離了單位，想偷渡去香港，但被人告密而未遂。在押解回佳市的途中，在決意和他一起偷渡的女友的幫助下跳車逃跑，被一夥刑事犯罪份子搭救。從此哥哥與這夥搭救他的人為伍，在遼寧省從事投機倒把活動。兩年之後，他的罪行暴露，為逃避追捕，秘密潛回到家鄉藏匿。

哥哥從遼寧潛回家時，帶回來一部紅旗803牌短波收音機。他躲藏在家的那一段日子，每天都用這部收音機收聽廣播。香港有一家電臺播送一個叫“聽眾信箱”節目，叫他聽著了迷。那是台灣國民黨在香港設置的，專門面向大陸作反共宣傳，並鼓動大陸人給他們寫信。受這家電臺的蠱惑，哥哥按照播放的地址，寫了一封匿名信。這封信的收信地址和收信人的名字，我現在還清晰地記得是：香港九龍新浦港彩虹道2樓2號，石艷芬收。因為這封信就是我在黑龍江省南叉郵局為哥哥投寄的。這封信闖了天大的禍，一場滅頂之災正向我家襲來。

1973 年6月9日，全國挂號的“73•2•11”反革命挂勾信案件偵破，我和哥哥、父親相繼被捕入獄。一年半之後，我哥哥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父親被判8年有期徒刑，而我本人則被當成了一個被寬大的典型，免予刑事處分釋放了。但這是個精心編織的騙局，我的自由僅僅有3個月，1975年2月1日，我就又被抓回去，又重新查究出我新的反革命罪行，以至於最後判處我無期徒刑。

1974年10月31日是我哥哥被執行死刑的日子。那天全伊春地區召開廣播公判大會，並組織伊春地區所有單位收聽公判會的消息。我是在那次公判會上當場釋放的。但我的哥哥卻沒有和我與父親一樣被押上審判臺，因為他在臨刑的前夜，用一個涼鞋卡子磨成的刀片割斷了自己的靜脈，企圖自殺。詳細情形是一個名叫黑小子的刑事犯後來向我講述的，他是在死囚牢房裡監護我哥哥的兩名囚犯之一。他說：“你哥哥在接到終審判決後，曾平靜地對我倆說：你倆放心，我是不會走上共產黨的刑場的。我倆當時沒理解他的意思。臨刑前夜，他讓我倆給他鋪好行李，說要好好地睡一覺。我們當時絕對想不到他能自殺。他身上藏匿著一個用涼鞋卡子磨成的刀片，半夜時分，我們發現他的身體抽搐，趕緊掀開被子，當時他已經把脖子上的靜脈割開了，血流不止。我們趕緊報告看守，經過緊急搶救，人雖然還沒嚥氣，但已奄奄一息。”開宣判大會時，我哥哥已不能站立了，所以沒能站在臺上。但當局有辦法，他們把我哥哥綁在一扇門板上，立在刑車上，在宣判他時，刑車從會場的主席臺前駛過，然後直接駛往刑場。後來我們家屬去看守所索要哥哥的行李時，起初獄方不想給，怕家人發現行李上的血跡。我們覺得蹊蹺，執意要領回行李，獄方沒辦法，向上級請示，才給了行李。兩個褥子上均有臉盆大的血痕，可見當時流了很多血。

哥哥留下一封遺書，原文是：“父母恩重，節衣縮食，積銖纍寸，育兒三十年，原期詩書成就後，精忠報國，闔家歡顏。何期年方弱冠，浩劫席捲，受人蠱惑，起來造反。雖披肝瀝膽，全拋私念﹔虔誠篤信此心丹！誰豈料，只落得容顏憔悴，皮開肉綻，身陷囹圄有3年。更可恨，那姦佞鬼魅，逼我進退難，異念差，上樑山，鑄成千古大錯。恨海難填，釀成終生憾悔，可謂定數使然。雖死無遺憾！只堪惜，二老霜鬢，稚兒童年，居家牽纍，父兄同入監。絲絲縷縷連心肉，撕裂肝腸全拋閃！蒼天兮！怒問不聞語？心似碎，誰見憐？奈何橋頭憤何悔？黃泉路上恨豈單！把筆一曲成絕唱，猶似膝下拜慈顏！兒去也，二老休牽念！”

這封遺書是寫在一個裝藥的紙袋上的。是在我和妹妹去探視父親時，父親乘獄警不注意，悄悄地塞到妹妹手裡的。遺書上的書寫日期是74年7月17日，也就是我哥哥臨刑的100多天前。這封遺書是怎麼輾轉到了我父親的手裡，詳情就不得而知了。

三

我在被釋放的當天，就向伊春法院譚一琴審判員提出要為我哥哥收屍。可譚一琴當時板著臉，嚴肅地對我說：“家屬就不要管了，屍體我們已經妥善處理了”。我當時是剛剛釋放的小反革命，怎敢和審判員爭辯，只能忍氣吞聲地任其“妥善處理”。

當時，我們家屬是無法知曉“妥善處理”的內幕的。但蒼天有眼，百密一疏。我家有個遠方親戚叫趙忠祥，論輩分，我還是應該叫他舅舅的。趙忠祥當時是伊春衛校（即現在的伊春市醫學院）在讀學生。他親手參與了對我哥哥屍體的“妥善處理”。據趙忠祥後來向我家親屬透露：我哥哥的屍體是由他和他的老師親手“妥善處理 ”，屍體是用大鍋煮爛了以後，由他把爛肉剝離，骨骼由他的老師做成了骨骼標本供教學之用。趙忠祥不僅透露了點滴內幕，還告訴我們家屬這個標本的編號，也道出了他剝離那具屍體爛肉時的真實感受。他開始時並不知道屍體是莊彥斌的，當事後知道了屍體就是莊彥斌時，他懊悔噁心得幾乎把腸子都吐出來了。多少年以後，我們家屬曾去伊春衛校找尋那件標本，但衛校的管理人員堅決不予配合，讓家屬去找伊春法院交涉。

在2000年，我和我的親侄子就哥哥的屍體曾到伊春法院交涉過一次，但接待人員態度曖昧而且蠻橫，答復說：“這件事查無實據，你哥哥的案件早有結論，但這個結論我們還不能向家屬公布。你哥哥有罪這是事實，絕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過去的案！”蒼天啊！這就是我那枉死的哥哥的“反革命案”在已經“海晏河清”了的時代得到的最後的答復啊！這件事由此終了，下面我還要講述一個更讓人心寒齒冷的事實。

四

我母親的名字叫丁敏，是一位在抗日戰爭後期就參加革命的“布爾甚維克”。和許多那個時期的狂熱青年一樣，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國家給他們每人都頒發了一枚勛章，就是那枚銅質金黃色的解放勛章。我母親很少佩戴這枚勛章，也不輕易示人。在母親的大衣櫃裡，有一個紅絨小匣子，這枚勛章和其他幾件母親所鍾愛的物件就珍藏在這個小匣子裡。每年逢建軍節和國慶節，母親都把這個小匣子捧出來，在燈下用一條紅綢布一邊精心地揩拭勛章，一邊陷入深深的遐思。這時刻是最莊重的了，每逢這時刻，哥哥和我都靜靜地坐在一旁，看著母親凝視著那枚勛章。

據妹妹講述，1974年10月31日那天上午，母親從廣播裡聽到宣判哥哥死刑的噩耗，竟然沒有掉一滴眼淚，她老人家只是痴痴地一聲不響。聽妹妹說，那天聽完了廣播，母親就把她的那枚勛章拿了出來，擺在飯桌上，眼睛死死地盯著那枚勛章一句話也不說。

哥哥被執行死刑後大約一個星期，幾名身著警裝的公安人員來到我們家裏。那時，我們家已被查抄多次，家徒四壁，臥病在床的母親和年僅10歲的侄兒，靠每月每人 8元人民幣的社會救濟度日。而年過18歲的妹妹，每日只好到家屬生產隊去幹活，每天掙6角錢。一家人老少三口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

警員來到我家，先是把一份判決書鄭重地向母親出示，威嚴的面容像塊鐵板樣的冷峻。警員對母親說：“根據伊春市人民法院74刑字第4號判決書，你的兒子莊彥斌已於1974年10月31日被執行死刑，現鄭重地將判決書送達給家屬，家屬應簽字。警員把判決書鋪開、放在母親病床旁的飯桌上。母親用顫抖的手，接過警員遞過來的筆，在簽收回執單上簽好了字。警員又朗聲說道：“按照規定，家屬還要繳納二角錢的執行費。”“甚麼？”母親聞言厲問：“甚麼執行費？”“執行費就是……”警員不好解釋，只好含糊其詞地說：“這是上級規定的。”母親的眼睛似若噴火，她盯著警員問：“說清楚了，甚麼執行費？這是哪個上級規定的？”“ 這……”。警員說：“我們只是例行公事。”“例行公事？”母親冷笑了，顫微微地掙紮著從床上坐起來，她走下地，走到大衣櫃前用雙手捧出那小紅匣子，她把那枚金黃色的勛章捧出來“啪！”地摔在桌上說道：“你看，這個值不值二角錢，如果值，你們拿去吧，頂你們要的執行費！”

一個“無比強大”的政權，處決罪犯的區區二角錢子彈費，還要向那個已經肝腸寸斷的可憐的母親去討要，這是令希特勒也望塵莫及的“偉大壯舉”啊！寫到此處，眼噙熱淚的我除了寒心徹骨的悲涼之外，還能訴說甚麼呢？！

我哥哥短促的32年人生就這樣匆匆地去了，他在九泉之下也一定是閉不上眼睛的，因為草菅人命的政府至今沒有為他平反，甚至沒有表示一句歉意。

我的哥哥已經冤死30多年了，當年那家蠱惑人心的電臺也早銷聲匿跡了，主辦者國民黨現在也變得開明瞭，不僅和大陸通商通郵，而且似乎大有天下一統的誠意。沒有一個人為他們的行為懺悔。他們都視賤民如草芥：殺人者，依然故我，拒不認錯﹔蠱惑人心者，煽動小小百姓往共產黨槍口上撞的，也心安理得。整個世界都沉默無語，只有那枉死的冤魂，在九泉下怒目圓睜，淒厲地哀號：這個混沌世界啊，還有正義和良知麼？！

是啊！應該問問這個混沌的世界裡究竟還有沒有正義和良知了……

2010年8月26日於法國蘭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