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1日訊】第八章 輿論風暴

53、“內參太溫柔”

媒體最早把關註的目光投向“三門峽庫區問題”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如今，我們能看到那時媒體關註留下的“記憶”幾乎都是以《內參》的方式出現的。國內的主流媒體《人民日報》、《新華社》、《經濟日報》、《工人日報》、《農民日報》幾乎都針對三門峽庫區的問題發過《內參》。

那時，媒體對“庫區問題”還處於一個觀察、了解、認識階段，對其中的是是非非知之甚少，隨著觀察、了解的深入，當發現庫區那些令他們目瞪口呆的問題的確存在時，記者們竟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某報一位記者講述他當初的驚訝和憤怒時說：“真不敢相信，移民的日子水深火熱，管移民的官員竟敢拿移民的救命錢去投資，去借給私人，去任意揮霍。移民無地可種，官員們卻把安置移民的‘富余土地’拿去出租牟利！”

驚訝和憤怒之余，辦報的“政治家”們和新聞紀律極強的記者們並沒有也不敢把“問題”捅出去，他們以一種審慎的態度思考著庫區的問題——畢竟是建國之初敬愛的領袖們在沒有經驗、沒有資金、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犯的一個低級錯誤，沒有他們弄出的這麽一檔子遺留問題，庫區的官員們就是想亂搞也沒有機會，如今，他們的 “問題”再多，他們再怎麽對不起移民，但畢竟是“家醜”，家醜不可外揚，怎麽好把因國家領導人之錯而導致的官員“問題”都披露出去，讓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高鼻梁、藍眼睛、黃頭發們貽笑大方？

媒體及其記者都不約而同地想通過某種渠道既妥善解決這些“問題”，給移民一個公道，又使那些有“問題”的官員從中受到應受的教訓和處罰，於是，發《內參》成了數家報刊的共同選擇。

各家媒體所發《內參》報送的級別都很高——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管水利的國務院副總理、水利部長、陜西省委書記、省長成了媒體的主要報送對象。

《內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並幹預著三門峽庫區的一些問題。時任國務委員陳俊生、時任中紀委副書記陳作霖和王德瑛及陜西省省長程安東等領導，曾先後分別對媒體的一些《內參》作過批示，隨後，部分《內參》層層批轉——問題也開始出在層層批轉上——一份內參批轉給了水利部，水利部又批轉給了移民部門的主管上級陜西省水利廳。1996年4月，省水利廳便派該廳監察室幹部李世京和該廳所轄省移民辦一位副主任（系被舉報人）兩人組成的調查組，到渭南進行“內部調查”。

這次“內部調查”的結果可想而知。

記者曾在電話中同《工人日報》記者丁國元談起過此事，他說：內參太溫柔，內參面太窄，知道的人太少，一旦領導的批示被“擺平”，內參便毫無價值。而將文章登報則不同，滿天下的人都知道並都盯著這件事，誰還敢打馬虎眼？

丁國元的指導思想導致了他後來被陜西方面指責為“不負責任”的行為。1996年12月18日，在他編輯的版面上，《工人日報》以“移民資金不能亂用”公開報道了庫區的問題。這則以“來信”和“記者調查附記”形式出現的報道引起了社會廣泛關註和媒體的跟進，轉載此文和評論庫區問題的文章相繼出現在各省和中央媒體。

為了“維護形象”，渭南市官方很快對《工人日報》的報道進行了全面反擊。

如今，打開渭南、陜西的文件，只需讀讀文件中的一些標題，便可以從那些鋪天蓋地而來的指責和近似於“判詞”的辯解中聞到當年彌漫其中的濃濃“硝煙”—— 《工人日報》的這種做法是違反新聞紀律的；《工人日報》的做法是不負責任的；反映信不實且與事實有本質上的出入；調查附記嚴重失實……

在“反映信和調查附記在庫區造成嚴重後果”一部分裏，渭南官方的說法更加嚇人：《工人日報》的報道會引起移民思想的混亂和蒙上長期陰影；會被個別別有用心的人借機利用，搞亂移民工作；會造成移民在情緒上與政府的對立；會嚴重影響庫區正常工作的開展，給庫區移民工作造成長期困難……

渭南和陜西方面以組織的名義講出的話無疑是有份量的。從記者統計的情況看，1997年，經渭南和陜西有關方面不厭其煩地找某些新聞單位交涉，同時，以求中宣部領導打招呼等手段對全國敢於對其曝光的新聞媒體進行“治理整頓”，此後的三年間，全國新聞界對三門峽庫區的“負面報道”基本絕跡。

一級“組織”對新聞界的影響和控制是短暫的。新聞界對“三門峽庫區問題”的沈默終於再次以《內參》方式爆發。

2001年3月，遭到渭南官方猛烈攻擊的《工人日報》再次發《內參》揭露庫區問題。接著，《農民日報》、《人民日報》先後發表《內參》，對渭南市移民局的問題進行了反映。

這些《內參》中，《農民日報》記者陳代安的“渭南移民局鄭博等人竟敢碰移民資金‘高壓線’”最具代表性。

這篇《內參》開門見山地指出：在古代，揮霍浪費水利專項資金是要殺頭的。建國以來，中央三令五申：移民資金屬救濟性質，必須專款專用，不得用於非移民項目。某中央領導更是極言：“移民資金是‘高壓線’，誰也不能碰！”然而，記者在陜西了解到，渭南市移民辦原主任鄭博等人不僅敢碰移民資金這條“高壓線”，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簡直敢割這條高壓線……

在該文“15萬移民的‘救命錢’”一節中，記者指出：1987年，移民返庫後，國務院和有關部門先後給渭南移民局撥付一系列經費。主要有：安置15萬移民返庫區定居經費2億元和30萬畝土地及一定數量的計劃內物資；渭南移民局經陜西和水利部呈報了3.4億元的“安置補充規劃報告”，0.96億元的扶持移民生產周轉金和大宗額的遺留規劃報告。這些報告經國務院同意後大多下撥給了渭南移民局。

記者指出：大量“救命錢”沒有用於“救命”。比如，將安置15萬移民“壓縮”為7萬余人，從中余下大量的資金、土地和物資，被渭南移民辦一些人挪用或揮霍。具體事實有：

非法拆借給某些非移民單位和個人。經鄭博批準，1986年以來，渭南移民局將650多萬元借給臨渭百貨公司、蒲城某個體戶、市政府機關，這些錢大多有去無回；

非法入股或搞投資開發。經鄭博等人策劃，陜西省移民辦、渭南市移民局和另一家移民部門共投資900萬在大荔辦礦泉水廠；1993年，陜西省移民辦、渭南移民辦共投資225萬到陜北子長縣打油井；1993年，用65萬移民款到港商籌建的萬達公司入股；1995年，向綠福德公司投資40萬，這些錢全部虧掉。

為本單位搞創收。多年來，鄭博等人用3000多萬投資去辦公司和“基地”，在下屬各縣市移民辦辦經濟實體30多個，渭南市移民辦的每個科室也都給錢經商，結果，全部虧得血本無歸。

內參還列舉了用移民款行賄，非法租包剩余土地殘酷打擊報復舉報人等問題。這些問題的披露，使各級領導進一步掌握了情況，也給各新聞媒體提供了豐富的采訪線索。

54、宣傳部長問：是高檢院能管中宣部還是中宣部能管高檢院

作為《檢察日報》《方圓》雜誌社的記者正式介入渭南移民問題是2006年5月——當時，由內參轉向公開報道的**風暴已經形成，報紙上、雜誌上、電視上、網絡上披露渭南移民問題的文章越來越多，有的文章一炮走紅，引起強烈反響，有的文章被渭南的“滅火隊”利用關系“槍斃”，胎死腹中。記者第一次對渭南移民問題采訪的線索就來自於某雜誌的被“斃”了稿件的同行——他說，事實肯定沒有問題，他采訪後，渭南個別官員為了不發稿件，派人提著10萬元到他們社裏活動，雖被拒絕了，但稿件也被“斃”了……

對這種事實真實性沒有問題的事件進行采訪滿以為會非常順利，不料，在華陰采訪時的第一站記者便碰了釘子——5月18日下午4點多，記者敲開華陰市委常委某領導的辦公室，希望他能允許記者在該市采訪。這位剛從裏屋那間大床上爬起來的常委滿臉不悅，愛理不理地應付著。顯然，這位官員早已適應了新聞的節奏並能熟練忽悠媒體，他先是重復著他想說的假話回避著他不願說的真話，強調中央發改委來十幾個人已把情況搞清楚了，華陰沒問題，災後重建也搞得很好。

後來，被記者追問急了，該常委開始怒氣沖沖，滿嘴臟話，“你一個人能了解球個啥！操……”接著，該常委兇巴巴地要記者交出錄音筆，要記者沒事就早點走，別在華陰沒事找事。

面對這位官員的無禮，記者繼續追問：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你怎麽如此反感別人關心受災的移民？

追問是記者的天職。這位常委的惱怒無禮更激發了記者采訪的積極性。在隨後的幾天裏，記者克服種種困難，一路“追問”下去，在渭南了解到了不少其他媒體沒能采訪到的東西。

那次，最意想不到的收獲是采訪到了“渭南移民問題”的主角——渭南市原移民辦主任鄭博——所有報道渭南“移民問題”的記者沒有任何人接觸到此人，但本記者采訪到了。

鄭博進入記者的視野是在華陰市委某常委處碰釘子後的第二天，記者從華陰趕到了渭南市。聽說記者要采訪鄭博，當時在渭南采訪的幾家媒體的同行都說，不可能，鄭博根本不會接招，我們想盡種種辦法，甚至讓某領導給他打電話，他都拒絕接受采訪。

同行的話令人忐忑不安，但我不願放棄。在賓館裏，記者用北京的手機打通了鄭博家裏的電話。

令記者不敢相信的是，在電話裏講明自己的身份和意圖後，鄭博居然同意與記者見面！事後猜測，鄭博能接受采訪，有兩種可能，一是不斷有記者要求采訪，把他說煩了，記者找他時，他正好想通了，幹脆答應見見。於是，本記者正好趕上了這個機會。二是記者打給鄭博的是北京的手機，記者介紹時又說自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機關報檢察日報的，鄭博可能聽混了，滿以為找他的人是高檢院的，他當時有可能在掂量：記者不見可以，但檢察院的尤其是高檢院的不能不見。於是，他稀裏糊塗地答應了與記者見見。

當天上午9點，記者在鄭博家中見到了他。當時，遭遇車禍的前移民辦主任鄭博身體還沒有完全康復，躺在家中的長椅子上休息，動一動都需要他夫人攙扶。見面後，鄭博坐起，與記者握手，查看證件和介紹信，然後同記者聊了起來。

盡管事先對鄭博的情況作了大量的了解，但能直抵他心靈的個性化的信息並不多，記者只能一步步接近他。

記者首先征詢了他對李萬明的看法，接著問了李萬明舉報的所有問題，同時，還問了一些他在所有“移民問題”中所扮演的角色。

鄭博對李萬明極其反感，對其評價也幾乎是毫不遮掩的攻擊。

對李萬明舉報的問題，記者原以為他會像渭南官方的材料那樣遮掩、回避、否定或者幹脆不承認。沒想到，對絕大多數問題，他都承認是真的，只是對其中的一些數據作了糾正。比如，李萬明舉報他某年拉兩大卡車西鳳酒等禮品到北京給水利部等單位的領導送禮，他糾正說，不是兩卡車，是兩部小轎車裝了些禮品到北京給領導拜年。禮品也不全是西鳳酒，還有本地的土特產。

又比如，問他為什麽要到大荔投那麽多錢搞礦泉水開發，他說，這並不是自己的主張，某省領導的家在大荔，打招呼到那裏開發，自己就把移民款投到了那裏。還比如，970畝地送給民政局的事，也是市裏領導同意了的……

為了證實自己所講的都是有據可查的事實，臨別，鄭博讓記者復印了他所保存的關於渭南“移民問題”和“治”李萬明等人的所有材料——包括省、市領導的批示，省、市有關部門的文件和會議紀要，公安的法律文書，紀檢、監察機關的調查報告，還有給中央一些部門的公函。

從那一摞厚厚的材料裏，記者終於明白了渭南市發生這一切由來和來頭，也漸漸領悟出了渭南在特殊時期、特殊事件上特殊的“政治生態平衡”——那些與土地、返庫、送禮、挪用移民資金等等問題並無牽連的領導，那些也想親民、對庫區土地、返庫、送禮、挪用移民資金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也深惡痛絕的官員們，那些也許並不知道舉報者李萬明等為何許人的上級官員，為了庫區“穩定”，為了“治”住那些他們想親近而又不得不狠心對其“治理”的移民，為了對付那些他們想解決而又無法、無力解決的問題，為了渭南甚至是陜西或者是某一系統的“形象”與“名譽”，他們主動地走進了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圈子”，自覺不自覺地“包容”、保護他們本來深惡痛絕的下級官員，違心地整治那個告狀不止的愚公李萬明和那些“不安分”的移民，以維護整個“圈子”的“政治生態平衡”……

仔細研究那些“定論”性材料後，記者發現了其中帶有濃厚“保護”色彩的的多處“敗筆”和充斥其間的種種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對鄭博主任的成功采訪已使記者對稿件事實的把握底氣十足，這些漏洞百出的“定論”更讓記者對完成稿件充滿信心，采訪歸來不到一星期，一篇萬余字的通訊《655次舉報》便交到了編輯部，編輯部主任親自將稿件編成《655次舉報》和《渭南移民問題調查》兩篇，準備用作封面文章。主編審稿時大吃一驚：渭南庫區會有這麽嚴重的問題？為慎重起見，本期暫不忙用此稿，先找渭南市宣傳部把稿件的事實核對一下再上。

2006年6月中旬，渭南市宣傳部的核稿復函傳來。

復函很客氣。“感謝你們對我市移民工作的關心和監督，同時對貴刊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表示感謝和敬意。渭南市委領導對你們所反映的問題非常重視，立即調查核實。”

復函的真正意圖在函件的後半部分以強硬的語氣表現了出來。“經有關部門認真核查後發現，文中所反映的問題，與事實有較大出入……中央和陜西省對渭南移民工作已有定論，如報道不慎，可能會造成當地移民的混亂，給經濟社會發展產生負面效應，不利於安定和社會穩定。據此，我們建議不宜報道……”

渭南市宣傳部的復函後還附有一份“渭南市移民局關於《655次舉報》等二文章反映問題的情況說明”。“說明”共11部分，每部分幾乎都一個格式一個腔調，比如：對返遷人數被壓縮的問題，“《陜西省政府報送關於原渭南地區移民辦公室經費管理使用中有關問題的調查報告的函》對此問題已有調查和結論，結論為：反映問題失實。”

對富余土地問題，2003年洪災款問題，移民款流失問題，將移民款亂投資等等問題，渭南移民局的“說明”皆結論為“反映問題失實”或“一般工作問題，已糾正”……

主編趙誌剛將記者叫到他的辦公室，拿出渭南市宣傳部的函件笑問：“怎麽搞的？那邊說你的稿件全部失實呢。”

“連當事人鄭博都承認這些問題，渭南移民局的領導怎麽能不顧事實地全盤否定呢？”記者邊翻閱渭南的復函邊強調，“趙主編，我采寫的稿件事實不會有問題。如果有問題你可以開了我！”

“好，敢於用自己的飯碗擔保，我相信你！”趙主編邊說邊在稿件上簽字，“將《655次舉報》等兩稿用作本期封面文章。”

《655次舉報》終究沒能用出來——稿件排版準備送印刷廠的頭一天，渭南來了“滅火隊”。

渭南來北京“滅火”的共五人，“領隊”系渭南市宣傳部副部長楊某和渭南移民局安局長。

“滅火隊”先禮後兵。2006年6月24日，編輯部主任龍平川，執行編輯袁正兵和本記者在檢察日報社同楊副部長一行進行了溝通。從當天的記錄看，在面對面的溝通會上，楊副部長只說了幾句官話，官話通過文質彬彬的楊副部長那溫聲細氣的關中口音說出顯得更加感人，“我是受市委、市府領導安排來北京與報社的同誌進行溝通的。我不了解情況，只是來向檢察日報的領導和記者學習。望新聞單位的同誌多多體諒基層的難處……”

楊副部長的開場白一完，渭南移民局的安局長便被推到了“主講”的位置上。開初，龍平川、袁正兵和記者都有那麽一點緊張和不安，生怕安局長等人對稿件提出了重大的失實證據，那樣，對報社和雜誌社的影響會非常不好。但大家專心地聽了半天，直到溝通會快結束時，安局長對他們已界定為“失實”的稿件也並未提出什麽失實的事實，只是說稿件中把“非移民”叫“假移民”不準確；庫區非移民最多3000人，但文章中說有5000人；1996年至1998年，省政府拿出的是一個億的資金搞移民安居工程，而不是稿件中說的3000萬；2005年10月22日抓劉懷榮等人是中午，但文章中寫成了晚上……

袁正兵長長出了一口氣，附在記者耳邊悄聲說：老謝，他講的不都是些雞毛蒜皮嗎？這怎麽算稿件失實？

龍平川當即表示：稿件既然只存在這麽一些細節問題，不能算失實。我們修改後準備繼續刊用。

安局長等人忙笑著打哈哈：“說稿件失實是寫回復函的同誌不負責任。這樣吧，我們再商量一下，能不能高擡貴手……”

楊副部長也熱情地建議：“快到吃午飯的時候了，我們到酒店邊吃飯邊談稿件的事吧。”

我們拒絕了女副部長共進午餐的邀請，女部長一行帶著尷尬而略顯恨意的表情遺憾地同我們告別，從女副部長那自信而不屑的目光裏，記者心裏不由咯噔了一下：她一定在罵我們不受擡舉，他們一定會另辟捷徑……

記者的預感完全正確。據說，就在那天，中央某領導機關的一輛奧迪開進了報社。當天，編輯部主任龍平川接到通知：將《655次舉報》等兩稿件撤下。

稿件被撤後，楊副部長等人又到雜誌社來了一趟——這次，她們不是來找本記者的，但我們偏偏在雜誌社的過道裏碰上了。神采飛揚的楊副部長不失風度地笑著同記者握手打招呼，然後，以一種小女孩般的天真口氣問記者：“謝記者，我一直沒搞清楚，是高檢院能管中宣部？還是中宣部能管高檢院？”

被“斃”了稿件的記者心中的鬼火正沒處冒，苦笑著隨口回敬道：“如果連這個問題都沒有搞明白，楊部長真在宣傳部白呆了，應該到組織部去從頭學起！”

楊副部長一楞，接著哈哈大笑：“對，對，應該到組織部學習，應該到組織部學習……”

55、“最能推動社會進步並彰顯媒體影響力的核心報道”

為完成本書，記者面對面地采訪過43人，電話采訪過9人。《公益時報》總編助理趙冠軍是幾個接受電話采訪的對象之一。

記者和趙冠軍雖同居一城，因平時無工作聯系，至今仍素昧平生。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是三年多前，到三門峽庫區采訪，華陰市一位常委以他為例警告記者：“跑來瞎攪和啥？《公益時報》那個叫趙冠軍的，亂寫移民的事被他們報社開除了！”

當時信以為真，還在心裏為這個勇敢的同行惋惜了一番。後來,偶爾在網上看到一則消息：

……2006年1月,《公益時報》發表“5906萬到50萬的魔法歷程”的報道，作者趙冠軍。該文發表後，全國數百家媒體和網站轉載，引起巨大轟動。這篇報道還被中央電視臺等媒體評為“2006年最具時代特色和社會價值、最具人文情懷、最能推動社會進步並彰顯媒體影響力的核心報道與優秀作品”之一。 2007年2月1日，中央電視臺《第一時間》特別節目“封面2006”晚會上舉行頒獎儀式，《公益時報》主編和采寫本文的記者趙冠軍出席了頒獎儀式。

看到這則新聞，在深感驚訝和奇怪的同時，記者也恍然大悟：華陰那位常委說趙冠軍因“亂寫移民的事”被《公益時報》開除了的消息不過是一個一廂情願的謊言。

2009年8月23日，電話采訪趙冠軍時，記者首先提到了“趙冠軍被開除”的話題。趙冠軍聽後一楞，“什麽，開除？”待聽明白後，電話裏傳來哈哈大笑，“那是造謠。當年，社裏還給這篇報道給了很重的獎金呢。”

提到受獎的那篇報道，趙冠軍在電話裏平靜地介紹采寫過程：“那是2006年元月4日，報社收到一封來自於渭南的舉報信。報社領導對舉報的內容很感興趣，認為陜西省有關部門與華陰市政府截留救災款的性質嚴重，應予以披露，保護災民的合法利益，於是便馬上召開編輯會，會議決定讓我去華陰市采訪。”講到這裏，趙冠軍停頓了下來——從後面講的內容看，他是在計算當時領導給了他幾天采寫時間，“領導交代任務時告訴我，10號見報。當時，我一算時間心裏就暗暗著急，只有6天了，除去路上往返的兩天，我采寫的時間實際只有四天。”

當天，趙冠軍飛抵鹹陽機場。一出機艙，一陣寒風刮起地上的積雪迎面撲來，他身後的旅客不由得都退回艙內，可他卻無事一樣迎著風雪快速走下舷梯。他說：“我沒時間去躲避嚴寒的侵襲，我必須在天黑前趕到華陰幹活兒。”

傍晚時分，出租車載著趙冠軍馬不停蹄地經西安趕往渭南，在那裏，他找舉報者了解了一些基本情況後，在路邊小攤上買兩個肉夾饃邊吃邊乘車，趕到華陰時已夜幕漸濃。但他還不能休息，此時，“03.8洪災”時受災較為嚴重的高家村等幾個村莊還有20多個移民在等著他。他租車趕到那裏，對久等的移民們說聲抱歉便開始了采訪。

二十多人圍坐在一塊，聲淚俱下的訴說一直進行到深夜12點。趙冠軍說：“災民們悲慘的遭遇和當地官員的膽大妄為的那些事兒記得我心發抖，手生痛。那一雙雙含著熱淚和期盼的眼睛，使我感覺到了一種義不容辭的使命和責任，也讓我忘記了勞累和疲憊。我一直以為，一個新聞記者是否合格，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看他是否能把真實和真相告訴給讀者。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吃苦耐勞，盡最大可能接近真相。為了多收集新聞素材，淩晨1點，回到酒店後，我又采訪了兩位移民代表和一位當地退休幹部……”

淩晨3點，采訪結束。但趙冠軍不敢睡得太久，他把手機的鬧鐘調到6點——根據約定，5號早晨的這個時間必須起床趕赴華西移民西村、華西移民東村和高家移民新村采訪、拍照。

趙冠軍至今還記得，“5號的天氣不錯，雪停了，天晴了。但氣溫特別低，讓人感到一種透徹骨髓的寒冷。”裹著一身寒氣，趙冠軍到了災民家中。在後來的兩篇報道中，他多次提到他當時看到的情況，“采訪中，記者見到災民的多處房屋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裂縫，有的甚至發生墻體傾斜，災民們只能用木樁子頂著。”“跟逃難的生活沒有什麽分別……在他們鎖定的記憶裏，因為沒有房屋住，大多數村民在草棚裏一住就是3年。也有個別移民住在用土坯建的簡易房中，這在當時已經是極其奢侈的事了，一家五六口人擠在不到10平方米的屋檐下的情景隨處可見……”

當天上午10點，在去華陰市委、市政府采訪時，趙冠軍卻看到了另一幅情景：

“新蓋的市委辦公大樓非常顯眼，除了樓宇高大之外，樓外墻采用的玻璃幕墻顯得格外闊氣……”

在這棟闊氣的大樓裏，趙冠軍遭遇到了少有的冷漠。趙冠軍在電話裏告訴記者，“到市民政局，聲稱局長下鄉了。去市政府，別人冷冷地說，市裏分管移民的領導出差了。到市委宣傳部，那位宣傳部長先是查戶口一樣將我盤查一番，然後如臨大敵般上網查看我的記者證，這才愛理不理地告訴我，不能安排采訪，只能保證我在庫區的人身安全。沒辦法，我想到市移民局去碰碰運氣，但辦公室的人告訴我，局長已下鄉好幾天了……”講到這裏，趙冠軍笑了——從電話中傳來的笑聲裏，記者感覺到那一定是苦笑——有這種遭遇的記者大多只能發出這樣的笑。

笑聲過後，趙冠軍嘆息道：“當時，從大樓裏那些人的口氣和眼神裏，我察覺出各部門似乎已合夥形成了一個忽悠記者的防禦體系，整棟大樓都彌漫著一股濃濃的‘防火防盜防記者’的氣息。”

這種“氣息”令趙冠軍又氣又急，他敲響了市委書記辦公室的門。書記不在，卻引出了書記隔壁的市紀委書記。問明情況後，紀委書記在電話上責問接電話的人：你們怎能這樣對待媒體記者？快讓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都來介紹情況！

紀委書記的指示不到五分鐘就招來了七八個“負責人”，介紹身份時，趙冠軍這才知道：民政局、移民局等部門的領導們並未出差。趙冠軍抓緊時間就“03洪災” 及中央撥款、當地救災等情況盡行了采訪。領導們的回答與移民的反映大相徑庭。後來，趙冠軍在那篇題為《5906萬元救災款的魔法歷程》裏寫道：

“03？8洪災”8個月後，重回家園的災民們看到：麥田變成了沼澤，房屋變成了瓦礫堆。那時，災民們沒有怎麽心慌，因為他們記著市裏領導的承諾。當時，某副市長承諾，洪水過後，“村民的每一片瓦都會得到補償”。

不過兩年過後，雖然災民們還沒有得到有效安置，但當地官員的說法已經與之前有了較大變化。1月6日，華陰市委宣傳部一位袁姓副部長對前往采訪的《公益時報》記者稱：“當年的洪水是天災造成，我們絕對不可能犧牲村民的利益炸毀堤壩保護市區，村民是不能向政府申請賠償的。”

趙冠軍在文中說，其實，災後，國家發改委很快就向陜西方面緊急下撥了5906萬元救災專款。不過，災民們對此並不知情，他們只是記得當時政府讓他們填寫了華陰市“03？8洪災農林果漁損失調查表”。直到2004年10月，災民們準備重建家園時，意外見到了一份宣傳材料，上面有“國家對新建住房戶按每戶 1.5萬元進行補助”的內容。

醒悟過來的災民們在前往渭南市移民局咨詢後知道了國家發改委的那筆撥款，但華陰市移民局矢口否認有這麽一筆款項，說這事跟華陰市移民局沒有任何關系。

2004年12月1日，災民派代表趕到北京向國家發改委反映情況。華陰市一位姓聶的副市長趕到國家發改委，在那裏，聶副市長承認國家給華陰市3474戶災民撥款已經到位。他承諾，待災民一回到陜西，馬上兌現。但直到2006年元月，災民們依然未見分文。

災民還向記者反映，“聶副市長所說的受災戶為3474戶不太屬實。以高家村為例，該村實有戶數370余戶，華陰市卻上報了417戶，相差近50戶。”

可這些情況，在那次采訪會議上，都被移民局、宣傳部的官員們否定了，他們強調：救災工作很有成效，受災移民安置很好。趙冠軍說：“在兩個多小時的采訪中，我幾乎沒聽到他們講過多少真話。其實，他們弄虛作假，克扣移民費用已不是第一次了……”

在趙冠軍的采訪本上，還記錄著幾件這樣的事：1999年至2001年，省政府拿出3000萬元實施返庫移民安居工程，每戶移民可從中領取5000元的扶持建房款。可是，華陰市北社鄉在給該鄉北社村第一批移民發放時，卻強行扣掉400元；給第二批移民只發了3700元；給第三批移民只發了1800元。而五方鄉和太華路辦事處，竟以“給上級移民部門送禮辦貸款”為名，非法向每戶移民強行索要300至500元的辦事費，且不給群眾開任何票據或收條……

災後重建工作並非“很有成效”。趙冠軍說：華陰市政府在華西鎮華西村的地域劃定了一個災民新村點，取名為華西西村，共批準了64戶災民在此建房。記者在這裏了解到：真正建房的共有39戶，約160人。災民們來自洛西、北洛、慶華、演家及馮東5個村。現已建成並住進新房的有30戶，正在建房的有4戶，因經濟困難而中途停工的有5戶。華陰市給災民每戶15000元建房補助款的支付辦法是：把基礎工程建成後，發給3000元；把兩層樓房建成後，發給7000元；把原先的舊房拆除並搬入新房後，發給剩余的5000元。截止現在，把15000元建房補助款領完的只有9戶。

據群眾講，在當初，華陰市的聶副市長曾向災民承諾：“在建設新村點時，政府將負責完成水、電、路的‘三通’工程。”可是現在災民已搬入新房居住一年多了， “三通”工程至今仍未動工。目前，新村點災民的生活、生產條件極差。走進新村，老遠便聞到一股惡臭撲面而來，走近，記者才發現臭味是房後的水溝發出的。溝裏全是糞便，村民們說，這條水溝成了各家的排糞溝，因溝修得有問題排不走糞便，家裏的門窗得長期關著。政府沒有兌現給群眾打深井的承諾，群眾自己打的淺井抽上來的是鹹水，他們的生活用水只好到別處拉運。村上現在還未通電，有的災民自己從華西鎮的街道上借電用。村上的道路也未修建，遇到雨天很難行走。新村點離農田相距10裏之遙，群眾下地幹活極不方便。

更重要的是，村民們建房的錢大多是以2分左右的高息借來的，洛西村王增戰、雷自興、楊西龍等20多戶災民為了籌措建房資金，把自家的責任田租賃出去（時間長達5至10年），然後，因無地耕種，便只好出外打工糊口……

結束對華陰市政府有關領導采訪後，趙冠軍趕到渭南，在渭南市發改委的《關於下達2003年災後重建華陰市渭河“03？8”洪水淹沒區首期移民遷建工程投資計劃的通知》中看到，2004年10月13日，渭南發改委就下達了首期1188萬元災民建房款的投資計劃。同時，款項已經下撥給了華陰市。

事實上，災害發生後，華陰市移民局曾向華陰市民政局借了50萬元。而華陰市財政局僅將1188萬元建房款中的100萬元撥給了華陰市移民局，除去償還50萬元借款，這100萬元剩下不多了……

搞清這些內幕後，趙冠軍當晚就回到了北京。1月10日，題為《5906萬到50萬的魔法歷程》的稿件見報。

結束采訪時，趙冠軍說：“此後的情況你就知道了，稿件被眾多網絡轉載，引起較大反響。很多企業家送來一些禮品，還有其他媒體的記者來公益時報應聘，中央領導還作了批示，再後來，這篇報道當年被中央電視臺評為2006封面獎……”

56、CCTV記憶：漫長的災後重建

CCTV——因其在中國媒體中特別令人矚目的顯著地位而成為了黨和國家最響亮的“喉舌”，也因其有“焦點訪談”、“中國法制報道”等知名欄目而讓中國人牢牢記住了中央電視臺這個縮寫的標誌。

在素有重正面宣傳，控制、減少負面報道的中國，對一個地方或一個人接二連三地正面宣傳是經常的，但對一個地方連續地曝光批評——特別是被中央電視臺等主流媒體連續批評報道肯定是極少見的。

渭南卻成了這極少見的現象之一——2006年8月27日至9月2日的一個星期內，中央電視臺連續三次對其進行了批評報道。

央視主持人以自己的職業能力和性格形成了獨特的主持風格，以至於有人在網上發表評論說：聽見趙忠祥的聲音，一定能看到一群豺狼虎豹的相互撕殺；倪萍出現，一定有一臺煽情的文藝節目；那個一向表情嚴肅、凝重的敬一丹出來了，肯定有什麽重大事情發生。

2006年8月27日晚七點四十的“焦點訪談”節目，敬一丹又出現了。這天，她說的的確是一個嚴重而又沈重的話題——“陜西華陰政府1600萬元建大樓，災民3年住危房”。

導入這期節目的是一組觸目驚心的畫面：被滔滔洪水淹沒吞噬的華陰，災後遍野的殘垣斷壁、搖搖欲墜的農房，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華陰市委那棟豪華氣派的辦公大樓……

這些畫面講述的與前邊《公益時報》披露的是同一個事實：2003年8月，陜西省華陰市遭遇那場特大洪水災害時，11個村莊被淹，3400多戶村民無家可歸等情況。洪水過後，國家緊急撥付5906萬元災民遷建資金用於補助災民建房。3年過去了，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在華陰市采訪時看到只有50多戶災民使用這項資金建設了新房，完成建房的只有30多戶。使用災民遷建資金總計不到200萬元。許多倒房無房戶仍然居住在簡易房、廢棄倉庫甚至救災帳篷裏。而在這期間，華陰市卻耗資1600萬元建起了市委、市人大新辦公大樓。

演播室裏，主持人敬一丹以嚴肅的表情地提出了一個問題：建房資金早就到位，但災民為什麽卻遲遲住不上新房呢？

敬一丹的問題使每個熟悉那場災難的人都能記起：渭河洪水發生不久，國務院***總理親臨災區視察災情，並要求各級政府盡快解決受災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洪水過後，華陰市政府提出對11個重災村、3474戶受災群眾進行整體搬遷，並請求國家支持。

時任華陰市委書記的黨德才當時是華陰市的市長，他承認：“當時一片汪洋，99％的群眾都要求異地搬遷，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向國家發改委報了這個方案。”

為了盡快幫助受災群眾恢復生產、生活，國家發改委很快就把5906萬元移民遷建補助資金下撥到陜西。這筆專項資金按照每戶17000元的標準用於華陰市災區11個村，3000多戶受災群眾的遷建安置，其中15000元用於補助每戶災民建房，而另外2000元用於公用基礎設施建設。但幾年後，華陰卻沒能將當初以移民的名義積極爭取來的那筆巨款用於移民。

面對記者伸去的話筒，黨德才書記辯解說：後來大水退了，經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群眾的生產、生活很快恢復了，絕大部分房屋基本完好。群眾認為也能住，所以群眾的搬遷意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願意進行異地搬遷了。

真是如此嗎？在華陰市華西鎮那個唯一的一個正在建設的移民點，央視的記者發現，當時，30來戶移民分別來自幾個不同的村莊，搬遷後群眾要回到原來的村子裏種地，少則要跑四五公裏，多則要跑十來公裏路，生產、生活極為不便。

村民們告訴記者：從那邊來種地，早上天不亮來，晚上才能回，種地都成問題了。

村民們不願意搬遷的第二個原因是華陰市上報的移民新村方案的選址高度大多相當於或低於現在的村臺，這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今後如果再發洪水時村民們受淹的問題。村民們認為那是“勞命傷財的事情。”

此外，在移民新村，按照規劃，村民必須建兩層樓房，因此房屋造價也大大提高。

移民們告訴央視的記者：在華陰市移民新村蓋房子要花六七萬元，即使給每戶補貼15000元，對於受災的當地群眾說，絕大多數人也蓋不起房。這是群眾不能搬遷的第三個原因。

村民們問：生活都無著落，只有靠國家來救濟了，你叫我們去蓋房，現實嗎？

在讓群眾在風雨中苦苦等待的同時，華陰市委、市人大耗資近1600萬元新建的辦公大樓卻很快拔地而起。據央視記者調查：按照中央規定，要嚴格控制黨政機關辦公樓項目建設，必須建設的必須經省級人民政府批準。

華陰市委書記黨德才面對記者，有點不好意思地承認：當時，我們只是批復了一個綜合樓。是我們渭南市發改委批復的。原來的商業綜合樓它有審批的手續，我們就拿這個手續做了。

央視的記者介紹：利用其它基建計劃，沒有經過陜西省政府審批，華陰市就違規建起了市委、市人大辦公樓。在這座辦公大樓裏，人員編制總數為160人，人均建築面積為43平方米，按照國家規定的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超標了140％。

此外，這座大樓的裝修在當地也屬氣派，外墻為玻璃墻，門廳、走廊、樓梯間為花崗石板。

記者強調：在2003年8月發生洪災時，華陰市委、市人大的辦公樓建設絲毫沒受影響。華陰市從當地財政支付了1550萬元，市委、市人大辦公樓在災後的 2003年當年封頂，2004年竣工，2005年4月投入使用。幹部們的工作環境的確改善了，但是受災群眾的倒房、危房問題卻是一年又一年，長達三年時間都沒有解決，傷了受災群眾的心。

這期節目的最後，主持人敬一丹表情嚴肅地希望：但願別再讓苦等了三年的災民們的願望落空。

節目播出後，在陜西，特別是在渭南和華陰引起的震動是巨大的。先不說廣大移民的奔走相告和“蠢蠢欲動（華陰某官員語）”，單從渭南市官員們那焦躁不安的表情裏就足以知道“事態的嚴重性”了。市裏某官員說，央視的“焦點訪談”播出時，我的頭嗡地一響，心想，他媽的，怎麽這樣快就弄出來了！

本來，央視的記者到渭南采訪時，渭南就通過省裏打電話到北京，請有關方面向中央電視臺交涉，強調“移民問題非常復雜，要慎重處理，先不要播出，避免在庫區造成混亂，影響當地經濟建設”。在穩住中央電視臺的同時，渭南和陜西商量後打算派精兵強將去北京“滅火”，但沒想到，“狡猾的央視”卻一方面應付他們，另一方面對將“在庫區造成混亂，影響當地經濟建設”的那些事兒照曝光不誤……

更令渭南某些官員想不到的是，在“焦點訪談”8月27日播出了渭南的事兒後的第二天,中央電視臺的“中國法制報道”欄目又以“災民無錢蓋房，市委巨資建大樓”為題報道了華陰市委違規建辦公樓的事。

事情並未就此結束。當渭南一片嘩然，官員們正冥思苦想怎樣去消除央視的報道帶來的“不良影響”時，9月2日，央視的“中國報道”又以“漫長的災後重建”曝光了渭南。

這次節目的主持人是央視名嘴白巖松。

主持人侃侃而談：“在馬上要過去的這個夏天，作為一個新聞人，是我近幾年來和天氣打交道最多的一年，熱帶風暴、臺風、強臺風、泥石流、高溫幹旱，一個又一個災情接連不斷，甚至到目前，重慶與四川東部百年一遇的高溫幹旱都還沒有緩解的跡象，據初步統計，今年中國大陸受災人口超過3億，死亡超過2000人，直接經濟損失1600個億。而在這些數字的背後，是一家又一家普通家庭的日子變得更加艱苦。而眼光中，他們的期待也變得更強烈，期待什麽呢？當然是在自救的同時期待溫暖，期待他人和社會與國家的幫助。然而，三年前，陜西華陰市因特大洪災，11個行政村被淹沒，3000多戶受災百姓無家可歸。洪水退後，國家發改委以急件的方式，將5906萬遷建補助資金下撥到陜西，讓受災百姓建房。而且強調，這筆資金不可滯留、侵占或挪用，然而後來呢？後來就一直到了現在，這筆錢躺在賬戶上睡大覺……

“簡易房、廢棄倉庫、還有當時救災的帳篷——2003年遭受的洪災，一直到2006年，被洪水沖毀房屋的受災群眾，仍然棲身在透風漏雨的臨時住所內。”

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很納悶：整整三年的時間，當地政府到底在做什麽？中央政府的5900多萬建房資金，為什麽遲遲沒有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這期節目，中央電視臺的記者采訪的對象很廣，災民、記者、幹部、教授都對此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從災民、某雜誌社記者、移民局幹部李萬明、華陰市經濟發展局局長汪旭濤、國家行政管理學院一級教授、博導王偉、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成言等受訪者的介紹中，人們認識了一個懶政，一個對群眾利益漠不關心、麻木不仁的華陰市委、市政府。

被采訪的某雜誌社記者認為：我們報道完了以後，國家發改委也派出了調查組，整個華陰市的災民基本上全知道這事了，他們覺得應該離問題解決不遠了。

但記者發現：自己2005年報道時候的現狀跟2006年報道的現狀，唯一的差別就是華西移民新村內多了20多棟樓房，別的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就是說沒有地方住的災民還是照樣沒地方住，各個村莊裏面的殘垣斷壁還是到處都是，基本上沒什麽變化。

對此，主持人調侃說：這項民心溫暖工程本該在2004年竣工，但除了極少的一部分，剩下的都是畫餅充饑。而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在洪水中只蓋了地基的當地市委和市人大的辦公大樓卻在2004年如期竣工，一個懶，一個勤，原因很簡單，一個是為他人，所以懶，一個為自己，就勤快。但是這只能是別人的分析，人家自己是有理由解釋的。錢，下不去，是因為群眾不願意搬遷，自己要說有錯誤，也就是做群眾工作不深不細。怎麽樣？這語言，這態度夠隔靴搔癢的吧？

但是，國家發改委調查組對此的反駁是，華陰市制定的搬遷實施方案可行性差，遇到困難後沒有采取有力措施解決問題，而是一直拖著，致使工程沒有進展。這一下子就說到了問題的實質。其實在這三年間，災民不斷向上反映情況，媒體也在關註，但是奇怪的是，有些人怎麽就能沈得住氣呢？

在這期節目中，中央電視臺再次對災後重建緩慢的問題進行了剖析，指出：兩年前，國家發改委以急件的形式迅速批復陜西華陰市的“移民遷建實施方案”，在這份急件的附件中，明確要求遷建安置工作“要本著就近和方便生產的原則，在高崗地或者堤防保護區內安置災民”。

但在具體實施重建計劃時，政府和災民卻為村臺選址等問題整整打了三年的口水仗。在年復一年的爭論不休中，國家關心災民的溫暖被陜西各級政府層層截留。

2006年2月，國家發改委調查組進行調查時發現，下撥的5906萬資金，其中4718萬元在陜西省財政廳，938萬元在華陰市財政局，250萬元下撥給了負責搬遷安置的華陰市移民局。截止到2006年7月20日，發到受災農民手中的建房補助資金只有51.9萬元，還不到國家下撥資金總額的1％。

面對這樣一個鐵的事實，媒體報道多了，華陰官方還不耐煩地表現出了他們慣有的“理直氣壯”。2006年1月，當媒體再次對這一事件進行報道時，華陰市政府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批評記者報道混淆概念，錯誤地將5000萬國債資金當作救災款，是不實報道，而華陰市政府的做法是在嚴格執行國家規定。

對此，央視的記者遺憾地說：回過頭看這三年，如果當初與災**見出現分歧時，當地政府能及時修改安置方案；災民不斷反映問題時，當地政府能積極落實承諾；媒體追蹤報道時，當地政府能積極自我檢查，那麽災民急需的“補助金”也許就不會沈睡三年，也不應該沈睡三年，可惜，這些“如果”一直到今天，都沒有發生過。

對華陰官員懶政的批評，主持人白巖松有一段話說得十分精彩：當看到花費1600萬元的市委與市人大的新大樓拔地而起，懶人一點兒都不懶的時候，很多災民會懷疑，這個為自己蓋房的錢是不是變成人家蓋大樓的錢了？後來一看，似乎不是這樣，這個時候大家就有點不知所措，因為人家沒挪用，只是一個懶字或者叫不作為，好像錯誤不算太大啊。但是，這恰恰是我們應當修改的一個錯誤觀念，政府部門面對百姓的生活困難不作為，懶的行政同樣應該是大錯誤，性質同樣惡劣，因為造成的後果一樣是百姓為此吃苦受罪。難怪有人說，有些人在這件事中之所以不作為，是因為花別人的錢為別人辦事，所以，麻木不仁，不著急。可這國家與百姓在有些人心目中怎麽就成了別人呢？您說他的官還當個什麽勁兒啊。

對央視的采訪，華陰黨委政府的主要負責人不得不拍著匈部說些好聽的了，“盡量爭取讓移民在今年的元旦和春節期間搬進新屋！”

對華陰市政府新的態度，記者有些大惑不解：如果這件事情可以快速解決，為什麽拖了整整三年才辦？如果不能解決，面對**的追問，為什麽又提出這麽快解決問題的時間表？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李成言說：我們一再講，要建立一個服務型的政府，服務型政府服務誰呢？服務的是百姓，而不是說去服務那些少數的官員，個別的主要領導。這不僅是一個認識上的問題，而且是一個行為選擇的問題，也就是政府要作為的問題。把中央下撥的建房款不能及時地用給災民，這就是懶政。

在這期報道中，還有一件令人“滿意”的事：媒體報道了，當地曾經動作比較慢的人也立即勤快起來，20天就撥了1200萬建房款。對此，央視名嘴白巖松意味深長地說：看樣，效率是可以提高的。但問題是，這效率的提高是因為想到了百姓的疾苦還是感受了壓力，擔心烏紗帽，一時間還真不好說。天災一時難防，我們能做的是相互溫暖和互相幫助，減少天災的損失。但如果天災來過，有的人截留溫暖甚至阻擋關心，那災民就如同第二次受災，而這第二次受災甚至比第一次的天災更讓人心寒……

中央電視臺的這期報道使在惶恐和壓抑中熬煎了一個星期的渭南官方再也沈不住氣了，9月2日晚八點半，中央電視臺的節目剛剛結束，盡管是禮拜六雙休日，渭南市委常委還是在半個小時後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應對這一“負面報道”的對策，應對可能**鬧事的移民……

華陰市更是采取果斷措施：抽調300多名幹部到庫區監控災民，不許他們**和接觸媒體。

57、“功德無量”

本書的寫作計劃中原本沒有這一節——要記述所有媒體對三門峽庫區的報道實在一件困難的事情。首先是這方面的報道太多，難以一一概括；其次是素材太多太好，無法在一個章節內全部使用……

初稿交有關朋友和庫區移民征求意見時，大家都建議：還是將新聞媒體對庫區的報道作一介紹。尤其是幾次去庫區采訪，總有移民對記者講：那些報道庫區的記者對我們移民來說，真是功德無量。你還是把他們的情況介紹一下吧！有人還特別提到那些為宣傳報道移民工作而在渭南遇到“麻煩”和因此而“倒黴”的記者——比如，2005年，被渭南市委宣傳部沒收了記者證的那位《**與法制》雜誌社的王記者；2007年，被華陰市公安局扣押的某報陳記者；還有被某些領導派人跟蹤監視過的那些新聞記者……

從人們對往事的回憶中，記者深深感受到了渭南市個別領導對付記者，對付媒體時的煞費苦心和不惜浪費大量物力、財力。1997年，為抓捕李萬明和搜繳《工人日報》，渭南市移民局花銷移民經費37萬元；2006年8月的一天，《渭南日報》第四版轉載了一篇新華社江蘇分社某記者的文章，因文章中有對渭南市滯留移民救災款三年不發的評論內容，當天的報紙剛發，《渭南日報》的總編被市委領導緊急召見，總編受到一番訓斥後還從那位領導處領受了一項“政治任務”：將當天已發的報紙全部收回！總編連忙趕回社裏，一邊組織全社編輯、記者兵分兩路：一撥到各縣市和街道的報亭收回已送出的數萬份報紙，一撥人重新修改文章，刪去 “玷汙”渭南市滯留移民救災款三年不發的評論內容再付印發送給訂戶；2009年8月，該市又發生了某政府官員下令追繳《渭南廣播電視報》和“治理”《渭南廣播電視報》記者權正民的事情。

權正民乃《渭南廣播電視報》的編采部主任，因工作出色，社裏早有他即將提拔為副總編的傳說。但2009年8月後，這一傳說卻變成了一個美好的泡影。這種結局的原因僅僅因為他采用了一篇稿件。

嚴格地講，權正民采用的這篇稿件並非是宣傳移民工作也並非權正民所采寫，而只是轉載了《陜西工人日報》已用過的一篇稿件——但這篇文章同與移民關系甚密的李萬明有關，於是，市裏有領導不高興了。

如今，回過頭看，那篇引起領導不高興的題為《一心撲在工會事業上》的稿件並沒有寫什麽招惹誰的東西，而只是說渭南移民局工會主席李萬明“從加強工會制度建設入手，發揮工會組織的橋梁紐帶作用，積極主動開展工作，不謀私利樂於奉獻，把工會組織的溫暖送給職工會員，使渭南移民局的工會工作多次獲得省市先進”之類的事情。權正民告訴記者：“稿件宣傳的是先進人物，主編也認為沒有什麽問題，就簽發了。但報紙一出，就惹禍了，聽說市裏某領導把市廣電局批了一頓，問廣電局的領導宣傳這種人有什麽政治企圖，還下令要追回已發出的報紙。市廣電局的領導被批急了，又把我們的領導叫去訓了一頓，我們的領導也火了，先是對我進行談話教育和嚴厲批評，接著命令我：‘寫檢討’！”

權正民一臉茫然：“檢討什麽呀？”社長說：“市上規定，報道縣處級領導，須經市委組織部審批，你報道李萬明為什麽不經過組織部審批？”權正民聽後松了一口氣：“哦，為這個啊，我已了解過，李萬明只有科級職務，無須上報審批。”領導仍強調：“不管怎麽說，按照市政府有關領導的意思，就是不準報道李萬明。”

權正民問領導：“為什麽不準報道李萬明，你總得讓我知道究竟有什麽原因？”領導說：“不為什麽，也沒有什麽原因，反正就是不準報道李萬明，誰報道了，誰就犯了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