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3日訊】 據南方日報報導，2010年“亞洲 10大超級豪宅”排行榜公佈了，其中有3處位於中國的廣州，南京和上海。怎麼看中國大陸的豪宅躋身亞洲前10名，富豪的出現折射出中國社會的哪些問題？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馬平邀請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和中國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就此問題進行討論。

記者：“他們這個情況究竟是反映了什麼？是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好已經躋身於豪宅行列和富豪經濟行列還是有一些什麼別的情況在裡面？陳志武教授，您有什麼看法？”

陳志武教授：“中國大陸的情況還是非常畸形的經濟增長模式，收入差距，另外同時大家對私人財產的安全感覺不是太好，所以如果是我的話，如果賺錢賺了多少個億，如果把這多少個億做別的投資，感覺不是特別安全。怎麼辦呢？我會想怎麼奢侈地消費，怎麼樣今天能夠花多少就盡量地去花多少。因為未來不安全，不確定性太多了以後，我必然會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今天的消費上面。我要強調一點，如果是真正的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張三也好，李四也好，他賺到的錢是合法的，合理的得到的話，我覺得他要怎麼花，買大房子，買大海島，買大飛機等等，他要怎麼樣別人都應該尊重。但是中國的情況目前可能並不完全是這樣。“

記者：“夏業良教授你在中國，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夏業良教授：“從現象來看，大家都知道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3700多美元。還不算上一個中等發達的國家。在這個時候有一些少數人他們的消費模式當然也肯定個人有消費的自主權;另外我們要考慮到一點中國有一些傳統文化的因素在發生作用。也就是說暴富以後這種炫富的心裡是比較突出的。經濟學裡有一個專門的術語叫’炫耀性消費，我們看在中國煤老闆他有了錢或者是有些私人的石油老闆有了錢以後，他們往往在很短的時間裡是一種瘋狂，在我們看來是那種消費已經脫離了周邊的情況，和一種正常理性的消費情況。所以我們對一般自主性消費沒有意見，但是我們要考慮到中國有些富人他的致富的渠道很可能是跟權貴勾結，或者是販賣假冒偽劣商品，或者是有其他一些不正當的手段，使得自己的財富在短期內爆增。因此他們對財富來得也比較容易，也不夠珍惜，也不會拿這個錢去做很多的社會慈善事業，至少從心裡上我們不贊同這樣的一種消費。我聽說前不久，曾慶紅的兒子和女婿在澳洲出手非常的闊綽，一下買了一個豪宅。所以對這種新聞我們的反應肯定是一種不舒服的感覺。他憑什麼有那麼多的財富？如果他是一個財富英雄，像中國有一些企業家為社會創造很多財富，有一些專利發明，甚至像袁隆平這樣的能夠讓糧食產量翻番，有這樣一些傑出貢獻的話，應該有相應的一些回報。社會上不會產生一種嫉妒，仇恨的心理。但是有些人獲得財富的渠道都是不正當的。所以我們現在關注的是這個方面。而且中國現在財富是向少數人集中特別是集中到權貴階層，或者是跟權貴有特殊交易的少數企業家，或者是一些商人。“

記者：“你談到了中國目前財富不均的問題，實際上在海內外媒體關注或者在中國一些知識界人士關注的就是中國在發展過程當中，怎麼去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曾講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麼先富起來以後，究竟怎麼解決其他這部分仍然很貧困的弱勢群體，陳志武教授，您有什麼想法？“

陳志武教授：“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基本社會保障的問題。這一塊我知道中國政府包括一些地方政府最近這些年做了很多的努力，盡快的要把全國社會保障體系包括全國社保基金等等盡量地建立起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非常關鍵的讓所有的人不管他的收入是多少？不管他的出身是什麼？農民也好，工人也好，社會底層的其他人也好都至少能夠通過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體系能過上體面的生活;第二個很重要的方面，對於農民工特別是社會底層的那些員工的基本權利的保障這方面必須要到位。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要為底端收入的群體，要為他們能夠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並能過上體面的生活。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最富的人到底有多富？只要他富的是合法，那麼我覺得社會不應該有太多仇恨的心理。“

記者：“夏業良教授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夏業良教授：“你剛才提到貧富不均的問題，我覺得這個用詞要做一個修飾。我不同意用不均的概念。因為一個競爭性的社會，一個市場經濟社會它不可能做到完全平均的。我們認同的一種社會正義或者公證是指你通過合法的手段，通過市場競爭然後有一部分人富了，有一部分人可能不那麼富，或者有的人的生活還處於貧困狀態。這部分人一個是由社會保障體系給解決一些最基本的生存問題，另外還可以通過對富人徵收的一些稅收來通過政府轉移支付來幫助一些窮人來改善福利。這個方面是可以做的。但是我反對過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裡經常說的那個概念，就是收入分配，我現在不用收入分配的概念，我用收入分佈。所以我們可以通過分佈這樣一個的狀態來分析哪一部分是市場競爭合理的結果，哪一部分是由於權貴通過一些權力的濫用來干預或者扭曲資源的配置，造成了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狀態。所以我們對哪些東西要加以校正。如果通過市場經濟正常的競爭產生收入的不平均分佈，我覺得本身我們沒有必要去扭轉它。我們可以通過其他的福利政策做以保障加以調節。“

記者：“你說到財富分佈不均的概念，那麼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如果產生這種現象，究竟是正常的，自然的，還是政府可以通過政府的干預和控制逐漸的把它縮小？陳志武教授你有什麼看法？“

陳志武教授：“就我的觀察或者理解，像一個很具體的例子，很多的政府干預或者政府不管是通過法律還是其他的規章做出的限制，實際上特別是對於農民工收入上的影響是非常的大。過去一直執行的城鄉戶口的差別，把農村戶口在多數地方還維持到今天，讓農民沒有辦法真正進入到那些不同的城市，這些制度的安排，實際上讓農民工，讓農民在進入任何一個行業去就業，去討價還價談工資的時候，讓他們處於非常糟糕，劣勢地位。所以由此產生直接的結果就使得幾億的農民工的收入永遠也上不去。“

記者：“夏業良教授你怎麼看這個問題？這個豪宅問題實際上是中國社會狀況或者是經濟現象背後所隱藏的東西。剛才陳教授也談了一些，您有什麼看法？”

夏業良教授：“對。我覺得中國現在從九十年代199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確定了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麼中國搞了十幾年的市場經濟，大約到2004年到2005年，就開始出現了停滯，然後直接開始倒退了。那麼現在的判斷中國不是在搞市場經濟，是搞一種計劃回歸。它們讓國進民退的格局變得是越加明顯，而且我們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到對民營經濟產生了一種打壓或者是排擠的政策。事實上扭曲了自然資源的配置。把社會上的矛盾和利益衝突讓它越來越激烈了。所以最近這幾年群體性的事件根據中央政法委的統計，去年已經到達了23萬件，就一年裡面。23萬件群體事件，而且他們的定義是50人以上才算是群體事件。所以為什麼矛盾這麼集中？而且最近這兩天中央也在討論說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其實說穿了已經沒有什麼所謂的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但實際上是一種利益之爭。而且有很多政府官員，他們身為公務人員，他們掌握的權力是近水樓台先得月，他們很容易進行利益的霸占，先奪，這個做法就事實上影響了這個國家的公正。所以我們剛才討論的收入層面或者是消費層面的問題的根源是什麼？就是這個國家的基本制度是有缺陷的。我們不是一個具有現代文明基礎的國家，我們沒有一部現代的憲法。所以中國是有法律，沒有法制，有憲法，沒有憲政的國家。我們將來的目標是把中國建成一個憲政民主自由法制的國家。通向這樣的目標需要通過公民社會的形成和壯大。目前我們看到的其實是官方不期望看到這樣的局面，這種對抗我預計在今後五到十年裡會更加激烈。我們前一段時間看到一個統計數據是中國有億萬以上資產大概統計有兩千多人，其中90％以上是屬於權貴階層，就是高幹子弟。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社會的不公正現象已經達到了一個非常突出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