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4日訊】富士康的員工跳樓事件，已經引起了國內國外廣泛的關注。在國外，許多大報、大的媒體都把它放到很重要的位子進行了報導。今天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關於富士康事件的外部因素和中國模式的關係。

在富士康出現了十幾次跳樓事件，現在已經沒法精確計算了，從11跳、12跳以後就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說到了14跳，有的到了16跳。歸根結柢就是富士康對於員工這種苛刻的待遇。對於富士康是血汗工廠的這個說法，富士康它付的是一個政策規定的最低的工資，交掉一些保險，或者交掉伙食費、住房費以外，最後就所剩無幾。所以都是要加班的，而且加班的時間很長。富士康它屬不屬於血汗工廠？按照西方的標準當然是毫無疑問。

在中國，在民營企業當中，當然相比較而言它還不是最糟糕的。要是它真的糟糕到這種程度的話，在富士康的連續跳樓發生以後，富士康再招收新工人時，就不可能有這麼多人去排隊。其實在中國比富士康這樣的公司，要血汗得多的工廠和企業不知道有多少！你想山西的黑磚窯怎樣！小煤窯怎麼樣！

如果說富士康屬於血汗工廠的話，一個如此大的企業，在中國甚至有80到90萬的員工。僅僅在深圳，就已經形成了一個象是城市一樣的企業，它就包括吃、住、生活消費，都變成了一個完完全全的封閉的城市一樣的結構。在這種情況下，它已經不是一個像山西小煤窯躲在山裡面人們不知道的，而是每天在政府的眼皮底下，所以當局的監管責任就應該是排在第一位的。

資本家總是要賺錢的，但是資本家賺錢，賺到什麼程度？它有幾個平衡因素：一個是工會。在西方，為什麼資本家不能夠開這樣子的血汗工廠？絕大部份是不能做的。一個是工會，一個是政府的監管。除了政府的監管責任，我們再看一下工會。公司是盡可能的多賺錢，而工人的權益基本上是由工會，就是工人自己的組織，因為工會是工人自己組成的，為了維護他們自己權益的。自己組成的工會，就一定會為自己爭取權益，這是肯定的。第三，就是由政府的法律和法規、規章制度來監管。

這幾個是一個平衡，要達到一個平衡點。所以為了防止公司過多的侵犯工人的利益，那麼，政府的法規監控、工人自己爭取權益的工會和輿論的監督，這幾點都是不可少的。

我們想看看，在富士康有這麼多工人選擇了自殺這樣的路，當然我們現在假設跳樓的是自殺，這裡面顯然是有其它的因素在裡面。我們假設他們是自殺，也就是說這些工人覺得他們的權益，無論是什麼樣的權益被侵犯了，他們有沒有去找工會？在富士康裡面有沒有工會？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事實上，富士康早在2006年12月份就已經有了工會。當然不是富士康的工人自己建立的工會，而是中共要求富士康建立工會。2007年1月16號，富士康的負責人針對別人提出問題說，對於富士康集團成立工會的一切事情，他們一點都不知道。中華全國總工會說，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建立工會，不需要爭得經營方的同意。

富士康的工會是由深圳市總工會直接派出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基層組織建設部的部長說，富士康成立工會是全國總工會在組建工會方面的一個突破性進展，說是印證了法律的力量。也就是說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要成立工會。他還強調，只要在中國辦企業就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包括組建工會、尊重員工的合法權益。也就是說，當它在富士康組建工會的時候，它所打的旗號︰一個是中國的法律，一個是尊重員工的合法權益。

在西方，如果工人權益被侵犯的時候，他第一個找的是工會，如果找工會沒用，也許他會訴諸於法律。富士康的這些工人，他們找了工會嗎？在他們跳樓之前有沒有找工會？如果說他們找了工會，工會做了些什麼？這是屬於深圳市總工會，又歸中國全國總工會一級一級管下去的，也就是一個御用工會。如果找了工會，工會做了些什麼事情？如果說他們沒有找工會，為什麼工人的權益被侵犯的時候，他們不去找工會？工人有沒有把工會看成是維護他們權益的？儘管工會在設置時說的是為了維護員工的合法權益。

這就要看中共為什麼要在外資企業、台資企業裡、甚至其它外資企業包括沃爾瑪，沃爾瑪在全世界都沒有工會的，唯獨在中國有例外，中共一定要在那裡設置工會。為什麼要設置工會？顯然工會不是為了職工的利益。在外資企業、中國自己的國營、私營企業當中，都要求設置工會。從來沒有聽過職工當他們權益受到侵犯時去找工會、或工會去幫助他們的。

為什麼要在外資企業裡設工會？顯然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控制。就是在外資企業裡面設置中共的外圍組織，實際上對外資形成了一種威懾的力量。當然它還有一個用處，保護能夠為中共提供利益的外資的利益。就是當工人在受到外資的剝削、壓迫時，這時工會是在企業當中幫助外資去排憂解難，幫助外資去調和工人的矛盾，並不是真正站在工人的利益上面的。

所以它有幾種可能性：第一個，代表中共監督和控制外資企業；第二，如果外資能夠為中共帶來利益的話，它會保護外資的利益，來幫助外資壓搾中國的工人。歸根結柢還是為了中共的利益。大家都知道中國的總工會–全總，是屬於中共直接控制的外圍組織。在中國這叫工青婦，工會、共青團、婦聯這三個機構都是中共的外圍組織，是幫助中共來分別控制不同的團體。

在富士康這事件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對於設置工會的興趣，要比設置了以後，讓工會多少能夠反映一點工人的利益，或者維護一點工人的利益，它的興趣要大得多。如果它真的不在乎工會能起什麼作用的話，它根本就不要這麼認真地、那麼積極地在裡面設置工會。所以它設置工會是有目的的，但這目的卻和維護工人權益沒有關係。

下面我們就講一下，在富士康這事件當中，富士康有沒有涉及到犯罪？如果富士康涉及到犯罪、違反了中國的法律，官方有沒有對此進行調查？大家知道在富士康出現了9連跳時，就有網友自己組織了網友調查團進入富士康工廠進行臥底。然後他們發佈一項短期的觀察報告，揭示了一些富士康管理方面的問題，大概有一些工資偏低、加班時間過長、半軍事管理限制人身自由、經常有管理人員打罵員工，還有保安部經常打人，另外就是員工被限制自由，還有任意扣獎金。

他還提到工會制度形同虛設，及對底層員工存在人格歧視以及員工缺乏歸宿感等等。那麼在一系列的問題當中，富士康本身有沒有違反中國的法律，違反那些法律？顯然第一是違反了勞動法，每個月加班的時間長達60到100個小時。另外就是保安部門的問題，保安部涉及到的是非法拘禁，還有毆打，這就表示保安在這裡是非法執法。在中國拘禁本來由司法機構來的，一個保安部門是沒有拘禁員工的任何權力。那麼誰賦予富士康保安部執法的權力？如果說深圳有關方面賦予他執法權力的話，那麼深圳有關方面有沒有違反法律？

執法機構是沒有權力授權給另外的機構執法的，在這裡面保安沒有證就上崗，而且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打罵，那麼這些都是違法的。本來這些事情是政府監管的，現在政府沒有監管，需要由網友自己組織調查團，調查出來結果以後，居然當局不聞不問，沒有人管。

我們現在要提一個問題，深圳的司法當局有沒有對這些提出來的違法問題介入調查，甚至有沒有啟動法律程序？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違反了勞動法，或是任意拘禁和毆打的話，那麼是屬於刑事犯罪。不應該由受害者自己去啟動法律程序，而應該是由檢察院去起訴。但是我們至今沒有聽說，深圳司法部門有任何這樣的舉動，只是聽說當局要幫助富士康去解決問題。

在網友調查團的報告中有一個說法，就是員工缺乏歸屬感，這實際上是一個心理上的問題，人要絕望到什麼程度才會自殺？在這麼短時間內，從3月份開始每個月都在增加，3月、4月、5月，一個月比一個月多，這不是用個人心理的素質差就能解釋的。當然這裡我們不包括他殺，因為事實上已有證據表明，至少在這裡面有一起以上很可能是他殺，就是被保安打死然後推下樓的。其實網友調查團提到的歸屬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職工對他所工作的企業沒有歸屬感，能不能造成自殺？在美國著名的Walmart（沃爾瑪）就是這樣一個企業，它的普通員工是沒有正式工的，它是刻意沒有正式工，以保證這些員工沒有歸屬感，所以到Walmart去找工作的人都是臨時概念，都是短期的，比方暑假幹一段時間，這樣的話，Walmart可以不給他們任何福利，因為他們不把Walmart當成家，也不會去組織工會，也不會去維護自己的權益，他要不行就走了。所以這是Walmart刻意這樣做的。

但是像Walmart這樣的企業它故意造成的沒有歸屬感的企業文化，並沒有造成企業員工的絕望，因為去找工作的人只是把它當作工作，而不是自己的事業，就是本來就帶著臨時的思想。中國人以前說：「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你這個地方不好，我就到別的地方去。因為在美國你不必待在這個企業時，你可以到別的地方去找機會。他的長遠規畫是讀完書之後要開始自己的事業，或者找到一個滿意的工作，這種人是他有希望而且確實看到了在這個社會有很多機會，他不一定能真正完成自己的想法，但是他覺得是有希望朝這個方向努力的。

問題是在中國經濟上最活躍的，僱用勞工人數最多的象這種私營企業、外資企業，主要當然是東亞，如台灣是最多的，其次是韓國，比較少的是日本，當然歐美也有，但是比較少，而且他們僱用最基本的勞工可能不太多。僱用勞工人數最多的加工業都是如此的話，都是不能給職工提供歸屬感的話，在這些工廠裡面甚至有相當一部份還不如富士康。也就是說，在富士康打工的工人，他看不到離開那個地方到別的地方能夠有什麼希望。

在外資私營企業裡面找不到希望，他們甚至不可能在國營企業，或其它更好收入更高的企業找到工作，也就是說完全看不到希望的話，是對整個社會缺乏歸屬感，那就不是對一個企業缺乏歸屬感。因為僅僅是一個企業的話，他本來是可以到其它地方去找到歸屬感的，但是在中國絕大部份最活躍的企業是不能讓人看到這種歸屬感的。

有一種說法：富士康僱用的勞工，他的教育水平比較高，因為他自己要求比較高，普通工人要中專畢業，所以他說這些勞工的期望值比較高。我不知道這種說法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實，但是我們可以討論一下這種說法有沒有道理，或者說期望值比較高的話是不是有道理。事實上，教育程度和期望值應該是相對應的。在美國，醫生和律師的收入都很高，是因為他個人對教育投入高，或者他的家庭對他的教育投入高。這個包括二個，一個是時間，就是大學畢業以後他還要讀醫學院或法學院，還要再讀比大學時間更長；還有他讀書的時候學費交的高，由於時間長投入高，所以他最終收入也高。

那麼在中國，無論出生是農民或城市普通居民，他們的教育並不是免費的，特別是職業教育或高等教育以後，他的個人投入是相當高的。對於農民出生的，家裡要養一個大學生，對於大部份中國農民家庭來說是相當困難的，全家要拚死拚活，有的時候還要借債，但是在就業和就業以後的收入方面和這些投入是不對稱的。

其它國家也有，畢業以後不一定找到工作，也不一定能找到滿意的工作，但是很少是由於家庭背景的原因，是因為父母的權勢不夠而找不到工作的，這個不多。而在中國的話，當大家都經過自己投入以後，進行教育以後，畢業的時候才發現，好的工作能夠符合他投入進去的這種工作，大部分已經被有權力的人，有權勢的，有關係的人佔據了。因為這不是一個在平等的競爭不過別人，而是由於家庭背景不如別人。也就是說這個社會資源，包括工作的資源，完全被權力階層所掌握，或者被權力階層相關的人掌握，而個人的命運幾乎不可能通過教育，和個人努力和其他的人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平等競爭而改變。這種失落感、沒有歸屬感，他就不是一個企業、一個公司可以改變的。

再談下去就是關於中國模式的問題。我認為富士康事件其實反應了中國模式的失敗。在金融危機以後，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在討論中國的模式，似乎中國很快就逃過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影響，比世界其它國家都快速的進入了恢復時期，以至於世界上都在討論就是說中國能不能救世界的問題。什麼是中國模式？這個就比較困難了，因為我不是個經濟學家，所以我不能對中國模式下定義。

我認為就剛才所說的沒有歸屬感的這種感覺，是來自於企業的性質所決定的。因為在中國這30年所謂改革開放過程當中，它所走的路子基本上就是大量的引進外資，尤其是港澳台和南韓的這種來料加工性質的，這種企業所造成的是員工的高度流動，而且這種企業完全根據訂貨和國際市場的要求隨時轉型，所以工人基本上一轉型他馬上就全部解雇了，然後另外一種新的企業又開始招收工人，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沿海的發展最快的模式。

最近《華盛頓郵報》原駐中國的代表處的負責人現在在洛杉磯，《華盛頓郵報》洛杉磯的負責人叫約翰．龐弗雷特（John Pomfret），他最近寫了一篇東西就講中國製造的商品沒有自主品牌的。他說，講起哪一個國家人們就想起它的一個品牌，說日本有Sony；墨西哥有 Corona，Corona是一種啤酒，在世界100多個國家有銷售，而且在美國是銷售量最大的外國啤酒；講到德國大家知道有寶馬；講到南韓大家說有三星；說中國有什麼呢？如果你回答不出來的話，你不是唯一的一個。就說這麼多年，中國沒有一個自主品牌能夠拿的出來的，能夠在世界上站的住腳的。

網上有一篇文章說，從中國的電子行業現狀來看強國，實際上就電子行業到現在為止，哪怕是比較高檔一點的玩具裡面的芯片，不要說電腦裡面的芯片，基本上全都是靠進口。包括最好的科研單位，只是雇一批臨時工把人家外國芯片的標記給鏟掉，然後印上它自己的標記。就是用這種方式。

中國的模式實際上是一種來料加工，而且是處在產業鏈的最低端，又是以國際市場為主，就是完全是出口，所以人們稱之為是世界工廠，就是為全世界打工。這個來源於什麼呢？來源於就是中共整個的思維方式，就是讓人覺得是一種非常焦慮不安的那種急功近利，只看眼前這麼一點點，所以造成了就是說它在仿照上是一個世界最大的山寨大國，包括中共自己作為最重要的形象工程之一的世博，它的歌曲也是山寨，拷貝人家的，它的建築物中國館也是仿照日本的。

它在世界各地吸收高端人才，有相當一部份是起形象工程作用的。談到形象工程，其實中共也是把它當作一種政治運動來運作的。現在中國有一個叫做「走出去」的 戰略，什麼叫「走出去」的戰略？兩種方法：一種就是收買別人著名的品牌，像原來聯想收購了IBM的筆記型電腦的，這是一種收買著名的品牌。

第二個是廣告，像中國商務部最近有一個廣告，在三聚氰胺事件，就美國的寵物飼料，和中國的三鹿奶粉裡面發現了三聚氰胺以後，在世界上中國製造的名聲就很不好， 商務部就和世界著名的廣告商恆美公司（DDB）簽了一個30萬美元的廣告，在出現了一系列在中國製造的產品以後，就有一個話外音就說：當我們說中國製造的時候，它實際上說的是和世界一起在中國製造。所以無論是收買別人的品牌，還是做這個廣告，還都是一種急功近利的作法，創出自己的品牌是一個長期的要花費很多投入的工作，而這種工作顯然是沒有人想做的。

就說在中共的統治下，沒有人作長期打算，就是在中共中央也沒有人作長期打算的，他們能想的是我能坐在這個位子上坐多久，我在權力鬥爭當中不要被對方吃掉，想的更大一點的就是中共的統治怎麼能夠被維持。地方上就是討上面的歡心，一級討一級上級的歡心，他們面臨的壓力是GDP的壓力，是維穩的壓力，再一個就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去攝取個人和集團的利益。 沒有人想到明年怎麼辦，都是眼前的，能撈多少拿多少，維持這個位置能維持一天算一天。這個就跟這30年發展，其實到現在為止這個方針沒有完全改變，這個發展是硬道理，這維持GDP就是維持中共的統治，所以它這是等同的。

每個人都是過一天算一天，巧取豪奪以後就轉移到國外去，所以沒有人會想到作理論研究長期的開發，這就是中國的模式。當富士康出現十幾連跳的時候，它的最本質在最底層所反應的情況，就跟這30年發展的中國模式是密切相關的，是不能夠把它們分開來的。

下面再談一下外國企業遵守中國法律的問題。當深圳總工會把5個工會代表派到富士康的時候，他們說外企，不管是什麼企都要遵守中國的法律。中共對於外企遵守中國的法律是把它作為主權問題，非常非常嚴肅對待的，所以當谷歌要求不再過濾內容的時候，中共就說了，不管是什麼人都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

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宣傳方面，對於和媒體有關的，跟網絡有關的，跟訊息流通有關的，也就是說中共認為對它的統治至關重要的那些法律，它是看的非常非常嚴的，執的非常嚴，不管哪一個媒體公司一進中國第一件事情就是自我約束，即使是沒有法律。中共從來就沒有公開公佈過哪些東西是需要過濾的，所以嚴格的說，在過濾和監控的這個範圍之內沒有具體的法律的，但是它也要執行。

對於我們剛才所說的勞動法，公民不被任意拘禁，個人權利不被侵犯，就在沒有授權的保安打人和侵犯人權的這種違反中國的法律的行為，基本上是不執法的。所以對於外企遵守中國的法律問題，中共在處理上是有很大的差別的，是有選擇性的，所以富士康問題所反應出來的更深層的矛盾，在我看來只要在中共還在以這樣的方式統治中國的話，那麼富士康的事件本身是沒有解法的。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橫河評論》節目錄音整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