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16日訊】
今天和大家討論一下關於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的罷工潮，和探討經濟轉型是否可行。
首先我們談一下最近在中國出現的外資加工企業掀起的罷工潮。在富士康12跳的事件還沒有完全過去的時候，本田的佛山零部件廠就開始了一場大罷工。這場罷工有兩個要求，其中一個要求是很多罷工企業都提出的，就是要求加工資；但是他們同時又提出了另一個要求，就是要組織獨立的工會。這一個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信號，表現了在中國大陸零星的罷工，已經進展到了一個組織工會的新的工運階段了。
以本田佛山零部件廠的罷工為起點，在中國的外資企業當中引發了一系列的罷工。我們簡單的取幾個比較大的來看一下，佛山本田零部件廠是5月17日罷工的；到了6月6日深圳寶安有一個台資的美律電子有上千個工人罷工，他們也是要求加薪；6月7日，江西一個生產世界盃足球的台資工廠，這個工廠在九江的星子縣境內，這個廠有7000工人罷工，爆發騷亂；當天同時還有惠州的韓國資本的亞成電子廠2000多人罷工；江蘇昆山的台資書元機械公司2000多人罷工。在江蘇的罷工，工人與防暴警察還發生了衝突；當天台灣和日本合資的企業，佛山一個汽車配件公司，有300個人罷工；兩天以後，6月9 日，日資企業中山本田制鎖廠有幾百個工人罷工；6月10日，台資企業上海統寶光電公司、還有美資企業珠海偉創力集團3000人罷工，這個罷工要求根據深圳富士康給職工加薪的幅度來加薪。
為什麼大規模有影響力的工潮發生在外企
我們可以看到在最近這一系列的罷工當中，絕大部份都是發生在外資企業，剛才我們談到了有台資、有日資、有美資、也有韓資。我們分析一下為什麼這些大規模有影響力的工潮，首先發生在外資企業？它具備的條件是什麼？要知道，很多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對於基本生產線上的勞工來說，國內的企業實際上條件要比外資企業更差，為什麼這些罷工更容易發生在外資企業？
首先罷工是在經濟上對於資方，我們先不管資方是誰，是向資方提出要求的手段。因為開工廠就是要賺利潤的，那麼當它利潤受到影響的時候，它就要衡量是做出適當的讓步呢，還是讓罷工給它的利潤造成更大的損失？所以資方會在這方面做出衡量。也就是說罷工是勞工這一邊利用經濟手段迫使對方讓步，或者是給自己這一方談判加籌碼的一個手段。
那麼它就需要這麼幾個基本的要求：第一個，這應該是一個運轉比較正常的，經營比較好的企業，尤其是在這個企業產品交貨有期限的情況下。而且在這種企業當中，因為產品的交貨和某些哪怕是最低的技術要求，沒有辦法把這麼多罷工工人立即用新手替代。這是第一個條件，就是企業本身需要具有這樣的條件。
第二就是勞資雙方的立場，在勞動力工人這一方必須是大部份人的權益受到嚴重的侵犯，大部份人他的生活或基本權益已經到了無法忍耐的臨界點了，要相當大部份的人願意參加，而且他們因為參加罷工幾乎是沒有什麼東西可失去了。對資方來說，必須是資方願意談判，而資方在談判讓步以後，它可能還會有盈利的空間，不是說讓步以後，它就沒有盈利的空間了，那它是不做的，它情願把這個廠關掉。第二個是資方沒有能力，或者是不敢對工人的罷工進行報復或者鎮壓。這是資方要求。
第三就是外部因素了，資方或者是資方為其生產的原廠，就是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就像富士康生產的是蘋果的產品，它並不是富士康的品牌甚至不是鴻海的品牌，而是為別人生產，為別人打標記銷售的時候，買方是不知道這是哪一家工產生產的。資方或是它為其生產的那個原廠，就像富士康生產iPhone實際上是為蘋果生產的，那就是蘋果廠蘋果公司，這些是國際大公司，它的總部設在法律和人權比較完善的地區，所以這個公司它要受到所在國的法律、輿論和勞工工會等等多方面的約束，並且它還要注意自己的企業形象。就像這一次富士康發生事件以後，鴻海集團在台灣、在香港的勞工工會和勞工人權組織都進行了抗議，在美國甚至也有部份工人在蘋果的銷售總部進行抗議。
第四個因素，就是中共不一定願意象支持自己的地方政府拆遷那樣，去支持外資企業，赤裸裸的運用暴力，對外資企業的罷工工人進行鎮壓。這不是沒有，事實上已經有了，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在江蘇昆山的台資企業罷工的時候，防暴警察已經跟工人發生了衝突。但是在大部份情況下，如果這個罷工的事件僅僅發生在公司內部的話，中共可能不一定願意這樣公開的出面，就是說中共的專政機器不會立即介入。
最後一個，就是資方在它的權限範圍內有權拍板，不用再向什麼人請示了。就像富士康發生的十幾跳事件以後，富士康的老闆，就是鴻海集團郭台銘立刻就決定給工人加工資，他不需要在有一個什麼政府部門去請示、匯報，然後得到批准。
要符合這些條件，只有外資在中國設的工廠才能符合所有這樣的條件。從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和雙方所處的立場來看，發生在今天中國外資企業的工潮，就很像是以前在傳統工業時期工業國家的勞資糾紛，象美國的工會和資方的糾紛一樣。也就是說工人處在一個相對有利的位子上。這個相對有利，不是指相對於資方比較有利的位子，而是相比較中國的國企和私企的工人方而言，外資企業的工人處在一個比較有利的位子。
國企發生工潮的局限性和難度
下面我們再討論一下國內的企業，特別是國營企業有沒有發生過類似的工潮？當然外電也報導了，香港的《蘋果日報》它就提到，說是近日爆發的工潮，不只於外資、合資企業，國企也出現工潮。它舉的一個例子說的是湖北隨州一個已經破產的鐵樹集團，有400名員工在它的紡織廠的大門外抗議，阻止發展商開工清拆廠房。類似於這樣子的國企工潮，其實在90年代國企重組的過程當中，曾經反覆的出現過，但是嚴格的說，這種類型的工潮不應該屬於罷工工潮，和這次外資企業的大規模罷工潮沒有辦法進行比較的。其原因是，第一這些工廠本身基本上處於解體、移交或者停工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任何形式的工潮對資方（國企的代表）不構成威脅或者是利益傷害，因為本來就已經停工了，你罷工不對國營企業的擁有者造成任何威脅。
第二、工廠和工人的僱用關係相當程度上已經解除了，所以這種抗議嚴格的說，已經是屬於社會群體事件了，它已經不是和僱主之間的矛盾，因此政府非常容易介入鎮壓。事實上在國企兼併重組的過程中解僱的大批工人，當他們一旦要求權益的時候，他們所面對的實際上是政府的代表，而不是企業的代表，所以他們不存在和資方談判的問題，因而嚴格的說，不屬於勞資糾紛。
第三、它的公司本身是國營的，公司沒有自己的利益，從理論上至少是這樣的。即使是正在運作的國營企業，國營企業的主要領導不敢也不願意隨便對罷工的工人作出讓步，即使他想讓步，他本人也沒有這個權力，因為他只是國營企業的經營者而不是擁有者。所以工人取得讓對方讓步，這種難度要比外資企業要大得多。
事實上這種國營企業正在運作的罷工是可以見到的，像最近就有平頂山的國營企業平棉紡織集團罷工，但是一方面這個報導不多，二是有正面結果的不多，它的影響力因為是國企，所以相對來說不像接觸到外企以後，立刻就變成一個國際關注的事件。
御用工會和獨立工會
下面我們再談一下關於這次本田配件廠所提出的成立獨立工會的問題。工會在中國的企業當中存不存在？實際上它是存在的，就是中國全國總工會以及下屬的各級工會，他們是屬於「御用工會」。而這次本田零件廠的罷工，他們實際上提出的是要成立一個獨立的工會。
在這次本田零件廠的罷工當中，有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現象，就是中共獅山鎮總工會派去的工會人員，和罷工的工人發生肢體衝突，這是在變速箱組裝科為了是否復工的問題，工廠的管理人員與工人發生了言語爭執。這時獅山總工會派去的官方工會官員，就在現場攝像。中國的工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攝像可能是為了秋後算帳，所以工人心裏就有疑慮了，就要求工會代表停止拍攝，並且要求他們把拍攝的錄像給刪除。結果雙方發生肢體衝突，據說有多人受輕傷。也就是說官辦的工會在當時的表現，比資方的管理人員還要惡劣，倒是資方，本田零件廠的廠方，他們承諾不秋後算帳。
本田廠內部本身原來有沒有工會呢？這次沒有報導，但是根據富士康的情況，廠內可能會有工會的支部，因為在富士康那裡是由深圳市總工會，派進去5個人員作為富士康工會的成員，並沒有得到富士康的同意。所以中共方面派御用工會進入外資企業是一個常規操作，而且這種情況是不需要外資企業同意的。
工會是屬於官方的御用工具，在編制上工會的成員是拿政府工資的，所以它應該是屬於政府部門。這一次由於在外資企業的工潮當中，就有一些專家學者提出來，說中國的工會現在面臨轉型的問題。我還不這麼看，轉型它說的是轉成利益型的，為工人謀取利益，但是在中國的工會它的章程裡面說好的，它是中國共產黨連繫群眾的紐帶，所以它是屬於黨的御用工具。像全國總工會的主席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的副主任。所以他本人並不是工人，並不代表工人的利益，他代表的是黨的利益，這就是中國工會的功能，那你讓他轉到什麼地方去，難道讓他轉成代表工人利益嗎？那麼黨怎麼肯放呢？
而且很簡單的一個問題，是誰來讓工會轉型？黨不讓工會轉型，因為工會就是代表黨的利益的，黨不可能把這個利益轉讓給別人去。政府呢？政府是要聽黨的，政府本身對工會的控制力就是給工會官員發工資，除此以外，它沒有任何辦法，沒有任何讓它轉型的可能性，不可能說讓它從黨的工具轉成政府工具；即使把它轉成政府工具，它仍然不可能代表工人。能不能讓企業來讓它轉型呢？不可能外資企業連接受不接受御用工會都沒有說話的權利，像沃爾瑪這樣子的全世界包括在美國本土都沒有工會的企業，到了中國都不得不接受御用工會，它難道能夠讓這個御用工會去轉型？不可能的事情。
最後一個就是工人，工人可不可能讓御用工會轉型呢？不可能。像今年發生了這麼多事情，工人為什麼不去找這些御用工會，其原因就是，第一、這些工會的存在工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第二、工人也不信任它們，知道它們只替黨說話，不會替工人說話，正因為如此，所以工人才提出要成立獨立工會。所以這個轉型講的容易，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那麼這一次本田工人提出成立獨立工會，是向資方提出來的，資方是不敢答應的，而且答應了也沒有用，因為成立獨立工會是直接對中共的挑戰。到今天為止，中國大陸沒有過一起公民結社成功的例子，當年成立民主黨的都被判了刑，最鬆散的沒有組織結構的新民黨黨主席郭泉也被判刑了，因為組黨、組社、組工會這是對中共統治最大的威脅，中共在六四以後曾經總結了，前蘇聯和東歐集團垮台的經驗教訓，其中波蘭團結工會就被中共認為是最嚴重的教訓，所以獨立工會的問題或現有工會轉型的問題，是不可能在工會的範圍、在工運的範圍之內單獨解決的，這個問題的根本解決一定是最終和中共的問題一起解決，也就是說只有中共垮台了，中國的勞資糾紛才可能最終得到解決，中國的工會的問題才能最終得到解決。反過來說，成立地下的獨立工會，可能是最終解決中共問題的一個重要步驟。
那麼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中共對這個的對應，它的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實際上是媒體刻意的報導，就是在富士康事件的時候，本田零部件廠事件的時候都有報導，有人認為至少起了這樣的作用，就是烘托台資、日資企業的血汗工廠。
為什麼中共會對這個有這麼廣泛的報導呢？有幾種可能性：一種認為是收拾台商，甚至有人認為是企圖吞併鴻海在大陸的資產。第二種可能是迫使台商提高工資和讓台商西進，就是說沿海一帶工資提高了以後，台商為了降低成本的話，就不得不把資本和技術向西推進。第三種可能性就是轉移殺童案，和其它的一些暴力案件所反映的社會矛盾爆發的這種事件的視線，就是轉移視線這種說法。第二個階段就是當這個工潮以不可想像的速度，飛快的蔓延的時候，那麼中共就發現這裡有問題了，所以就開始壓制和控制這個報導。
即使早期為了收拾台商的所謂血汗工廠而進行報導，是殺雞給猴看的話，那也不能牽涉到猴的時候就把猴給殺了，那中共是不行的。因為畢竟在中共過去30年的發展當中，最主要的兩大支柱，對外是出口型企業；對內是用基本建設投資。其中外包加工的外資企業是中共主要的稅收來源和GDP的來源，因為出口佔到中國全年經濟總量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這時它要一下子把它全部接管了，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而且像這種工潮要控制不住的話，它會擴展到其它的國營企業，或者中國的私營企業，甚至擴展到中國的各個階層。這樣一來就會直接威脅到中共的統治，所以中共是不能讓這樣的事件發生的，因此後面它就對它進行控制，不再去烘托這樣的事件了。
外企工潮的後效應
這種罷工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效應呢？首先是當工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後，會降低中國做為世界工廠的份額。富士康最近是連續加薪三級跳，一直跳到原工資的120%，這樣對其它的外企造成極大的壓力。正像剛才我們提到的6月10日，發生的台資企業和美資珠海偉創力集團的罷工，他們就是要求對比富士康的幅度去加薪，所以它會影響到其它的外資企業。
加薪這是遲早要發生的事情，這一來可能會迫使某些企業去西進，但西進會牽涉到很多問題，因為中國東部的教育、整個工業基礎、運輸等各方面是最方便的，而西進就要牽涉到運輸的費用、勞動力的素質和企業環境等等多種因素。這樣一來對於外企為了維持成本，甚至是降低人力成本而西進的企業，不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郭台銘已經在談論把企業撤回台灣。從整個大的趨勢來看的話，部份製造業回流，不僅是回流到台灣，甚至回流至美國或者歐洲那樣的工業化地區，已經是個不可避免的趨勢。這樣一來，中國做為世界工廠的份額降低，這可能也是個不可避免的趨勢。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辦呢？有很多人評論說是經濟轉型，但是經濟轉型是很不容易的。中共在經濟發展最快的時候，就是大量的貿易順差和財富積累的最多的時候，並沒有把它用於開發新產品、經濟轉型和提升企業的技術含量，它並沒有花很多精力用在這方面。也就是說，到了今天當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候，時間、長遠的規劃、資金和人力的投入，還有寬鬆的創造性的環境，這些都不在中共這一方。也就是說這些都不是中共的強項，或者都不能被中共所利用。而這些東西，它不是可以被外界和內部的壓力，在短時間內改變的。
中共毛澤東當時講過這麼一句話，說中共就是好高騖遠。好高騖遠，急功近利，中共就是這樣的。這就是為什麼它一定要做這些大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因為集中力量做一兩樣工程，這個比較簡單。相對來說，造一顆原子彈，造一顆氫彈，發一顆神五神六，造一個長江三峽大壩，都是世界第一的，但是要去創造一個世界性的品牌，那個要長期去工作的，這種事情中共是做不了的。
中共改革開放這30年來，實際上它一直是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在驅趕着，朝着某一個特定方向在狂奔。嚴格地說，它沒有一次是主動要做什麼的，而都是不得不去做什麼。30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摸着石頭過河，是國民經濟崩潰的情況下的不得已。當時我聽到過西方有一個人寫過一篇文章，就講到中國的改革開放，說是從一條快要沉的船往水裡跳，根本就不需要勇氣，連會游泳都不需要。
改革開放以後，就一直被GDP驅趕着，是中國人都記得永遠是一個保八、保八，所以它沒有喘息的時候，沒有停下來思考，沒有停下來重新定位重新調整，這種膽量和機會它都沒有。因為它一旦把經濟，尤其是GDP做為統治的合法性的基礎的話，那麼任何調整任何減緩發展速度，都可能造成對政權的威脅。
以當今中國在經濟上的名聲、國際上的名聲來說的話，和它自己沒有自主產品，是完全不匹配的不相稱的。在名聲上現在又是「金磚四國」，又是中國模式，又是經濟危機中的一支獨秀等等。但是它卻沒有一個拿的出手的強項自主產品來，這兩者是完全不對稱的。它在做廣告的時候說到的是，說是「Made in China」，其實是「Made in China，Made with the World」（中國製造和世界一起製造）。也就是說，它仍然強調中國生產的是世界名牌，這些都是外企代加工的產品。
轉型是非常困難的，要相當的時間，而中共顯然是等不及這種轉型了。即使是外包的加工業，也不是說中共接手一個兩個富士康就可以實現了。人家把產品生產包給的是鴻海不是深圳的那個工廠。如果說鴻海集團走了，工廠留在那裡，富士康換一個主人，由哪一個太子黨或者是國營企業接手，訂單立刻就沒了。沒有人會把訂單下給接手富士康的太子黨或者是國營企業。
中國到現在改革開放30年，「Made in China，Made with the World」，連一個就像鴻海哪樣的一個外包加工業的品牌它都沒有，更不要說轉型。轉型讓誰來轉？因為轉型實際上是牽涉到每個企業自己的轉型，和整個大的工業界的轉型，那麼讓誰來呢？畢竟要落實到基礎上。南韓發展到今天有那麼多名牌，LG、三星這些名牌，甚至連現代汽車現在都已經很過關了，它的這個轉型是由這個企業自己自主開發要求進入世界，企業的這個動力完成的。
在中國哪個企業有這樣的動力？國營企業有嗎？沒有。私營企業有嗎？沒有。外資企業呢？外資企業根本就不存在轉型的問題，它就是個外加工。所以外資企業的罷工潮，反映的是中共發展模式的失敗，這個發展模式是建立在低工資的優勢、勞動力的優勢上，它沒有技術的優勢，沒有品牌優勢。好，謝謝大家。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橫河評論》節目錄音整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