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4日訊】 六四事件距今已21周年，雖然這個事件的性質人們已清楚，它是一場政府對平民的屠殺，但具體是誰下令，如何決策等內情，由於中國仍是專制，信息封閉，所以外界仍不完全清楚。民間關於六四的書，已有好多本，但當時最有影響，甚至引起轟動的兩本書《王牌出盡的中南海橋局》和《天安門文件》（中文版為《中國“六四”真相》，今天看來，基本都是杜撰的，甚至可說是“偽書”。

在六四過後不久，台灣《中央日報》就連載《王牌出盡的中南海橋局》，後又出單行本，作者為“江之楓”。這本書以一位中南海秘書的口氣，對天安門事件中的中共高層權力鬥爭，進行了繪聲繪影的描述。那口氣和筆法，給人強烈印像，這位“秘書”非常知情，掌握很多內幕。這本書當時爆紅，台灣的情治部門相當重視。八九年底我和一批異議人士到台灣參加會議時，那裡的官員神秘地披露，他們把這本書的作者請到台灣，說是獲得了中共高層的重要情報。

這本書其實是政治三國演義，裡面沒有文件出處或內幕來源等。後來得知書的作者是吳建民，就更確定，這是一本政治推理作品。我認識吳建民：當年我在《深圳青年報》做副總編輯時，吳建民來報社應征，是我負責人事考核的。當時他是中央黨校的普通教員，來深圳闖天下。他雖然文筆不錯，但不太適合跑新聞，工作幾月後，就去了深圳華僑城辦公室工作，後來旅居美國。如果他和中共高層有那麼深的關系，知道那麼多內幕，我們報社肯定會繼續留用他。

吳建民寫政治推理小說

但吳建民沒有說他的書是文件或內幕，他只是在一個熱點上，寫出一本暢銷書，是個機靈的人。但台灣的情治部門把它當作“機密”，由此也可看出，為什麼國民黨輸掉了中國大陸，它的情報部門到八十年代末，還對共產黨的情況這麼無知。因為只要對中國政治有點常識判斷能力，一搭眼，就能看出這是一本政治推理小說。

有報道說，這本書還要出英文版，但後來沒了下文。可能是英文出版社首先就會問，這是虛構，還是非虛構？如是虛構，就沒多大出版價值。如果是非虛構，那就要給出資料出處，還有作者的身份是否能獲得這種重要信息的考慮等。像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美國出版社首先要證實他是不是毛的醫生，否則就很難出版，因為沒有了“權威性”。

吳建民後來回廣州時，曾被中共以“替台灣搜集情報”罪名拘捕。但最後中共也沒拿出證據，他就被釋放。數年前，在紐約的一次會議上，偶遇吳建民，我們隨後通過電話和電子信，但他已轉行從商。這些年，在媒體上也沒再看到吳建民的消息和作品，他那本書就真成了“王牌出盡的橋局”。

新華社內參被說成“報告”

關於六四題材，比《橋局》更轟動的，是後來英文版的《天安門文件》（隨後又出中文）。該書作者“張良”也是筆名。張良到底是誰，至今外界也不知道，只是三個編輯《天安門文件》的美國“中國通”黎安友、林培瑞、夏偉，用他們的公信力做了“擔保”。但這三個中國問題專家到底對張良知道多少，也很難說。《天安門文件》問世這十年來，張良一直都是“隱身人”，從不露面。這無法不被令人懷疑其身份的“權威性”。為什麼要隱身？很可能是怕真實身份曝光，導致《天安門文件》的可信性打折扣；因以他的身份地位，很可能拿不到真正的“文件”，由此證實人們的質疑：書中的所謂“文件”不是真正的“中共文件”，而且最重要的部分是作者本人杜撰的。

事實上，即使略過作者身份，僅從書的文本就可看出：這本書不僅故弄玄虛，甚至弄虛作假。因為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占九成五），根本不是什麼中央文件，而是報社內參、情況反映、動態清樣、簡報的彙編。但全書卻分成“國安部報告”、“各地省委報告”、“新華社內參”和“中共文件”等四大部分。

在國安部報告部分，從口氣來看，完全是報社寫的內參，例如在北京校園跟學生的對話等，從常識上判斷，也不會是國安部人員所為。作者所以把它稱之為“報告”，就是想提高它的“分量”，否則全書到處都是報社內參，那個“天安門文件”的頭銜就有問題了。

“到截稿為止”露出馬腳

所謂“各地省委報告”更是假的，因為口氣完全不對，全是第三人稱，根本不是以“第一人稱”的省委名義和語氣寫的。“報告”落款有時間，很多竟是下半夜一、兩點，甚至凌晨四點發出。省委為什麼不白天工作、發報告？從“報告”內容看，也沒有這種緊迫性。而且向中央遞交的報告，怎麼可能這麼草率，在半夜草擬發出？實際上，對中國宣傳機構和黨、政府之間的關系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可以清楚地判斷出：這是駐各省會的大報記者，按慣例深夜發的內參稿。因記者站多是設在省會，所以這些“報告”只是寫了省會的狀況。如是省委報告，應會寫全省的情況。最明顯的是發自西安的“省委報告”，文中竟有“到截稿為止” （還有用“據悉”）這種記者慣用語，而根本不是省委報告語言。記者內參會有大量這種“到截稿為止”的新聞用語，“張良”可能費心良苦地做了刪除，但沒有刪干淨，留下了致命傷。

即使是“新華社內參”部分，很多也被寫成“上交報告”。作者也是想盡量少提“新華社內參”，以免讓讀者想到這麼多內容原來只有一個文件資料出處。實際上當時新華社有八種內參，在情況緊急時，每小時地上報。

但即使把記者的“內參”拔高為“報告”，畢竟這些報社內參還是原始存在的。而《天安門文件》更令人質疑之處，是作為 “賣點”的三個“中央文件”：鄧小平和楊尚昆的私人談話、中央政治局會議、八老會議。這三個文件，全都沒有編號，作者也沒有提供文件原本或復印件。這是最令人懷疑之處。因按慣例，中央文件全都有哪年度幾號文件的編號等，以確立其權威性、准確性。

楊尚昆“記得”胡平、陳軍

那三個賣點“文件”的內容和語言本身，更能讓人看出有假：在當時那種緊張的政治氣氛下，鄧楊之間那麼帶有歷史定論性的私人談話，包括對軍隊的掌握，對高層核心人員的安全問題等的推心置腹交談，不可能有秘書記錄，更不可能形成文件。鄧楊兩位老人，更不可能邊走邊自己記錄，那場面太可笑。而且像鄧楊這種高位的人，又是八十多歲老人，也不可能說出只有下屬們才了解的許多細節。僅從這點，也可以判斷，這個“鄧楊私人談話”很可能是張良推理想像的。

“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更假了，裡面有描述性語言，例如什麼“望著說”之類。政治局會議記錄不可能有表情的描述。英文版無法處理，只好把它括起來。

楊尚昆在政治局會議的講話，也明顯是假造的，因為楊居然提到紐約的民運人士胡平、陳軍等名字。作為國家主席，而且是八十歲老人，按常識邏輯，他怎麼可能記得海外民運的具體人名？只有中共駐外記者寫的內參或簡報，才可能提到。張良在這裡又是把海外“簡報”拔高到“文件”。而且由身為軍委副主席的楊尚昆在政治局會議上分析波士頓的具體情況，就更離譜了，其中提到一個北美什麼分會，即使按字面來念，都很長很繞嘴，可楊尚昆居然能脫口而出其全稱，太不可信。

張良做“隱身人”的苦衷

至於全書最有賣點的“八老會議”，則死無對證。如果社會上廣為流傳的所謂“八老會議”真的存在，那麼避開中共的正常黨內作業程序和慣例，在元老家裡聚會討論重大政策，又是決定當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去留問題等，按基本邏輯，鄧小平們為了避嫌，也不會願留下記錄，更不會把違反黨內紀律的做法形成文件；因為那等於讓所有人知道，這是“老人政治”，是以“老”治國。

據出版此書中文版的編輯說，原來書名副題准備就用英文版的“天安門文件”，但張良不同意。張良知道懂中文的人，會一下子知道這不是“文件”，所以心虛不敢用“文件”兩字。但用“造假”的方式，來展示《六四真相》，實為一大諷刺。如果該書不是記者的內參報道，如果作為賣點的三個文件真實，那麼最起碼，“張良”本人不應該一直藏著不敢露面，他起碼要經得起讀者“驗明正身”，起碼拿出一個中央文件復印本。否則無法不令人嘆息，“天安門文件”是中國造假大潮中的醜聞又一樁。用造假，賺“六四”血錢，夠登峰造極了。

2010年5月20日於美國

(原載《開放》2010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