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xx日訊】繼《我們的娃娃》紀錄片推出後，作者艾曉明的另一新作《公民調查》，關注的是譚作人在震後為維護受害者的家庭的各種維權調查工作，以及為此所遇到的各種阻力和壓力，乃至最後被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的歷程。
片名：公民調查
導演：艾曉明
拍攝：艾曉明 譚作人 謝貽卉
剪輯：艾曉明 胡傑
錄像支持：滕彪
片長：64分
完成時間：2009年12月10日 國際人權日
內容簡介： 2008年8月下旬，川震百日祭後，救援部隊開始撤出，媒體不再報道校難；成都環保工作者譚作人和當地志願者，依然在校難廢墟之地奔走，尋找校舍垮塌的原因。
如同譚作人自己所預料的一樣，他失去自由；與此同時，北京藝術家艾未未發起了進一步的公民行動，新的志願者來到四川，尋找遇難學生名單……
本片是有關公民調查的不完整影像記錄，也是提交給譚作人“涉嫌顛覆國家政權案”主審法庭的又一份證言。
艾曉明紀錄片《公民調查》（視頻7）
字幕稿本：
(續前)
北京 草場地258號
（畫外音）艾曉明：你現在的博客點擊量是多少？
艾未未（北京藝術家）：好像一千零三十多萬吧，一千多萬。
（畫外音）艾曉明：有沒有遇到過被屏蔽的情況？
艾未未（北京藝術家）：我還沒有。有時候寫，是在深夜，或者是在國外……有時候會覺得很痛苦。有時候會覺得一個人進到了一個很深的隧洞裡邊。你的周圍，你會感覺到沒有人。然後你必須往前走很遠，當然，你不走這麼遠的話，你不可能把話說清楚；但是你把話說清楚的時候，確實有危險。所以，這個是常常會有的這種感覺。我覺得，挫折感是每天每時每刻都有的；但是也有滿足感。因為你會發現，也有同樣的人關心著同樣的事情 。
（四川大學校園內譚作人的家，和王慶華交流）
（畫外音）你寫的信？
王慶華：我問看守所的，我說我給譚作人寫的信他收到沒有？他說，反正只要不關系到這個案子的問題，都應該收得到。我說我要想明白到底收沒收到。他說這個你要去問她的管教。我說那哪個時候的管教呢？他說你經常打那個電話嘛。
我跟小蒙說，你看爸的信：他說，我總想用什麼方式，來把你從那個危險中摘出來。她說，他的意思就是說要和你離婚嘛。我說，你覺得怎麼樣？她說，那個婚有啥離頭嘛，反正要你做那個事兒就做唄。我說，那就坐牢。她說，坐牢，等他出來唄。
艾未未：中國人有時候，你會說很柔弱，但是其實呢又很坦然，又很有忍耐精神，很無奈我覺得這些東西都很感人。
（四川 譚作人的家，艾曉明和譚作人女兒譚小蒙的交流）
問：我看見你還給你爸爸寫信了？
譚小蒙（譚作人女兒）：嗯，報告一下家裡的情況，還有就是叫他好好過嘛。
問：你覺得他啥時候能回來？
譚小蒙（譚作人女兒）：可能5•12過了，或者是6•4；再久點的話就不曉得了。
問：你覺得和6•4有關系嗎？
譚小蒙（譚作人女兒）：應該有。
問：他跟你說了的？
譚小蒙（譚作人女兒）：沒說。
問：那你咋個曉得呢?
譚小蒙（譚作人女兒）：我媽說的。
問：要是你爸爸出來了，你還會不會勸他不要這樣做、或者說你想跟他咋個說呢？
譚小蒙（譚作人女兒）：沒有，他還要這樣做就隨他去。
問：要是有風險呢？
譚小蒙（譚作人女兒）：反正他喜歡做這個，就讓他自己做嘛。
問：那你不怕警察再捉他？
譚小蒙（譚作人女兒）：捉了，關了，又再出來嘛。
問：吃虧呢？
譚小蒙（譚作人女兒）：主要是他自己想做這個事情，我也阻攔不到。
問：你阻攔過沒有？
譚小蒙（譚作人女兒）：沒有。
問：你覺得你爸爸是個什麼樣的人？
譚小蒙（譚作人女兒）：嗯，不曉得咋個說。說不出來。
問：你想幾個詞去形容形容他呢？
譚小蒙（譚作人女兒）：不曉得，想不出來。
(譚小蒙寫給父親譚作人的信：
大家都很關心你，不管是你的家人、朋友、還是貓貓狗狗。我們過得很好，你不用擔心。而你，好好地在你的宮殿里修身養性，快樂生活，我們也都放心了。等你回家。
你的女兒 譚曉蒙
209年4月21日
（譚小蒙（譚作人女兒）寫給父親的生日卡片）
片尾：譚作人跋涉災區照片
插曲：《我們時刻在一起》
歌詞：
請相信我 我在前行 不管風雨 我奔向你
請抬起頭 你別哭泣 不管艱辛 我不離去
請相信我 我不放棄 我們的心 靠在一起
你別放手 請靠著我 我要我們 在一起
天在抖 地在搖 我用胸膛為你遮擋
風再大 雨在下 我用肩膊為你作牆
天無情 人有情 我用雙手緊握你手
不管天 不管地 我們時刻在一起
字幕：
公民譚作人、謝貽卉在主災區10個縣市、80多個鄉鎮，訪問了45個學校遺址、58個遇難學生家庭、7個公共墓地，累計行程3000公裡。
譚作人被捕後，謝貽卉根據譚作人手稿整理出調查報告於5•12周年祭前在互聯網上發表。這是關於川震校難的第一份公民獨立調查報告，由公民艾未未發起的尋找名單和校舍質量調查仍在繼續。
導演：艾曉明
拍攝：艾曉明 譚作人 謝貽卉
錄像支持：滕彪
剪輯：艾曉明 胡傑
片尾插曲：《我們時刻在一起》
歌詞:孫瀟毅
編曲:阿慶@與非門
演唱:與非門/孫瀟毅
特別鳴謝：艾未未工作室
2009年12月10日
（腳本完）
亞洲周刊專訪艾曉明摘要
記者：一開始，為什麼選擇四川地震作為拍攝題材？
艾曉明：開始我沒有打算去四川。我想媒體記者都前僕後繼地去，有飛機、水艇送他們，我們連個三腳架都背不動，怎麼可能做這樣的事情。但是後來，四川當地的志願者朋友打電話來，說零八年六月十五號後，媒體退出來了。所以我想去了解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什麼是我們在救災、大愛、光榮背後應該看到而沒有看到的。我去了以後發現，這麼大的災難性事件，應該有一個民間記錄，從民間的角度、獨立的觀察來記錄在這事件中人們失去親人的痛苦。而且校舍倒塌涉及大量的兒童，也是我一貫關注的婦女、兒童這個主題。所以我就去了四川。
記者：這兩部片子也許不可能在內地公映，你希望達到的效果是什麼？
艾曉明：我還希望這部片子有一個社會工作的作用，觀眾看完片子後，挑戰了他對這件事的認識的前提，他會去討論片子講的社會問題，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這個討論的過程，就使看不見的被看見了。我覺得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這會幫助我們，普通人，認識我們處在怎樣的關系，我們的公民權益遇到了哪些困難，如果你想去維護它的話，可能會遇到什麼。哪些情況有透明度，哪些情況沒有透明度。這是所有公民必備的一堂課。比如《我們的娃娃》，它並沒有回答學校究竟是不是豆腐渣工程的問題，可是它把這個問題交給了觀眾——為什麼我們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豆腐渣？我們要不要搞清楚？如果我們要搞清楚的話，什麼東西妨礙我們去搞清楚？
記者：拍攝過程中有沒有遇到阻撓？
艾曉明：有。這兩部片子面臨的壓力很大，能感到受到威脅。而且不是來自地方，是來自國家。我去之前就被告知，「不要維權，不要拍片」。他們把我的名字掛在四川國保重點監控名單上，這讓我的工作變得非常困難。我們每天拍完，累了一天，誰不想到賓館洗個澡，好好睡一覺。可是到賓館需要出示身份證，又不敢，也不知道他們監控到什麼程度。有一天晚上我們就睡在別人屋檐下，半夜，兩邊屋檐的水就往中間流，起來倒掉半書包的水，幸虧器材沒打濕。真是很艱苦。我們誰也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但有時候不能睜眼說瞎話。
記者：這兩部片子裡使用了大量的民間影像，包括村民自己的ＤＶ記錄，這樣做的想法是什麼？
艾曉明：很多民間自制的ＤＶＤ，各地街頭都在賣，都江堰、綿竹、洛水鎮，還有一部分，是五一二當天市民拍下來送給記者、律師，記者律師再轉送給我的。我覺得這是民間影像有趣的地方，它是人民保存記憶的一個方式，你看一張碟就賣幾塊錢，其實是按照成本復制。這裡有一種追求：人民希望了解，也希望記住。我們經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災難，這是我們記憶的一部分，是我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要不然怎麼會賣呢？大量的影像存在於人間，公民用了很多個人記錄的方式，照片、DV、手機表達對孩子的哀思，每個小小的紀念碑上都刻著孩子的名字和照片。人們只是沒有合適的機會，沒有拿出來。但是只要這些眼睛存在，他們就看到人間，這些人間的學校會蓋得更好嗎？他們的悲劇會被避免嗎？最後我們可以公開地表達對孩子的哀思嗎？而不是將紀念碑打碎，家長開追悼會，外面停滿警車，一個外人也不讓進，變成禁區。紀錄片是一種觀察的態度，記憶有很多方式存活，如果這些孩子沒有得到尊重，這個記憶也是一道永不能合攏的傷口。
記者：拍完《我們的娃娃》之後，為什麼又繼續拍攝了《公民調查》？
艾曉明：我覺得在地震之外，這是公民社會成長更重要的記錄。我拍了譚作人、艾未未，還有許多普通人參與到調查裡來，他們不是四川地震遇難者的直接利害人，他們是普通人，來自不同的職業，性格也不一樣。我希望人們能看見，這些普通公民是什麼樣子，他們為什麼要去四川，他們怎麼和家長交流。這部片子記錄了關於川震校難的第一份公民獨立調查報告是怎麼產生的。校難這麼大一件事情，中央那麼多高官、部門承諾了，誰也沒有做一個報告出來，而是兩個小人物做了，而且做出來了，有文字、有記錄，他們不是拍著腦袋做的，而是走了那麼多的路，有了那麼多的交流，和直接的利益相關群體，有了那麼多手拉手的交流。紀錄片想要呈現的，是公民調查者的狀態。他們的努力如果不被看見，就被淹沒了，就不能成為公共記憶，或者公共生活的經驗。這是關於中國的公民社會如何形成的，我覺得特別重要，其實這個社會的治理者也需要這樣的知識。所以海關搜查我行李的時候，我說你如果是找《我們的娃娃》或者《公民調查》，我拷給你。他們不要。
記者：《公民調查》的最後，你特別選擇了很多譚作人調查中的照片串起，這樣做的考慮是什麼？
艾曉明：正好那一段是我們沒有影像的，他和謝貽卉自己走了三千裡路。這樣的山河，這樣的人，他真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丈量這片多難的土地、破碎的山河，希望能夠有所修補，對這麼一個大災難希望有所承擔。我覺得這樣好的一個公民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實在是一個太寶貴的財產，我希望那些監獄長、法官都能看這部片子，我希望他們看了能想一想，這樣的人在顛覆國家政權，還是你們在顛覆國家政權？你們這樣踐踏法制，這樣把一個如此優秀的公民判入監牢，這才是顛覆國家政權。
記者：你會擔心可能遭遇的安全威脅嗎？
艾曉明：也怕，但也沒辦法。過去我也不了解，林昭怎麼那麼勇敢，估計要我做也做不了。有時候這就是困難的選擇，我們不希望生活變得非常不平靜，工作變得超負荷。但是在做作品時有個工作倫理：比如不能說假話。我覺得這不涉及很復雜的態度，只是工作倫理。另外，在公民調查裡，你能看到，大家都非常努力，不放棄。我們社會最危險的是價值的崩潰，從譚作人到艾未未到志願者，這些行動實際上是在修復價值。這一大批人，他們不是為了具體的利益訴求，而是出於價值在做這些事情。包括我本人，我覺得我們的動機，有關方面是不理解的，我們要維護的是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包括人權、公正、平等。這些價值需要有人倡導，用行動去彰顯、維護，而且必須大家一起去維護，從譚作人到艾未未，到我的紀錄片，到律師浦志強、劉曉原，到崔衛平，等等。
這並不是那些內心特別狹隘、充滿了階級鬥爭論毒素的人去解釋的那樣，什麼反華勢力，什麼特務，我覺得這樣去妖魔化這個社會這麼友善、這麼健康的力量，是非常不健康的想法。不僅對社會不健康，對他們本人也非常不健康。說到底這就是一種恐懼，你對自己犯下的錯誤、可能受到的批評恐懼，對可能不勝任這個掌權者的位置感到恐懼。
（原載亞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