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9月18日訊】最近國內外發生了幾起突發事件，通過這些突發事件，把中共對危機處理的手法曝光在大庭廣眾之下，我們今天就來討論這個問題。先看一下國外，國外最重要的是菲律賓的人質危機，在這個危機當中有8名港人被殺害。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菲律賓政府和警方的應對遲鈍，犯了一連串的錯誤，導致人質被殺害，遭到了各方的批評和質疑；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北京當局在整個事件當中的表現也是相當的無能。我們今天就重點在這一方面討論一下，就是當中國或者香港的公民在國外遇到危機的時候，有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指望能得到本國政府有效的幫助。
中國的公民在海外遇到危機不是第一次，我們看一下在歷史上幾次危機。中共在過去在對待人質事件或者是危機事件是有過經驗的，但是分析起來並非是北京當局有能力處理這些事件，而是這些事件的特殊性所造成的，也就是說那些事件並不是真正的危機，比如說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時期，中共媒體曾經大肆吹噓了如何把中方在科威特的工程人員和其他人員撤出來，也談到了說是當時一些台灣的人員在科威特的是沒有辦法了，只好找中國領事館，於是在中國政府的關懷下才得以跟隨中國的人員撤到安全的國家。
但是仔細考量，並非是北京當局處理得當，而是當時戰爭的時候的入侵者，就是最可能對中國技術人員造成傷害的、造成威脅的那一方，本來就沒有打算惹中國人的麻煩，因為當時就說這個薩達姆是中共的好朋友，這個說法絕不過分，我們只要看一看從伊拉克戰爭到現在中共的喉舌媒體對伊拉克戰況的報導評論就可以知道了。所以那一次嚴格的說並不是一個危機，而在撤離的過程當中實際上是得到了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軍方的幫助，甚至有些伊拉克軍方還派人護送，這是一次。
另外一次是在2004年的4月，有7名來自中國福建的工人在伊拉克被劫持。說這個劫持其實並不準確，但是暫時我們找不到更準確的用詞，後來是24小時以後獲釋，所謂的人質危機就化解了。但同樣我們再分析一下的話，這幾乎很難說是一場人質危機。根據事後的採訪報導，這7個來自福建的工人是在遇到了美軍封鎖以後繞道行走翻車的，並沒有碰到劫持，是在翻車以後有人受傷，這時候被趕來的武裝人員帶走的，而這些帶走他們的武裝人員當聽說是中國人的時候並沒有為難他們，也沒有給他們戴手銬，還給他們提供了水和食物，所以這更多的是一個事故。
雖然說中共方面後來在報導當中說，包括胡錦濤在內的領導人都發了指示，駐伊拉克的外交官、記者、商人都行動起來，似乎是這些行動起了作用，但事實上起作用的是當地的穆斯林長老會，而他們也許就是起了一個傳話的作用，因為那些武裝分子很可能只是在戰區情況不明的情況下扣押錯了人，不能說是綁架。他們知道扣錯了人，只要有人出面擔保，把人領走就可以了，穆斯林長老會很可能起了這樣的作用。儘管如此我們現在還是可以比較一下，那一次伊拉克人質危機和這次菲律賓人質危機，這兩個事件當中北京當局的表現。
在第一次伊拉克人質危機當中，中國駐伊拉克復館小組，那時候還沒建成大使館，就叫復館小組，它的負責人連夜向伊拉克當局通報要求協查，還在阿拉伯最有影響的半島電視台呼籲釋放被扣押的中國人。到了12號，就是當天的下午，還從北京傳來消息說是胡錦濤等國家領導人對7名中國公民被扣押事件非常關心，已經指示外交部大使館要確保被扣押人質的安全，盡最大努力進行營救。另外，外交部曾經介紹過，說是當時外交部領事司啟動了突發事件應急機制。
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次菲律賓劫持港人的事件，屬不屬於應該啟動應急機制的突發事件？如果說它是屬於突發事件，因為按照外交部介紹的突發事件的定義的話，那麼它應該是屬於的，在這種情況下，外交部有沒有像上一次伊拉克人質事件的時候那樣啟動應急機制？最高當局是怎麼說的？根據中國媒體的報導，就在菲律賓劫持事件發生以後、槍殺人質之前，就是這個人質危機結束之前這段時間，中國駐菲律賓的大使館和外交部駐香港的特派員公署，在第一時間全力展開營救工作，這裡並沒有提到外交部的應急機制，也沒有介紹是如何展開營救工作的。
就是這一句話在所有的媒體對於這個事件所有的報導當中，中國在危機當中，不是危機以後，展開的行動就是這一句話介紹。在多名香港遊客受傷和遇難以後，進行的表態那就很多了，從中聯辦到外交部到大使館，甚至包括中國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還有連習近平，都向菲律賓當局或者是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對遇難同胞慰問。從這些描述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來，就是北京當局並沒有像在伊拉克人質事件當中那樣積極投入解決這個危機，而多半是在事後進行表態，因此這些行動不能算危機處理。
當然伊拉克事件當中的人質危機的所謂積極的投入解決危機，之所以報導的這麼好，是因為這個人質危機很快就解決了，而且很可能事實上並不是危機，所以才報導的很快，而這次因為是失敗了，因此事後就沒有把這個過程講出來。不管怎麼說，從公開發表的東西來看的話，並沒有進行任何危機處理，
相反的倒是香港特區政府的表現不俗，像曾蔭權在第一時間就打電話給外交部長楊潔篪，打給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呂新華要求中央協助，同時他自己還多次致電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懇請中央幫助促使菲律賓來解決問題。同時，保安局啟動了一個預案，還成立了專案小組。
但是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插曲，就是曾蔭權給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BenignoAquinoIII）打了電話沒有人接。鳳凰衛視阮次山的評論，一般人認為是代表了北京的看法，就是香港特首在外交主權上沒有權限直接和外國元首討論這一類問題，因此我們很難說菲律賓總統是不是因為怕觸怒北京而有意避開接他的電話的。香港的預案和各種努力，看來主要是針對北京的呼籲，要求北京能夠以中央政府的名義和菲律賓打交道，但是似乎並沒有在危機進行的當中，得到北京和菲律賓政府的反應或是對應。至今北京當局也沒有辦法說明，在十多個小時危機過程當中，做出具體的哪些努力，如何對應香港行政當局的呼籲。
這裡我想至少有這幾個問題是我們值得考慮的。第一個問題是，由於一國兩制的特殊原因，我們相信相當多的國家在涉及到港澳居民的時候，由於考慮到北京主權和外交的因素，而只和北京對話，不和居民所居住地的行政當局，像這次香港的行政當局去對話。而北京對主權與外交控制權的考量，要遠遠高於對人生命的考量，這點無論是國內、國外，這方面的認識是一致的。因此只要北京當局不出頭，沒有相應的對應措施，整個事件只能由事情發生地的國家政府，在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獨立解決。也就是說香港行政當局是沒有辦法對這個地區施加任何壓力的，從菲律賓事件當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了。
如果說這一類的事件發生在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政府對反恐是有很好的訓練、裝備和計劃的，那麼還好說一點，但是如果說是一個政治上比較腐敗，裝備和訓練嚴重不足的國家，就像這次在菲律賓那樣，那麼就只能靠老天保佑了。也就是說你不能指望中央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幫助你。
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把它延伸出去看的話，就是持台灣護照的台灣人雖然沒有像香港這麼嚴重，因為絕大部分國家，台灣政府是能夠直接和那些國家直接打交道的，但是或多或少也會遇到類似的情況。你像已經發生的情況，不是在這種危機，而是在公共衛生危機方面，因為台灣被排斥出了世界衛生組織，而中共當局說它能夠在一切國際組織中代表台灣利益。因此，在世界的疾病防禦體系當中，實際上存在一個很大漏洞的，這種漏洞並不僅僅存在於疾病防治體系當中，也會延伸到其它方面，雖然可能沒有香港那麼嚴重。
這裡牽涉到的問題就是在一國兩制這種特殊的情況下，中央擁有絕對的權力，尤其是主權和外交控制權，但是它的權力和它應該承擔的責任、義務應該是對等的，就是有多大的權力就應當承擔多大的責任。如果中央對這樣的情況沒有能力去處理，或者由於各種原因不去處理任何發展的話，那麼當事人的處境就非常糟糕了。
第二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是，北京當局處理跨國危機的能力。這就不僅僅是只對港人了。隨著中國對外交往越來越頻繁，中國人出國的機會也就越來越多，因此出國人員發生各種事件，它的頻率也一定會增高。那我們不能指望在各種突發事件當中，總是像伊拉克人質事件那樣是一個誤會。同時，我們也不能指望把處理國內危機的那種簡單措施直接搬到國外去。在國內可以下達這樣的命令，不顧一切把劫持者開槍擊斃，它可以不顧人質的安危，事後又可以通過封鎖消息，讓大家採用新華社的通稿，把這個消息瞞過去或者改變方向，事後還可以把搶救這種事情作為一個功勞去大肆吹噓，這是在國內的做法。
但是搬到國外去，媒體你控制不了，事件的本身怎麼對應，那就不能像在中國大陸一樣的，事後通過吹噓的方式把它改頭換面，用一種成功的方式表達出來。在國外有各種自由媒體的監督，是失敗就是失敗，它不可能變成成功。所以從這次菲律賓人質危機來看的話，北京當局事實上對於中國人在海外發生任何事件，是沒有任何方案，沒有任何計劃，沒有任何對應措施的。
第三點我們要討論的就是，可以相比較的是中共海軍對待被索馬里海盜劫持商船的那個對應措施。我一直認為中國的海軍的軍艦，當時在可以抄近路攔劫到被劫持的商船的情況下，故意等待另一艘軍艦會合以後，然後再趕到這個出事地點的，這樣的話實際上就是故意放過被劫持的商船，讓它進港，這樣的話就可以有理由說它已經進港了，我們不能夠侵犯索馬里主權，我們不能夠再追進去了。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可以避免和海盜正面接觸，中國的軍艦在索馬里海域謢航，我認為它主要是屬於表演性質的，一旦和海盜正面接觸的話，它肯定沒有相應的對策，它根本就不知道怎麼辦，這一下就把中國海軍的裝備訓練等等所有的缺陷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在有可能躲的情況下，它一定是躲著的。這個和處理菲律賓人質事件是相當相像的，就是以這是菲律賓內政，由菲律賓政府自己來處理而推卸責任，其實更可能的是根本就沒有應對措施。
第四個要討論的就是香港的一個時事評論員黃世澤，他還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寫了一篇文章叫作〈特區無知中央無能〉。這篇文章裡面提到北京駐外使館的武官，本來是應該搜集所在國的相關情報的，包括這個國家警察、政府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他說中國駐菲律賓的武官應該對菲律賓警察的反恐實力要略知一二的。
既然知道的話，那麼他可以決定是不是要求香港或者是中國派技術人員去協助，或者向菲律賓警察提出建議來保障中國僑民的安全。既然這一車都是香港居民的話，那中國當然是有權力向菲律賓警方提出建議來的。但是他說很顯然中國大使館外交人員並沒有提出這樣的建議，甚至連當時事發的時候的人質是否安全這樣重要的情報，大使館的官員也沒有真正的掌握。
要知道大使館對所在國這一類情報搜集，本來是公認的大使館的常規工作，這種工作並不被認為是間諜。大使館是代表一個國家，領事館是管這個國家在別的國家的居民的，要保證能夠完成為當地的本國僑民服務的這目的話，它是需要搜集這方面的情報的。顯然從菲律賓事件看來中國大使館在這方面做的工作是不稱職的，也就是說北京的外交情報，他們應該做的沒有做。那麼在這種情況下，要不要問責？還有是不是北京的外交官本來就不做一般外交官應該做的事情，而把精力放在不該做的事情上了？
那我們知道的是北京駐外大使館，它非常重要的工作，情報工作是搜集法輪功的情報，最近也披露了很多大使館領事館它在幹什麼？是干擾破壞旨在恢復中國傳統文化的神韻藝術團的演出。這些事情是要耗費相當資源的，比如說你要盯著什麼時候演出？在哪裡進行？要給哪些人寫信去搞破壞等等，像這種外交情報領域長期的系統的不務正業，當中國的公民在需要他們的時候，能夠有多大的可能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幫助呢？這點我是很懷疑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國際上對危機處理的方法，一般來說它是第一防範，第二事情發生以後相應的應對，第三是相應的報導。防範就包括一個是瞭解公民經常去的地方的那個國家出現的情況，給公民一定的旅遊的指導，可以去哪裡，不要去、或者哪裡去的時候要提高什麼警惕。出了事情以後的應對，當然就包括一些反恐的具體的行動，和當地政府如何協助，如何共同解決這個問題。報導那當然是媒體方面的事情，一般政府不會去介入。
而中共的做法它是和整個國際社會的做法完全不一樣的，它第一事先是絕對不防範的；第二是事發的時候不處理；重點在事後報導上的控制，它不是報導事件本身，而是報導如何搶救，這搶救實際上已經不是事件本身啦。然後去報導如何善後，吹噓善後工作做得多好，而事實上的善後並沒有做得那麼好，有的甚至做得很糟糕。這些不僅僅是限於國際上的危機，也包括國內的危機，這在四川地震、玉樹地震、舟曲的泥石流，和這一次菲律賓的人質事件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模式，都看得很清楚了。
現在大家都在說中國崛起，在討論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問題，其實我認為硬實力它不僅僅是GDP，不僅僅是外匯儲備和貿易順差，而軟實力也不僅僅是制度、思想、文化，硬實力和軟實力有的時候就集中體現在對一個很具體的事件的處理上，你像對海外發生的人質危機的處理，就同時反應了一個國家的硬實力和軟實力。
當然我們不是說其它國家的人質危機都是很順利的解決的，也並不是說人質都被救出來了，有的時候也有人質傷亡，不是說都是以人質被救無傷亡結束的，因為各種情況是千差萬別的。像美國在1980年的時候，也發生過在伊朗解救人質失敗的經歷。但是像中共這樣，整體沒有方案、沒有措施，束手無策的，這在國際上也確實是非常少見的。中國現在經濟總量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了，那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大國，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但是大國的責任和義務，它不僅僅是對國際社會的，也是對自己的公民的。
而在一個大國，對國際社會和自己的公民承擔責任和義務的時候，最不需要的就是執政黨的面子，而中共的重要性的次序正好是顛倒過來的，它第一看中的是中共執政黨的面子，然後才是對國際社會的義務，最後才對自己公民的，正好反過來。
這是最近發生的國際上的事件。在國內它也有一個突發事件，就是蜱蟲咬人致死的事件，最近在河南商城報導出來了，官方公開承認了蜱蟲咬人就有557例感 染，18例死亡。在這個事件報導出來以後，山東等省也有病例的報導，甚至連廣東都出現了蜱蟲咬人的病例。這個病例應該是屬於公共衛生事件，儘管不能真正的劃到突發事件當中去，但是也由這個事件可以看出來，就是中共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基本上也是沒有應對措施的。
我們來看這裡有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公眾知情權的問題。就是一種致人死命的傳染病，它在部分流行以後，公眾應該有權知道這個病在流行，它的症狀是什麼，危險是什麼，怎麼樣防範。河南官方它是以維穩的理由長期對公眾隱瞞病情，這個長期隱瞞就客觀上起到了任由疾病流行擴散的作用。這個和中共在愛滋病、 SARS、甲型流感流行時候的做法是一樣的，這是對公眾。
另外一方面，就是從專業角度，中共對突發性流行病的監控、報告、指導的不作為和無能。因為蜱蟲咬人致死並不是從今天開始的，河南商城，至少從官方報導的，從2007年就有病例發 生，到今年有數百病例發生，在基層醫院仍然出現大批誤診和漏診，有很多是做為感冒治療的。可以想見在流行區的衛生系統的專業人員當中，也有相當多的被蒙在鼓裡，所以這已經不是一個公共維穩的問題了。要知道早期大部份的診斷並不是依據流行病的現狀，而是根據醫生本人的經驗。我們知道醫生診斷流行病，除了病人的主訴、症狀和檢驗結果以外，他要知道這個流行病在當地和全國流行的情況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說如果知道這個病正在流行，而病人的症狀全都符合的話，那麼第一次就確診的可能性是相當高的，甚至可能100%。
但是如果說醫生完全不知道這個病正在流行，那他首先就要在類似會出現同樣病症的多種疾病當中，去想出來哪一種可能是他的病因，這就使得第一次誤診的可能性非常大了。這是專業人員，就是這些人如果知道疾病在流行的話，它並不影響社會穩定，當然就是民眾知道了，也不會影響社會穩定，這是中共拿出來的理由，而這些專業人員如果知道這個病在流行的話，那麼他們的早期診斷就有利於挽救病人的生命，減輕病人痛苦而早日康復，但是我們看到，事實上在中共衛生系統裡並沒有這個機制。
當然有一種說法，說蜱蟲叮咬所致的疾病沒有列到必須申報的傳染病範圍裡面去。如果說這是理由的話，那是不是說在中國任何一種新的傳染病的流行不屬於政府衛生部門的責任？或者說政府的衛生部門沒有快速發現、確定和控制新的流行病的機制？你想在一個省裡面出現了5百多例，死亡18例的疾病，儘管這個數字很可能大大縮小了，在流行了至少3年，而且波及了多個省以後，衛生部才派專家去，是不是這個行動太遲鈍了？我們現在來看，從國內到國外，從人質到流行病，看上去中共的職能部門，對自己應該負責的工作都沒有應對措施，都不知道如何入手，所有的應急方案都是紙上談兵，真正的對策就是封鎖消息、控制輿論，然後就自我吹噓。從這方面來看的話，我們是不是看到中共這台機器已經徹底喪失功能了呢？好，謝謝大家！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橫河評論》節目錄音整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