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9月21日訊】第一章 犧牲

1、“污點人物”

要採訪的對像有“污點”──介紹劉懷榮的朋友提醒記者：他雖是黃河中游那場悲劇性移民的重要親歷者和倖存者，但站在法律和政治的角度看，他是有“污點”的。

朋友說劉懷榮有“污點”，是因為他81歲那年曾經“進去過”。陝西省渭南市華陰公安局的材料記載：劉懷榮，男，漢族，生於1922年，小學文化，農民。現住華陰市華西村。因聚眾鬧事被勞教一年……

也許是擔心記者知道了劉懷榮的“污點”後會放棄對劉的採訪，提供這份材料的朋友用令人覺得有些誇張的語氣介紹說：劉懷榮絕非一個一般的農民。他是一個被幾十萬三門峽庫區移民尊為“頭家”，被當地政府列為移民“四大司令”之一的重要人物。少了他，三門峽庫區移民史也許就會不完整，移民在某個時期就會覺得缺少主心骨，移民的故事就沒有主角。

在隨後的採訪中，記者才知道朋友的介紹並非誇張而是精闢──單從劉懷榮進入86歲耄耋之年時，華陰甚至是渭南各階層還不能為其“蓋棺定論”，還在為他所幹一切究竟是“為民請命”，還是“聚眾鬧事，擾亂社會秩序”等問題爭論不休這一點看，他的確應算是一個“人物”。

2008年正月初三晚，在渭北下吉鎮北七村五社的一間農舍裡，這個昔日名揚庫區的“人物”就坐在記者對面，認真地回憶著並不十分遙遠的往事，然後用不緊不慢的語氣和輔以幅度較小的手勢把他曾經無數次對無數人講過的故事重復給記者。

他那些幾乎涵蓋了三門峽移民所有磨難與掙扎的故事早已烙印在了歷史記憶的深處：有充滿富庶和希望的甜蜜日子，有用謊言點燃的激情，有被異化、扭曲的人性與靈魂，有逃亡移民葬身沙漠風暴和黃河冰窟的慘烈，還有被編排、被欺凌的漫長歲月裡瀰漫著的那種傷痛與哀愁……

重溫悲傷是件殘酷的事，它會令人更加痛苦。淒慘的往事觸到了劉懷榮那本就難以彌合的傷痛，老漢雙肩顫抖，老淚縱橫。記者也難抑唏噓之情，採訪因此而數度出現中止。

老漢不懂新聞，卻恪守著新聞“真實”的準則。在長達二十多小時的採訪中，對那些記不清楚的東西──哪怕只是一個數字、一個姓名或者一件事情的一個並不重要的細節，他都絕不胡謅亂編。他會停下來安靜而持久地冥思苦想，讓記者邊望著被燈光凝固在牆壁上的那個沉思的雕塑邊耐心地等待……

很難把劉懷榮與那些緊紮褲腳、身穿對襟、頭裹“白羊肚”的關中老農挂鉤。這位曾統領過數十萬移民的“司令”雖滿頭花白，年事已高，但他氣質不減，風度依舊。一張富態的國字臉上透出一種農民式的睿智和沉穩，他的沉穩甚至讓人覺得這是一個城府很深的老漢，是一個也許更適合做官的人──如今的官員就大多是一副沉穩老道，高深莫測的樣子──遺憾的是，劉懷榮終究沒能做成官，上世紀中期，黃河中游的那場大移民把一個“戰天斗地的帶頭人”和移民積極份子“鍛練”成了令當地官員頭痛不已的“刺兒頭”，他因此而常被監控、拘役甚至在80歲高齡之時還被送去勞教……

事實上，按弗洛伊德“人的命運就是他的性格”或曰“性格決定命運”的說法，劉懷榮的結局只能是這樣──他的性格元素中除揉入了太多關中人粗獷仗義、顧群抱團又特別愛較真等特點外，他還有一個致命“弱點”：說話做事從不轉彎抹角，總愛“一吐為快”。還喜歡提意見或曰告狀──當生產隊隊長時老給村幹部提意見，當移民時，又常到鄉里、縣裡、市裡反映問題，當移民“司令”後，甚至還跑到西安、北京告發當地幹部……

“性格決定命運”這一理論的另一說法是：“播下一個行動，你將收穫一種習慣，播下一種習慣，你將收穫一種性格，播下一種性格，你將收穫一種命運”。在我們這個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接軌而來的社會裏，朝代更替中“遺傳”下來的尊者對卑者、上司對下級、城市人對農村人的那種人格歧視還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在我們的一些官員還並不真正民主、開明、大度的時候，尊卑上下和城鄉有別被注入了現代性，卑賤之人發出的不同的聲音對一些權勢者來說都是大逆不道並必將會被排斥的。劉懷榮口無遮攔地給村、鄉幹部提意見，甚至到西安、北京告發當地政府幹部，他“收穫”被監控、拘役甚至在80歲高齡之時還被勞動教養這種“命運”也就在所難免了。

“命運”沒有能改變劉懷榮的“性格”，時間的砂輪也沒有能將劉懷榮身上的“棱角”打磨出丁點的圓滑。他把胯下之辱深埋心底，以邊緣存在的方式讓記者從另一種角度在一個“污點人物”身上看到了也許應視為具有“閃光”意義當然也是可彰而不可學的東西……

講到帶領移民鬧返庫的動機時，劉懷榮一再向記者強調：“是我把移民帶到無法生存的絕地，我一定要把他們帶回去”──記憶的攬繩已經把痛苦的往事牢牢套住，固執、倔強的老漢把自己的思緒定格在了五十多年前的歲月裡，他無法忘懷關中那片“肥得流油”的土地和那片土地給關中人帶來的富庶生活，無法忘懷家鄉那條潺潺流過的渭河，無法忘懷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場大遷徙，更無法忘記那些被窮山惡水困擾了數十年而變得貧窮不堪的移民……

“是我把移民帶到無法生存的絕地，我一定要把他們帶回去”的一諾千金成了劉懷榮人生奮鬥的終極目標。他的一生，幾乎都在像堂吉訶德那樣“戰鬥” 著，在贏得一片喝采的同時也把一個鬥士的堅強和脆弱表演得淋漓盡致──他放棄個人幸福和當地政府個別領導給他許諾的利益，與庫區的幾位移民“頭家”結成 “四大司令”，帶領著他們的數十萬部屬，不屈不撓地鬧返庫、爭土地使用權，直至被關進看守所那陰冷潮溼的監舍──那時，他有過沉默，有過被“震懾”後的短暫恐懼，但他終究沒有屈服，甚至還對前去“招安”的某領導熱嘲冷諷。於是，對其痛恨不已又無可奈何的人利用現代科技的手段給他製造了一個“被招安的事實” ──鐵窗內，面對記者伸去的話筒，劉懷榮向某領導保證：“我今後不再上訪了……”

這樣的電視畫面使得“司令”的部下們一片嘩然。有人驚呼：“劉懷榮投降了！”有人埋怨老漢委曲求全，有人猜想，這也許只是他尋求擺脫囚禁的一種 “詐降”和權宜之計，但就是沒有人想到他這句話的前面還有一句“市裡若把移民的事情解決好了”這樣的前提條件被剪輯掉了。因為這句被剪輯了的話，劉懷榮在一些部下心目中沒有能保持住一個移民“司令”的最後晚節和尊嚴。

顯然，劉懷榮非常看重部下的感受和評價，談到這一話題時，他多次停下來，望著窗外的夜空發呆。

記者明白，老漢是在為部下們的誤解和評價而傷心。

其實，部下們的看法並不會影響或貶低劉懷榮的“司令”形象，連原華陰市政法委書記李集新都說：“移民能重返庫區，劉懷榮起了重要作用”。這位原政府官員的評價是中肯的，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持使劉懷榮和他的部下們度過了艱難的歲月，終於，他和幾十萬移民不屈的抗爭贏得了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注，中央下發文件允許15萬移民走出缺乏起碼生存條件高塬大山，返回他們數十年來魂牽夢繞的庫區……

如今，三門峽庫區的“四大司令”已有三人作古，“司令”們手下的干將們大多徘徊在生命的邊緣，再也無心、無力於耗去了他們大半生精力與財力的移民問題。然而，86歲了仍敢騎著摩託在馬路上狂奔的劉懷榮卻揹負著歷史的塵埃，依舊為移民返庫人數、安置土地等問題奔走呼號，他無數次地層層找領導、找當地和上級政府、找執法部門。但令他鬱悶和傷心的是，他和他反映的問題總是在層層領導和各級政府部門之間被推來推去，個別執法者還動輒就對他“繩之以法”，好像個別人對移民的侵害天經地義，被人蠶食了的移民利益從來就遊走於當地政府及“法律”的思維之外。

劉懷榮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服，他對記者說：“當年，我們是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才移民的，對於國家來說，我們是有功之民，理應得到善待。可是，如今當地政府的個別領導不但不善待我們，還心安理得地侵吞我們的利益。更可氣的是，移民利益受到侵害，渭南和省裡還沒有人管……”

激動和憤怒使得老漢的邏輯思維變得有些不大連貫，想指責“當地的個別領導”，他卻又突然把話題轉到從前。“上世紀五十年代移民前，層層政府的領導給我們描繪了多麼美好的前景啊！給我們承諾了多少的好事啊！他們講的那些話是何等溫暖人心，感動得我們熱血沸騰、無怨無悔地移民大西北，移民陝西渭北高塬……”

劉懷榮記得，最初感動他和庫區百姓的是鄧子恢副總理在全國人代會上的報告。

他說，鄧副總理那“激動人心”的報告傳達到陝西省渭南地區華陰縣時，已是1956年冬春交替時節。對國務院鄧副總理那份報告，“劉司令”的記憶裡只剩下了一些斷斷續續的碎片。“唉，反正講的都是如何修好三門峽水庫為老百姓謀福利之類的事情﹔講了黃河變清的美好情景﹔講了建三門峽電站是治黃史上的千古大業﹔好像還講了三門峽電站修成後對社會主義建設、對增強國力、對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政治意義。號召每個貧下中農要把自己的思想、命運甚至是生命都同黨和國家的利益緊緊聯繫在一起……”

劉懷榮的思緒又回到了那個政治激情燃燒的歲月──黨和國家教育剛翻身做主人的農民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強調國家利益高於一切，一切都要以聽從黨和國家的指揮為天職，以服從黨和國家為己任。

那時有一首歌：“我是黨的一塊磚，任黨用來任黨搬……”

以歌詞的標準衡量，劉懷榮絕對是一塊好“磚”──當年，他“官場”的職務是華陰縣(註：1990年12月改為華陰市)義合鄉義升村三生產隊隊長。 1956年初春，在鄉上參加過“建設三門峽電站幹部動員大會”回到村裡的當天，他就同村幹部們提著石灰漿桶用他那歪歪斜斜得有些難看的“手跡”到處書寫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無條件地服從國家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支援國家建設！”“奉獻三門峽、永遠不後悔！”等標語。

數十年後的今天，劉懷榮依然認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確實永遠需要有國家和民族主義精神。在國家利益確有需要時，個人應該無條件做出犧牲。

但他又老思考著這樣的問題：五十多年前，國家確實需要我們作出那樣的犧牲嗎？國家有能力修建三門峽電站或者的確需要修建三門峽電站嗎？三門峽電站建設中的錯誤和幾十萬移民的巨大犧牲都是不可避免的嗎？我們犧牲的實際意義和價值又是甚麼……

對三門峽工程的懷疑顛覆了劉懷榮移民初期“國家至上”的覺悟，這種思想的變化使劉懷榮的人生發生了質的演變──他因此而由華陰縣移民初期的一顆小如螢火的“明星”蛻變成了一顆渭北平原上空很惹眼的“流星”……

2、“八百里秦川上的糧倉就要用來裝水了”

五十多年前，華陰縣義升村的“建設三門峽電站積極份子動員大會”是在村小學召開的。

那天，天公不作美，鬧起了倒春寒。刺骨的北風夾裹著雪花來勢洶洶地從渭北山區襲來，在渭河平原上凝聚、徘徊。窗外寒風怒吼，樹木在白茫茫的原野上搖曳掙扎，雪花在風裡盤旋著，風在雪裡撕扯著，打著尖利的響哨狂暴地掃蕩著關中大地。

一間50平方米的教室裡，全村近百名先遣隊積極份子密密麻麻地擁擠在一起。往常開會，會場裡比集市還嘈雜，難得聚在一起的村民們會格外珍惜這種機會，他們一邊抽煙，一邊嘻哈打笑地打趣聊天，大著喉嚨講些家長裡短，牲口莊稼之類的閑話。一會兒工夫，會場就煙霧繚繞，人聲鼎沸，主持會議的村幹部要站在講臺上又是揮手又是用教棍猛敲桌子才能讓亂哄哄的會場安靜下來。

可這天的動員會，教室裡卻出奇地靜，除偶爾響起幾聲咂吧著嘴抽土煙的聲音和有人被嗆得直咳嗽的聲音外，連人們粗重的呼吸聲也能聽得清清楚楚。

鄉政府主持會議的馮鄉長（根據部分受訪者要求，書中隱去了他們的真實姓名。書中還有數人因讀者可理解的原因，也都使用了化名。化名只在第一次出現時註明，其後出現時不再註明）省去了以往開會時那冗長的開場白，只用嚴肅的口吻宣佈：下面，由李運龍大隊長傳達中央重要指示！

坐在馮鄉長旁邊的村大隊長（後改稱村主任）李運龍一臉肅容，從懷裡拿出筆記本開始傳達鄉里前幾天召開的會議精神。李運龍是村裡唯一的高中生，能說會道，口才極好，平時開會總是信馬由韁，口若懸河。但在這天的會議上，他一改往日的滔滔不絕，誠惶誠恐地拿著在鄉里開會時作的記錄照本宣科，聲音裡的沉重超過了他故意的輕描淡寫，一副不敢多說一個字，不敢錯說一個詞的樣子。

已在鄉里開過“三干會”的劉懷榮知道，“教育”或者說動員的口徑從省、地、縣到鄉、村、社都是一致的，在這種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會議上，誰要是突破了或講錯了上邊統一的口徑是要負政治責任的──那個年代的“政治責任”包含著批評、檢討、撤職、開除、遭批鬥、坐大牢乃至於家破人亡等等“一條龍”的處罰 ──這樣的原因導致李運龍在整個傳達中一直提心吊膽並格外地小心翼翼。

李運龍講完，村支書劉柏松又表情淒然地念著為甚麼要把華陰等縣作為庫區的問題，肅穆的語氣象是在給生他養他幾十年的這片土地致永別的悼詞。劉支書結結巴巴地照筆記本念幾句，又忍不住離開筆記本想補充些甚麼，他費力地在腦海深處搜索並組織著語言的階梯，竭力想表述清楚自己此時此刻的思想情感，但任他怎樣搜腸刮肚也沒能找到表達自己思想情感的隻言片語，一時，“卡”在那裏不知說甚麼好。“卡”了片刻，劉柏松沒頭沒腦地冒出了一句沉重的嘆息：“這裡自古以來就號稱是八百里秦川上的糧倉啊！可如今，這八百里秦川上的糧倉就要用來裝水了……”

講完這句話，劉柏松似乎意識到了自己已偏離了會議的主題和動員口徑，於是趕緊又去照筆記本念會議記錄。結果，費力地念了半天，他也沒能從“八百里秦川糧倉”轉到“庫區”的概念。念著念著，劉柏松覺得自己還是沒能進入會議所需要的狀態，還是沒能把庫區的意思說清楚，便煩躁地站起身，從講臺上拾起一個粉筆頭，然後轉過身在黑板上畫了一塊瓦，接著，用教棍指著“瓦片”說：我們整個渭南地區都位於渭河平原東部，北邊是渭北高原，南邊是秦巴山地，黃土臺塬，中間是渭河平原。地形呈現南北高，中間低，東西開闊，像一塊不規則的瓦仰放在關中八百里秦川的東北部。我們華陰、大荔、朝邑、潼關四縣就在“瓦片”最低的部位。所以，三門峽水庫修成後，就等於堵住了“瓦片”的東北部，我們這幾個縣就成了蓄水的庫區。

劉柏松以“瓦片底”作模型解釋的“庫區”形象而直觀，五十多年後，參加那次會議的積極份子們依然對“庫區”的解釋記憶猶新。但劉柏松對庫區的解釋畢竟過於簡單，這個只讀了一年初中的村支書不懂庫容、水位高程這些水利術語，更不知道“蘇聯老大哥”對三門峽水庫建設的巨大影響，所以，他沒能講清富饒的 “瓦片底”為甚麼會變成庫區。

當時，為了修建三門峽電站，中國從蘇聯請來了原就職於蘇聯電站工業部的科洛略夫等人為主的外國專家組。

對科洛略夫出任專家組組長一職，他的同門師輩們早有微詞。原蘇聯水利科學研究院院長、著名泥沙專家康恰洛夫說：中國找錯門兒了。科洛略夫對河流一竅不通，他僅能就工程角度考慮，無法理解河流，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對於黃河這條世界上變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們這些老頭子全搬過去，一時三刻也治不了，科洛略夫不栽跟頭才怪!

康恰洛夫一語成讖。在三門峽電站設計中，科洛略夫一門心思於高庫大壩發電。在一次中外專家會議上，他用帶捲舌音的俄語輕鬆而不可置疑地說：想找一個既不遷移人口，而又能保證調節洪水的水庫，這是不能實現的幻想、空想，沒有必要去研究。為了調節洪水，需要足夠的水庫容積，但為了獲得必要的庫容，就免不了淹沒和遷移。任何一個壩址，為了調節洪水所必須的庫容，都是用淹沒換來的，區別僅在於壩址的技術質量和水利樞紐的造價。

憑著蘇聯人的氣勢和那時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老大哥”用淹沒換庫容的觀點對三門峽工程的決策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事過十年，水電部黨組在給毛主席和周總理匯報的材料中言辭頗為沉痛地說：三門峽修壩的問題，日本人研究過，國民黨研究過，解放後我們研究過，都不敢定案。但是蘇聯專家說行，我們就定案了﹔1955年，針對不同意見，也組織了全國專家展開鳴放討論，但是，我們急於想把三門峽定案，聽不進不同意見，鳴放討論只是走了個過場。

“急於想把三門峽定案”和“聽不進不同意見”的不僅僅只是水電部黨組，包括主席和總理在內的很多中央領導也都想把建三門峽電站的事定下來，當陝西官員有牴觸情緒時，周恩來總理還讓對西北局有很大影響力的彭德懷、習仲勛前去做說服工作，講“淹一家救萬家”的道理，講三門峽電站修好後對中國工業建設的影響，講在朝朝代代都沒能治理好的黃河上建修大電站對提升新中國形象的意義──當然，也暗示“聖人出，黃河清”高層夢想。終於，陝西官員們向中央作出了 “無條件服從”的表態。由此，在修建三門峽電站的最後一個障礙被清除的同時，三門峽電站的大錯也從此鑄成。

為此，在1964年的半年內，總理曾兩次實事求是地總結三門峽水庫建設的經驗教訓。他承認：“三門峽工程我們打了無準備的仗……建國才五六年就興建三門峽工程，當時想要黃河清，志向很大，誇下了海口，但科學態度不夠……”

對“科學態度不夠”的原因，總理總結為，“當時決定三門峽工程急了點。頭腦熱的時候，總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視另一面，不能辯證地看問題。原因就是認識不夠。認識不夠自然就重視不夠。放的位置不恰當，關係擺不好……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說為了救下游，寧可淹關中。這不是辯證的說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麼辦？為甚麼不從另一面想想？”

本來，若是走錯方向,停止就是進步。但中國的決策者們如此深刻而辯證地認識三門峽電站時為時已晚──修建三門峽電站的腳步已無法停止。按照蘇聯人設計的方案，三門峽水庫正常高水位要達到360米高程(海拔以上的水位高)，淹沒農田325萬畝，庫區移民87萬人。後經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水利部青年技術員溫善章等專家多次反對，三門峽水利樞紐終於有了低水位、少淹沒、多排沙的設計思路。在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的三門峽水庫現場會議上，才制定出了既保留了蘇聯專家的意見，又兼顧國情的修正方案：三門峽水庫攔河大壩按360米高程設計，汛前高程為335米。

即使是這樣，專家們計算出的淹地和移民數字仍然大得驚人：庫區要淹沒山西省的平陸、永濟、芮城和河南省的靈寶、陝縣等縣（佔全庫區總受淹面積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移民11萬。而陝西省的大荔、朝邑、華陰、潼關等335米高程以下的100多萬畝土地也將成為“庫區”，庫區須遷出移民28.7萬餘人。須搬遷朝邑、潼關兩個縣城和21個鄉鎮，253個村莊……

在華陰縣義升村召開的“積極份子動員大會”上，當這組淹地和移民的數據經馮鄉長之口補充出來後，會場上發出了一陣唏噓和驚嘆。

在一片躁動聲中，劉柏鬆緩緩坐下，揮手示意大家靜下來後才繼續照著筆記本念道：這次庫區移民動員的要點是，建設新寧夏，建設大西北。接著，他念了很多關於黃河禍害下游的事情，並念了三門峽電站修成後的發電量，對工業建設發揮多大作用等等一大串數字。他說：中央已作出修建三門峽電站的決定，三門峽電站修成後，不僅能支援社會主義建設，還能保護下游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我們庫區移民要放棄狹隘的小農意識，發揚“遷一家，保千家”，“一人遷，萬人安”的無私奉獻精神……

幾位幹部照本宣科的傳達雖有些古板，但卻在會場上輕而易舉地製造出了一種榮譽感。每個與會者都開始沒由來地對自己肅然起敬：自己將為黃河下游數以千萬人的生命財產安全而作出犧牲，自己是國家的功臣，自己將在中國經濟建設中名垂青史……

人們還沉侵在自我陶醉的激動中，馮鄉長又循循善誘，把另一個美好的場景推到了大家眼前：“我們的奉獻不是沒有回報的，上邊講了，我們遷一家保千家，今後，下游那些因修建三門峽水庫獲得利益的『千家』也會反過來扶持『一家』搬遷移民的！”講到這裡，鄉長激動了起來，他同時高高地伸出雙手，然後又將左右手的食指同時伸出，邊用右手的食指壓在左手的食指上邊動情地說：“大家設想一下，一千家來幫助一家那將會是怎樣一個概念啊，一家幫你一元錢是多少！幫你三元又是多少！幫你五元呢……”

這位高明的誘導者首先陶醉了自己──馮鄉長眼裡放射出發現阿里巴巴山洞般的狂喜，久久地伸著兩根指頭也忘了放下，給與會者留下了一個富有感染力的 “雕像”。過了許久，會場裡交頭接耳的嘈雜聲才使他從那個由數字換算出的財富世界裡走出。喝一口水後，他接著換算另一筆賬，“退後一萬步講，即使沒有一千家幫一家我們也不會吃虧，國家要給我們廣大移民『輸血』，按搬遷政策甚麼都會有專門的搬遷補助。我給大家透透風吧，一棵樹賠多少，遷一座墳賠多少，拆一間房賠多少，上級都是有規定的。上級還有一個對我們移民非常有利的重要規定：在遷移區新懇荒地前3年不能達到安置區同類土地常年產量的，其產量差額部分由國家予以必要的補償，並在3年內免交農業稅。我可以肯定而負責任地告訴大家，我們搬遷的移民只會越遷越好，越遷越富。安置地的生活絕對不會低於遷出地現在的水準！”

村大隊長李運龍趕緊附和：“肯定會越遷越好，俗話說，樹挪死，人挪活嘛……”

馮鄉長和李運龍等人在作這番宣傳時的心情是複雜的，他們明明知道，眼前這些先遣隊員要去的寧夏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生存環境，他們也知道，1956 年，三門峽水庫移民計劃中移民補償費為每人620元，遠遷為每人800元，這點錢，除掉幹部進行移民工作的辦公費和移民的路費就會所剩無幾了，還有甚麼錢去安置移民？還有甚麼錢去保證他們能“越遷越好，越遷越富”？還怎樣使“安置地的生活絕對不會低於遷出地的水準”？

馮鄉長更沒有想到，1958年大躍進開始後，過分強調自力更生和人的作用，逐漸降低移民安置補償標準，1958年減少到每人429元，1959年降為每人316元，有人甚至還提出不給一分錢也可以搞好移民安置的口號，這種不顧客觀實際的做法，直接導致了關中移民安置質量的低下。

對此，1958年4月21日,周恩來總理在視察三門峽水庫工地時曾痛心地講道：“在移民問題上,我們犯了一個政治錯誤。那就是去年增產節約預算下來以後,我後來才聽說（移民資金部分）少發了一些錢,這個影響很壞。”總理強調：今後，有關移民問題,一切合理的要求,中央一定要負責解決。陝西一定要把遷移工作做好。

總理的指示並未能在陝西得到很好貫徹，導致不少移民無房屋棲身，無土地耕種，無飯吃無書讀……

公正地說，出現這樣的局面不能全怪基層的幹部們，當時的實際情況的確使馮鄉長這樣的鄉鎮幹部陷入兩難：“沒有錢也要搞好移民安置”的口號使基層的幹部們成了無米之炊的“巧婦”，他們不用虛幻的“畫餅”和“美好的前景”去欺騙移民，移民就不會到風沙蔽日、環境惡劣的寧夏，那個充滿詩情畫意的三門峽電站就不能開工，自己就完不成上邊下達的任務，就會輕者受批評挨處分，重則丟官失職。在國家建設、自身利益與移民利益發生衝突時，幹部們只有選擇欺騙去坑害 28.7萬關中移民。

世間的事似乎皆有因果報應。當年，馮鄉長在會場上對“遷一家保千家”與“千家扶持一家”的即興發揮和對移民遷往寧夏後那番美妙圖景的描繪使他在幾年後也遭到了點小小的報應──1961年底，在下鄉的路上，馮鄉長被從寧夏逃回的那些憤怒的先遣隊員們用麻袋蒙住腦袋一頓狠揍，打掉了四顆門牙，從此說話吐詞不清，只好安上假牙。

如今，早退休在家安度晚年的馮鄉長仍時不時會為過早離開自己的四顆門牙感到惋惜，也會良心發現地對當年那次會場上的欺騙感到歉意。但在有生之年，他也許永遠也忘不了那次會場上受騙者如痴如狂的情景──自己的慷慨激昂使整個會場的人也慷慨激昂起來，自己帶描繪性的煽動和李運龍的“畫龍點睛”點燃了參會人員心中的烈火，會場氣氛一下活躍起來，除一些可能有如劉支書所說的那種“狹隘小農意識”的人顯得態度冷淡外，大多數到會積極份子都很激動，有的自覺地在鞋底上蹭滅煙頭專心聽講，有的以點頭微笑表達自己的心領神會，有的還用筆在黑乎乎的本子上記錄著。這種按捺不住的激動漸漸演繹成了無法控制的狂熱，義和村那個後來到達寧夏陶樂縣平吉堡後聚眾逃跑的李志強還帶頭呼起了口號：

“堅決支持國家建設！”

“犧牲我一家，幸福千萬家！”

“遷出華陰縣，為國做貢獻……”

按會議議程，積極份子代表開始表決心。這一議程也是事前就安排好的，決心怎麼表，說些甚麼，鄉里已派專人把關。所以，大家的決心都近似於“堅決支持國家建設”、“遷出華陰縣，為國做貢獻……”之類的口號。

劉懷榮的發言卻沒有按鄉里的“套路”來──他從人群裡站起，先講起了華陰、大荔四縣的人文地理：“剛才，劉書記說我們這幾個縣像一塊瓦片，這的確是一塊令人難以割舍的『瓦片』啊！這幾天，我反反覆覆研究了地圖，才發現我們這裡的地勢是以渭河為軸線，形成了南北兩山、兩塬和中部平川五大地貌。我們這裡有山有川，有塬有灘，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尤其是水源豐富：黃河自北而來，沿陝西關中平原東部的大荔、華陰邊境流過。洛河自西北而東南入渭河，渭河自西而東，在境內匯人黃河。這些，都是上天賜予我們豐衣足食的保證。秋季，我們這塊“瓦片”上簡直就是一片棉花、糧食、油、西瓜、蘋果、花生、紅棗的世界……”

“懷榮，別扯得太遠了！”劉懷榮正講得興起，村支書劉柏松打斷了他的話。平時開會，劉懷榮就常愛提些相反的意見，弄得村幹部們很是難堪。在事關國家移民大事這樣的會上，劉柏松見自己的這個部下信韁由馬，山南海北地閑侃，怕他又唱反調，造成不好的政治影響，忙進行發言引導：“你就代表全村八個隊的幹部，表表如何用實際行動支援三門峽電站建設的決心吧。”

劉懷榮有些激動地應道：“決心要表，但我想多說幾句！”會場裡有人應和：“劉隊長已憋好多天了，讓他講吧！”“我們沒機會發言，已託劉隊長替我們講講，怎不讓說呢？”

馮鄉長見狀，擺擺手說：“劉書記，懷榮心中有話，讓他說吧！”

得到鄉長首肯，劉懷榮重新接上了被村支書打斷的話頭：“大家都知道，我們這裡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歷史厚重，源遠流長。距今約80萬年前的 『藍田猿人』，20萬年前的『大荔人』，就在我們這些地方繁衍生息﹔周、秦、漢、唐兩千年間，我們這裡是京畿重地，歷來為兵家所必爭。被稱為五嶽第一廟的西嶽廟，中外馳名的西嶽華山就在我們縣內。隋文帝楊堅這樣的皇帝，楊玉環這樣的美女，還有好多我說不出名字的文臣武將也都出在我們這裡。這些都說明我們這一帶是人傑地靈的風水寶地！”

說到這裡，劉懷榮話鋒一轉：“我們這裡是金不換的風水寶地，最初聽說要把我們遷走我還有些想不通，但通過上級的宣傳發動，現在我想明白了，國家要治理黃河，要建水電站搞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這些託共產黨的福才翻身做了主人的貧下中農，我們這些新中國建設的積極份子，還有甚麼二話可說？還有甚麼理由同黨同國家討價還價！其他人怎麼做我不知道，反正我劉懷榮一家決不含糊，堅決支持國家的移民政策，遷到南寧去建設新家園！”

馮鄉長、劉支書等人帶頭為劉懷榮的發言鼓掌並帶領大家把劉懷榮的發言內容變成了高昂的口號。“堅決支持國家移民政策，遷到南寧建設新家園”等口號透過教室，在茫茫雪野迴盪……

3、導演激情

一棵不知有幾百年的歪脖子槐樹矗立在華陰縣義升村村頭，巨大的樹冠枝繁葉茂、遮天蔽日。夏天納涼，平時開會，小孩子們遊戲嬉鬧，走纍了的人休息一下，農閑時，村裡的婆姨們聊天做針線活都會選擇在這棵樹下。於是，有人戲稱歪脖子槐樹是義升村的“活動中心”。劉懷榮回憶說：動員大會召開的當天，渭南地委的文件便貼上了“活動中心”那棵歪脖子槐樹：

“……在黃河上修建三門峽水庫是我們的前人想做而未做成的大事，它也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項偉大工程，這種對國家對人民都會帶來極大利益的工程，必然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極端仇視。他們會千方百計地製造各種謠言，陰謀破壞治理黃河工作。對此，我們的移民工作必須進行嚴格的資格審查……”

根據渭南地委的安排，華陰等縣部分村社將移民寧夏。為了給移民寧夏創造條件，各縣都以村成立了先遣隊。地委文件規定：“先遣隊員必須以黨團員、積極份子和貧下中農為主要力量，吸收部分表現較好，條件成熟的上中農。嚴格禁止地主、富農、管制分子或他們的子女和直屬親戚進入先遣隊。在移民過程中，對他們，要嚴格管制和進行秋風掃落葉般的鬥爭”。

結合本縣實際情況，華陰縣還規定：願意參加先遣隊的村民以社為單位報名，然後村裡討論，報鄉政府進行政審，最後由縣政府批准。

踴躍的報名在“積極份子動員大會”後的第二天就開始了。義升村第一個報名的是劉懷榮──本來，按政策規定，報名應“本人通，全家通，全社通”。可劉懷榮未與家人商議就纏著村幹部硬要把全家11口人的名字全部報到赴寧夏先遣隊。村幹部說，先遣隊不要老人小孩和婦女。劉懷榮說，我去總可以吧！他們第二批去。村幹部勸他，“你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可要三思，一下子把十幾口都遷去，就不留條退路？”劉懷榮兩眼一瞪，“支援國家建設還留甚麼退路！”

這件事經華陰縣委宣傳部那幫筆桿子一提煉，劉懷榮很快就成了移民寧夏的典型。“典型”的事跡馬上配合庫區移民的大局四處流傳──那些日子裡，縣、鄉幹部們起早貪黑地騎著自行車，穿梭於各村社，不斷把劉懷榮這樣的動人故事以通報、報告會等形式傳遞給本縣或大荔、朝邑等縣年輕的積極份子們，然後，又把大荔、朝邑等縣積極份子的故事蒐集給華陰的積極份子。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一直同劉懷榮等人一起鬧移民返庫的原朝邑縣嚴莊鄉新東市村的趙德龍也學著劉懷榮當了一回移民先進。1956年，趙20歲，是全家10口人的頂樑柱──他的奶奶70多歲，父親患嚴重胃病，母親是個瞎子，六個弟妹都還年少，像這樣困難的家庭連鄉幹部也不同意他參加先遣隊。但幾次動員會後，趙德龍熱血沸騰了，去先遣隊報名被拒絕後，他找到鄉長劉懷兵嚷嚷：“我是共青團員，為甚麼不讓我參加先遣隊？”好心的劉鄉長勸他說：還是好好照顧家人吧，先遣隊少你一個沒甚麼，但你這個家少了你就更困難了。

趙德龍認為劉鄉長不支持自己建設新寧夏，又去鄉黨委書記雷步懷那裏纏，鄉里“磨”不過他，只好同意他參加先遣隊。五十多年過去了，回憶這段歷史時，趙德龍仍然十分得意，“我是全鄉第一個報名的！”

全鄉第一個報名的趙德龍和劉懷榮一樣上了縣裡的簡報，他們“克服家庭困難建設新寧夏”的事跡在庫區家喻戶曉……

據劉懷榮回憶：那段時間，幾乎天天都能聽到一些激動人心的先進事跡。甚麼義和村只分了30個先遣隊員名額卻有八九十人爭著報名呀，甚麼楊村某婦女要求和丈夫共赴西北呀，甚麼父子兄弟爭著報名當先遣隊的事跡和妻子勸丈夫踴躍“建設新寧夏”的典型人物不斷在渭河平原上傳頌，激勵著更多的人上演繹出了更多更動人的故事。

劉懷榮解釋說：那時，人們響應政府號召的積極性是真實的，大家要一心支援三門峽電站建設的熱情也是真實的。但大家的積極性和熱情也有因形勢所逼而不得不表現的成分，你不表現就顯得落後，就會被人瞧不起，就會有人懷疑你不支持社會主義建設。那個年代，如果有誰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那他離倒霉的日子就不遠了。

南洛鄉義和村的那份血書也許就是這多種複雜情感的“結晶”。該村二社有個叫趙少虎的中農也去報名當先遣隊員，因成分“高”了點，且他是獨子，村裡擔心其走後無人照顧他的父母，故勸他不要報名。這位20來歲的青年急了，當眾咬破手指在白布上寫下“堅決要求參加先遣隊”的血書交到村裡。村裡向鄉里報告後，鄉里又把那份開始發黑的血書上報到縣裡，縣裡政審的幹部為其精神所感動，於是，趙少虎參加先遣隊的事不但很快解決，他還成了建設新寧夏的典型，被縣裡大張旗鼓地宣傳了好一陣子。

為了把“建設新寧夏先遣隊”的聲勢造得更大，華陰縣除在各鄉、村、社不厭其煩地大會動員，小會發動外，還在縣城東邊的岳廟佈置了大型的“治理黃河大展覽”等活動。朝邑、大荔、潼關三縣也組織各村社的先遣隊員和貧下中農輪流到西安文廟參觀了“根治黃河水害”的展覽。

兩處的展覽內容、形式基本上都是一樣的──電站的模型就放在中國地圖的河南三門峽的位置上，女解說員用長棍一指，地圖後西北五省的小燈泡全亮了起來。參觀的先遣隊員們激動得咬緊嘴唇邊點頭邊鼓掌。在另一個模型前，黃河決口，氾濫成災，把下游的人們淹得哭爹叫娘。女解說員一摁電鈕，三門峽水庫一下攔住了波濤洶湧的黃河，下游的群眾立即脫離苦海，過起了安居樂業的日子。

參觀的先遣隊員們在拍紅巴掌的同時，更覺自己責任重大，“遷一家，保千家”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4、“關中白菜心”和“天下黃河富寧夏”，你選擇甚麼？

1956年初，強大的宣傳發動攻勢把“遷一家，保萬家”和“建設新寧夏”的號召傳達到大荔、朝邑、潼關三縣時，其響應程度遠不如相鄰的華陰縣那樣熱烈── 這三個縣也不乏有為三門峽建設而熱血沸騰的青年，也有母親送兒赴西北的典型。據記載：大荔縣楊村，先遣隊員的分配名額只有150個，卻呼啦啦地湧去了 1000多人報名，這樣一來，就形成了100多起兄弟相爭要去寧夏的“情況”。這邊已爭得不可開交了，縣鄉幹部們在匯總情況時，還統計出了有200多名婦女在動員丈夫報名參加先遣隊……

但在這些動人的場面背後，細心的幹部們還是發現了一些“問題”：緊靠黃河的潼關縣有不少人對要拆遷已有數千年歷史的縣城一事有意見﹔朝邑縣豫安鄉豫安村那個70多歲的張老頭不但不要孫子報名參加先遣隊，還公開向鄉幹部叫板：我家祖祖輩輩都生活在這裡，誰敢讓我們遷走我就跟他拼了﹔大荔也有不少人質疑：寧夏有大荔這樣的平原嗎？那裏一個勞動日可掙多少錢？有人甚至說：沒有我們現在這樣的條件，寧願讓水淹死也不離開……

這些與“一人遷，萬人安”這一庫區主旋律不諧調的“情況”被各縣的領導們定為了“當前移民工作最大的隱患”。經過對大量情況的分析，幾個縣都終於找出了那些“隱患”背後的共同原因──富不願遷！

大荔、朝邑兩縣地處關中平原東部，素有“三秦通衢”、“三輔重鎮”之稱。兩縣縣域面積1776平方公里，耕地面積9.3萬公頃，當時總人口60餘萬。而潼關緊靠黃河，境內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幾縣皆水資源豐富，灌溉條件優越，有效灌溉面積佔總耕地的70％以上。幾縣皆畜牧業發達，盛產棉花、黃花、花生、小麥等農作物，早就有“關中白菜心”之稱。優越的地理條件加上村民們的勤勞，使得這一帶富甲一方，農民更是富得讓人眼紅心熱。

曾在大荔縣政府工作過的退休幹部李松柏（化名）告訴記者：1956年那陣，我們每個月的工資才二三十元，而當地農民每個勞動日差的能掙三四元，好的可以達到七元左右，年純收入能達到1200元至2500元。那個年代能有一兩千元錢可不是個小數目！

2006年10月，陳思忠等幾個大荔縣移民到北京辦事，記者請他們吃了頓便餐，席間，幾杯下肚，樸實善良的移民們不禁感慨萬千，唏噓不已。他們說：如果當年我們不移民寧夏，後來不反反覆覆折騰這幾十年，今天與你坐在一起的肯定不是幾個窮移民，這頓飯說甚麼也得我們請你這個京城裡的記者了。

這些落魄的移民唸唸不忘當年的富裕：“那時，縣鄉幹部剛有人戴手錶，我們農村馬上也有人買來手錶。幾乎家家戶戶都買了自行車，甚麼中國的名牌永久、日本名牌菊花、富士，英國的菲力普，我們那一帶農村都有。一百多元一輛國產自行車，二三百元一輛的進口自行車，大家買時會輕鬆地說：有甚麼了不起，大不過二三十個勞動日！”

如今，站在生活的廢墟上回顧幾十年前那些得意的生活細節，陳思忠等移民臉上笑著，眼裡卻淚光閃閃，“那時，我們縣裡的大多數幹部都買不起自行車，下鄉檢查生產只能以步代車，我們這些農民卻騎著自行車去趕集走親戚或辦事。每當自行車從那些走路下鄉的幹部身邊呼地超過時，嘖，那個神氣勁兒，真讓那些國家幹部羨慕死我們了……”

令國家幹部羨慕的肯定不只是自行車，陳思忠告訴記者，現在的人千方百計地都想自己的兒女去當國家幹部，可我們那會兒有誰家去動這樣的心思啊──那時，最窮的是縣裡的國家幹部，最富的是我們這些黃河灘上的農民！

講到此，他賣關子地問記者：知道我家去寧夏前有多少存款嗎？

記者猜不出。陳思忠得意地伸出四個指頭。

“四千？”記者吃驚地問。

陳思忠哈哈一笑：太小瞧我們了。告訴你吧，四萬！

記者採訪過的十多個大荔人──準確地說，是1958年將朝邑縣並入大荔後的朝邑人幾乎都講到了一個名叫李英的朝邑縣幹部嫁給當地農民的故事。那故事的大概意思是，朝邑縣一個叫李英的女幹部到上八戶村去駐村蹲點，卻被村民的勤勞和富庶所吸引，並同上八戶村的一位農民小夥子相愛結婚。婚後，還居然放棄幹部身份和城鎮戶口在上八戶村落了戶，心甘情願當起了農村婦女……

如今，對這個被朝邑人在幾年前或幾十年前就已給無數記者、作家講述了無數次的故事已演繹出了多種版本，各種版本的故事元素也發生了不少變化：人們已記不得李英與那位農民小夥子結婚的具體時間，有說是1953年的，有說是1955年的，也有人說反正是解放後到移民前這段時間內的事情。李英下嫁那個白馬王子尊姓大名大家也說法不一，有人說叫王某，有人說是張某，還有人說那男的好像姓劉。

故事元素在半個多世紀的傳揚、演繹中雖然發生了一些變化，但這並不影響此事的真實。如今，這件事已深深扎根於庫區移民的心中，在成為永不銷褪的記憶的同時，也成為庫區往日富庶的最好見證。

老話說，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1956年，突然要如此富庶的“庫區人”遷移他鄉，他們能不產生“寧夏是否有大荔這樣的平原”，“那裏一個勞動日可掙多少錢”這樣的問題嗎？產生“沒有現在這樣的條件，寧願讓水淹死也不離開”的想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幹部們擔心：村民思想深處的這種“隱患”會成為庫區移民的最大障礙。於是，有針對的宣傳發動在“庫區人”中展開了。在村社的大小會議上，幹部們鸚鵡學舌地講三門峽電站和支援社會主義建設，講保護下游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等種種好處，講庫區移民要放棄狹隘的小農意識，發揚“遷一家，保千家”，“一人遷，萬人安”這樣的無私奉獻精神，更多的是講寧夏的富饒，講寧夏的移民歷史。

老移民馬連保回憶說：我就是那時才知道，地處祖國西北邊陲的寧夏，是一個北方草原遊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相互交織纏繞的地區。公元前3世紀，秦始皇曾派兵在寧夏屯墾，並在寧夏境內修筑了著名的秦長城。漢武帝劉徹向寧夏移民70萬進行大規模開渠墾田。唐、元、明、清時期，全國各地的移民更是以空前的規模進入寧夏。以至於民間有這樣的說法：寧夏有天下人，而天下無寧夏人。

特別是明代，內地讀書人以及官員和被流放者頻繁進入寧夏，這些“知識移民”積極倡導中原先進文化，建立學校，大興儒學，不僅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更為重要的是帶去了一整套新的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使寧夏的經濟有了較快發展。

馬連保說：當時，縣鄉幹部給我們講來講去，無非想用寧夏的富裕來引誘我們。但他們所講的富裕的寧夏離我們太遙遠太空洞，一些人聽後態度冷淡。幹部急了，問：聽說過“天下黃河富寧夏”這句詩嗎？有人回答：好像聽說過。幹部們說，這就行了。這句詩的意思是說寧夏是天下最富裕的地方。你們總認為“關中白菜心”最了不起，現在，“關中白菜心”和“天下黃河富寧夏”，你們選擇甚麼？

村民們當然選擇了那句流傳甚廣的詩句。幹部們進一步鞏固宣傳成果，他們以謊言的道具蠱惑村民：寧夏也是一個望不到邊的大平原，過去後，每個人能分水田三畝，旱地七畝。並且，田地不會被黃河淹，水車就可以把黃河的水抽到田裡，旱澇保收。

一個虛擬的“大餅”吊起了被發動者的胃口，村民們警惕的防線終於被發動者美妙的謊言擊潰，視土地為生命的村民們砰然心動：在關中，自己才四五畝土地，還儘是旱地，移民過去不僅能多得一半的土地，還能分到水田！

遠遷西北的好處令村民們簡直不敢相信：這可能嗎？

怎麼不可能？幹部們拿出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在1955年7月18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上的報告念道：政府保證移民在到達遷移地點以後得到適當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政府將努力保證他們在遷移的時候不受損失，並且幫助他們在到達遷移地點後儘快走上安居樂業的道路……

幹部們還給村民們念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1956年1月制定的《提綱》中的一段話，來作為村民到寧夏能分到十畝土地的佐證──“從水庫區移民利益出發，主要考慮移民在遷移安置後，每年的生產收入不低於其在水庫區的原有水平並且要逐步有所發展提高……”

見仍有人將信將疑，縣裡派人去寧夏進行了考察。回來的人說：那邊土肥地廣，水源豐富，能保證一人分十畝田地，年收入肯定高出陝西這邊！

後來，鄉、村、社也派代表去了寧夏。代表回來的說法與縣裡完全一致。

這下，“庫區人”不再瞻前顧後了。“走，建設新寧夏去！”

5、多情自古傷離別

《華陰縣誌》載：“1956年夏末秋初，關中多雨。麥登場，連降霖雨，麥生芽，損失嚴重。”

淅淅瀝瀝的細雨織成一張濕漉漉的密網，打撈著庫區人的離愁和傷感，也打撈著庫區人情感世界裡的亢奮與淒惶。

多雨的季節，首批遷往寧夏的5200多名先遣隊員於青春年少之時臨危受命,帶著一種朝聖般的神聖，將遠離故土去西北高原續寫使命的傳奇……

隨著先遣隊出發的日子越來越臨近，華陰縣的先遣隊員及他們的家屬們也在做著最後的準備：糧食賣了，雞鴨豬狗賣了，房前屋後的樹木賣了，房子全以 100至300元一間折價賣給了國家，祖墳也遷移到了南北兩面“瓦片”的高處。先遣隊員們打點好行裝，只等一聲令下。

鄉、村幹部拎著盛滿石灰漿的桶在先遣隊員們的房屋牆壁上寫下了醒目的“拆”字和“一人遷，萬人安”之類的標語。

在“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那種由淒涼到悲壯的氣氛中，先遣隊員們開始同親朋好友，左鄰右舍告別，一種“建設新寧夏，舍我其誰”的豪情壯志夾雜著“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去陽關無故人”的離愁別緒，構成了那個夏末渭河平原上最複雜的思想情感。

一首當時在青年人中流行的加拿大民歌《紅河谷》給這種離別前的傷感更增添了幾分濃厚的憂傷情緒──

人們說，你就要離開村莊，

我們將懷念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比太陽更明亮，

照耀在我們的心上。

走過來坐在我的身旁,

不要離別的這樣匆忙﹔

要記住紅河谷你的故鄉，

還有那熱愛你的姑娘。

劉懷榮至今仍記得那首當時令庫區人聞歌生情的《紅河谷》。他中氣不足且有些跑腔走調地輕聲哼唱：

你可會想到你的故鄉，

多麼寂寞多麼淒涼﹔

一想你走後我的痛苦，

想一想留給我的悲傷。

……

歌聲將劉懷榮帶回了那個久遠的年代，他回憶說：“先遣隊即將出發那些日子裡，我們年輕人常聚在一起唱這首歌，大家唱一遍又一遍，直唱得聲音發顫，淚水直流。我們還故意把歌詞『要記住紅河谷你的故鄉』改成『要記住華陰縣你的故鄉』……”

越來越濃的離愁別緒像根無形的鞭子狠狠抽打折磨著先遣隊員們脆弱的情感。先遣隊員們幾乎全是清一色的年輕人，他們中有的或初為人夫，或初為人父，有的則還是父母膝下承歡的嬌兒，如今，像從一個熱鬧的夢中突然醒來，真的就要獨自背井離鄉，遠赴西北，年輕的漢子們頓時惶惑無措，當初那經宣傳發動澎湃激盪起來的熱血開始“退潮”了──拋親別家的淒然苦情，天涯孤旅的惆悵憂傷，前程難料的虛渺迷茫等等情緒，使整裝待發的先遣隊忽然陷入楚歌四起的危局，這支憑藉鼓動和熱情組織起來的隊伍軍心開始動搖。華陰縣焦鎮鄉、北山鄉等地的一些村社有人裝病，有的外出不歸，有的乾脆提出家裏的父母和孩子需要照顧，暫時退出先遣隊……

先遣隊面臨未曾出徵兵先散的危險。

這時，華陰縣政府一個人物的出場挽救了這一危局──此人姓王名潤亭（原名振華），華陰臺頭村人。因鬚髯過腹，人稱王鬍子。這個個子不高，滿臉憨態，以為人厚道誠實而得到人們敬重的王鬍子曾有一段傳奇的經歷。民國九年（1920年），因土匪、惡紳欺凌，他棄學從軍，參加過直奉戰爭。1924年，在陝西陸軍第四師任排長。後考入西北軍馮玉祥部的軍事政治學校。

1931年，已任楊虎城部副營長的王潤亭因仗義救人而坐牢，在獄中，他潛心鑽研中醫。被人救出獄後，王鬍子到華陰羅山小學任副理事長並於1938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兩年後經組織同意加入國民黨抗日義勇軍，任團副。1944年，身體一向健壯的王潤亭突然稱病告假去向不明。1949年4月19日，解放軍從東渡黃河解放潼關時，人們發現了失蹤多時的王鬍子出現在渡河的支前隊伍中，他指揮民工用竹筏把部隊從河東渡到河西，然後突然向防守潼關的國民黨守軍發起猛攻，一舉拿下了潼關。

原來，王鬍子的兒子王平凡也是地下黨，以教書做掩護，長期在渭北地區從事民運工作。後任教於馬蘭地委黨校。1944年，王潤亭化裝成游醫步入陝北馬蘭黨校學習時，其子王平凡就是他的老師。

解放後，王潤庭父子回到渭南地區，王平凡到華縣任了第一任縣委書記，1953年，年僅29歲的王平凡死於肺結核疾病。王鬍子到華陰當了副縣長，幾年後任縣長。1959年，調任陝西省衛生廳中醫處處長。逝世於1974年。

在任期間，王鬍子的治縣有方與平易近人在官場和民間都有極好的口碑。所以，1956年2月，成立華陰縣支援三門峽水庫修建工程工作委員會時，他成了該委員會主任不二的人選。

這年初秋，在赴寧夏先遣隊出現危機時，這位德高望重的老縣長出現在了全縣“赴寧夏先遣隊積極份子動員大會”上，他的一番話使那些心中有病，臉上愁雲密佈，隨時都可能打退堂鼓的先遣隊員重新揚起了遠航之帆。

他說：為了支援三門峽電站建設，你們即將離開故土，告別親人，到遙遠而陌生的大西北去。人說，故土難別，親人難離。我知道，你們中有人因此已對當先遣隊去寧夏的事感到後悔並開始動搖，我還知道，你們中有不少人可能正在想方設法地要離開先遣隊。

講這些話時，王鬍子面色凝重，語調低沉，語速緩慢，講到最後竟停下來，他用犀利的目光將會場緩緩掃視了一遍，接著繼續語調沉重地說：“解放後這些年來，黨和國家一直教育我們貧下中農要國家利益高於一切，一切都要以聽從黨和國家的指揮為天職，以服從黨和國家為己任。現在看來，你們很多人都白受教育了，你們跟黨離心離德，口是心非啊！”

講到這裡，王鬍子突然提高嗓門，用手不斷地朝會場指指點點道：“你們中不少人也經常說國家利益高於一切，貧下中農要無條件的服從國家利益！你們中的很多人都會唱『我是黨的一塊磚，任黨用來任黨搬』那首歌，可今天，你們中還有多少人可以問心無愧地說自己在以聽從黨和國家的指揮為天職？你們中有多少人還具有國家至上的精神？你們中有多少人在國家利益需要時，可以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你們中還有多少人敢拍著胸口說自己是黨的一塊磚，任黨用來任黨搬？”

一連串機關炮似的喝問掃過會場之後，不待臺下的先遣隊員們從嚴厲的斥責中回過神來，王鬍子用愈加激憤的語氣開始了更加苛刻的指責：“真令人想不到啊，大家大多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都是千挑萬選才定下來的先遣隊員，可關鍵時刻，卻有人孬種了！想臨陣脫逃，把國家的三門峽電站建設，把黃河下游同胞的安危都拋到了腦後！只想自己的老婆孩子熱炕頭，只留戀自己的『關中白菜心』，這種人真是給我們貧下中農丟臉！給華陰縣丟臉！給先遣隊這個神聖的名字丟臉！叫我這個縣長臉上無光啊！”

王鬍子越講越激動，越講越慷慨激昂，“你們都知道，我是華陰的縣長，論職務，算國家的七品命官，講待遇，我吃的是皇糧皇餉。而你們無官無職，只是白丁一個。但我現在要告訴大家，今後，為了國家的三門峽電站建設，我這個七品命官也要去寧夏，並且，我還要以華陰縣移民大隊長的身份去寧夏！”

會場裡，那些被斥罵得無地自容的先遣隊員們一愣，接著騷動起來，有人驚詫地交頭接耳：

“甚麼！王鬍子他說他要去寧夏？”

“他是縣長，怎麼可能？”

“日哄我們吧？”

“他真去我們就不好不去了。”

“球！只要他去，老子也敢去！”

“別嚷，聽他怎麼說！”

王鬍子朝人聲鼎沸的會場揮揮手，待大家漸漸安靜下來他才繼續講道：“不用懷疑，不用大驚小怪，真的，從今以後，我也是你們中的一員了，我的行李已準備好了，我也要和你們一起去扎根大西北，到寧夏去建設新家園，以實際行動支援三門峽電站建設！”

會場裡，人們激動而疑惑地面面相覷，接著爆發出一陣掌聲。王鬍子的話沒有被掌聲打斷，他提高嗓音繼續說：“我已是52歲的人了，我也有家有室，我的親戚朋友也都生活在華陰，我也將帶著孤獨遠行。建設新寧夏，就必須有人背井離鄉甚至是妻離子散，就必須有人去付出和犧牲。你們都是黨團員和青年積極份子組成的先遣隊，先遣隊員豈能有狹隘的小農意識？黨團員在國家需要的時候豈能兒女情長，畏縮不前！”

王鬍子的激情而憤怒的喝問令那些“有狹隘的小農意識”和“兒女情長”的先遣隊員們羞愧難當，會場裡有人把目光避開了臺上的演講者，有人情不自禁地低下了頭。但臺上的喝問仍像一排排巨浪，匯成怒海狂潮，挾棍帶棒地狂捲而來。“我一個縣長，一個國家的七品命官都去得寧夏，你們這些一般的黨團員又怎麼去不得！你們這些先遣隊員又怎麼去不得？我年過半百的王鬍子能去寧夏，你們這些二十來歲的娃娃為甚麼不能去……”。

很多年後，一位讀博士的移民後代在評述王鬍子的那次“救場講話”時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不過是華陰的領導們利用王鬍子在移民中的威望進行的一次高明的信仰欺騙和道德綁架”──說信仰欺騙，是因為王鬍子並未像他所說的那樣扎根西北建設新家園，而只是到寧夏去虛晃一槍便回到西安當了省衛生廳中醫處長。博士生所說的“道德綁架”是甚麼意思呢？是說王鬍子以他的人生價值取向把移民們“綁”上了西去寧夏的征途？還是說王鬍子用自己的道德準則和信仰標準 “感動”了所有先遣隊員……

如今，後人如何評述對那次動員大會及當時的施政手段，對當時的政府部門對王鬍子本人似乎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王鬍子那番講話在那個特定的歷史年代發揮了巨大作用，當時，在在場先遣隊員中的確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他的話像高昂的衝鋒號角，讓理想與激動、責任和奉獻的精神激流在先遣隊員心中蔓延、激盪，會場上，不斷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號聲。

“遷一家，保千家！”

“一人遷，萬人安！”

“服從國家利益，聽從黨的指揮！”

“以實際行動支援三門峽電站建設！”

“堅決響應黨的號召，到寧夏建設新家園！”

面臨潰散之險的先遣隊再次被凝聚振作，先遣隊員們恢復並堅定了遠赴寧夏的決心。

從一開始就決心響應號召的劉懷榮在最後的時刻卻離開了“到寧夏去建設新家園”的隊伍──先遣隊出發的前幾天，他妻子突發高血壓、胃痛等病，躺在床上還老感到天旋地轉，不能動彈，成天水米難進，吃甚麼吐甚麼，後來連喝藥都很困難。醫生說，病人的情況絕對經不起車馬勞頓，此時若還要遠途跋涉，恐怕不等顛簸到寧夏人也就完了。

突然而至的災難使劉懷榮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報名後，家裏的房子、糧食、樹木都賣掉了，全家11口人的戶口也全部轉到了寧夏。此時如冒險去寧夏，妻子有生命之憂，自己將面臨家破人亡之災。自己如同三個孩子留下來照顧妻子，年邁的父母和四個弟妹去了寧夏無人照顧不說，又怎受得了日後那骨肉分離，互相牽挂思念之苦……

先遣隊出發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劉懷榮每日裡著急上火，坐臥不寧。情況反映到鄉上，馮鄉長向縣長王潤亭匯報後作出決定：劉懷榮的父母和四個弟妹遷往寧夏，劉懷榮留下照顧妻子和三個孩子，待其妻痊癒，劉懷榮一家五口再遷往寧夏。

數個月後，得知遷往寧夏移民的悲慘遭遇，劉懷榮再也不願也不敢去那裏“重建家園”了，經過數番交涉和申請，鄉里只好將他改遷到渭北下吉鎮北七村五社。在搬遷的途中，劉懷榮接到了父母餓死西北寧夏的消息，原本計劃前去奔喪，但村幹部要求他化悲痛為力量，帶領全社六百多村民搞好搬遷。直到幾年後，他前去西北將一家人已遷往寧夏的戶口往渭北下吉鎮辦理時，才在賀蘭山下見到了父母的墳堆。劉懷榮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在那場大逃亡中一路討口回到了華陰。還有一個弟弟因在寧夏的某廠當了司機並同一當地女子結婚，從此便扎根西北高原。

提到這段歷史，劉懷榮的情緒再次失控，禁不住嗚嗚地哭了起來。他一邊不斷用手抹去渾濁的淚水一邊對記者說：“真沒想到，一開始的宣傳動員就充滿了謊言和欺騙。我們輕信了謊言，被當地的官員騙得熱血沸騰，爭先恐後地在搬遷中當積極份子，結果，把父母的老命搭上了，還把幾個弟弟妹妹也搞得那麼慘！”

不過，劉懷榮還是把悲慘往事的癥結想明白了，“當時的社會氛圍就令人不得不輕信並熱血豪情──那時，宣傳、動員方式太出色了。離開家園前，人的情感是最脆弱最傷感的時候，但那些幹部卻能把你哄得心花怒放……”

劉懷榮所說“哄得心花怒放”的內容是指村裡組織的歡送晚會。華陰縣義升村先遣隊到縣裡集結的日子到了，出發的前一夜，村支書劉柏松、村長李運龍專門在村小學為先遣隊組織了送別座談會。為了增添氣氛，村裡還特意讓學校的師生們趕排了一套文藝節目參加聯歡。

聽說要看節目，下午五點過，村裡的男女老幼就源源不斷地向村小學匯聚，鄰村也有不少人加入到歡送先遣隊員的行列。天還未黑淨，劉懷榮帶著一家老小趕到小學時，操場和教室外的屋檐下都已被擠得滿滿噹噹。舞臺上，數盞汽燈咝咝地響著，把操場照得亮如白晝。

聯歡前，村幹部講話﹔村民代表講話﹔家長代表講話﹔先遣隊員的妻子代表講話……大家充滿激情地千叮萬囑，要先遣隊員們到寧夏後好好幹出個樣子來，為華陰縣爭光，為家鄉的父老鄉親爭氣。先遣隊員代表則信誓旦旦地表達著自己“不建設好新家園誓不休”的決心。

節目演出開始。一首歌曲演唱後的那首詩朗誦很快就觸動了人們的心緒──

多情自古傷離別，

更哪堪，冷落清秋節。

長亭風吹人消�，

淅瀝霖雨難停歇。

兒行千里母擔憂啊，

問遠征的兒郎，

你可知道，

關中的杜娟也啼血……

臺下開始有人流淚抽泣，不知就里的孩子們也跟著依依呀呀地哭了起來，歡送晚會上出現了一陣騷動。當詩朗誦轉入願西征的先遣隊員在寧夏建功立業，為庫區人建設新家園打好基礎這個主題時，先遣隊員們開始熱血沸騰，不斷有先遣隊員帶頭呼喊口號：

“遷到寧夏去，支援三門峽！”

“願吃苦中苦，建設新家園！”

在震耳慾聾的歌聲與口號聲中，人們忘記了離愁別緒，也忘掉了即將背井離鄉的孤獨憂傷，神聖的使命感使聯歡的人們心裡充滿了對新生活的憧憬與渴望。

大隊長李運龍趁機上臺助興，用他那帶著濃濃關中口音的普通話朗誦他上高中時最喜歡的徐志摩的那首《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

……

夏虫也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採訪時，當年曾參加過晚會的劉懷榮回憶說：李運龍朗誦的詩，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不大懂其中的意思，但我們都知道那首詩說的是人們的離別之情，那種離別之情正好與當時歡送晚會的氣氛相吻合，所以，不太明白詩意的人們仍使勁鼓掌歡呼，使晚會漸入****……

一曲熱情奔放的旋律將時間推入了午夜時分，村支書劉柏松提醒：“該散了！明天還要趕路呢。”先遣隊員們卻要求：“我們還沒有盡興，再聯歡一會兒吧！”學校的師生們只好又把演過的節目重新表演，蘇聯二戰期間風靡一時的歌曲《共青團之歌》演唱了數遍仍不能謝幕，有先遣隊員站起來高聲要求：“乾脆教我們唱會這首歌吧！”於是，小學的那位女音樂教師一邊拉手風琴一邊動情地教大家演唱起來：

再見吧,媽媽!

請你吻別你的兒子吧!

別難過,莫悲傷,

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悲壯雄渾的旋律穿透夜色，在黎明前的渭河平原久久迴盪。臨行前的先遣隊員們把歌聲把熱淚深情地留在了養育他們的母親大地上……

濛濛細雨中，新的一天來臨了。徹夜未眠的先遣隊員們走出家門，他們背著行李，帶著農具，胸戴紅花，被村民們簇擁上了馬車。此刻，小夥子們再也無法顧及男子漢的尊嚴，一邊熱淚橫流，一邊向同樣是淚流滿面的家人和鄉親們揮手道別。初為人妻的女人們失魂落魄地靠在門框上，緊緊地攥著衣角，任秋風吹落她們那冰冷的淚滴。

馬車無情地滾動了，母親和孩子們無法抑制的哭泣聲，父親們那有些哽咽的道別聲和著歡送的鑼鼓聲從先遣隊員們的家門口慢慢移向村口，再慢慢從村口移向通往鄉里的那條土路。母親們終於忍不住高聲哭喊：“娃呀，路上小心！”年輕的妻子們也淚流滿面地叮嚀：“娃他爹，到後趕緊寫信！”後來，幾乎所有的人都喊了起來：“保重啊！”“一路走好啊！”

先遣隊員們全都眼睛直視前方，使勁地點頭回應著親人的囑咐，他們再也不敢回過頭去看那“男女老少來相送，熱淚沾衣敘情長”的情景，生怕這情景會動搖他們離開這方熱土最後的決心。

馬車緩緩駛過夾道歡送的人群，輾過這方深情的土地，輾過親人們的心，輾過這個轟轟烈烈而又暗伏災難的年頭，向西邊的縣城馳去。歡送的人群漸漸遠去，那些熟悉的房舍、樹木及一眼望不到邊的莊稼也一一從先遣隊員們的視線裡消逝。茫茫暮靄中，一條陌生而又令人神往的征途在他們前面延伸，一直向西，向西……

在吉兇難卜的路上，先遣隊員們滿懷深情地歌唱著頭晚剛從那位女教師處學來的《共青團之歌》。

……再見了親愛的故鄉

勝利的星會照耀我們

再見吧,媽媽!

別難過,莫悲傷,

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車隊遠去了。車隊揚起的塵土遮掩了庫區繁華的煙雲。但庫區曾經富有的歷史，卻永遠留在了先遣隊員們傷感的心田。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