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5月31日訊】一位德國老太太在家接到電話，一個年輕人的聲音在那端響起：「奶奶，猜猜我是誰？」盼望孫子來電話的老太太叫着孫子的名字：「哎呀，我的寶貝斯萬，是你嗎？」電話那頭的人其實不是斯萬，而是一個騙子。他說：「對了，我是斯萬。奶奶，我現在正在車行，剛要買車，信用卡壞了，奶奶，你能不能先借給我五千歐元？……哦，太好了！我這裡正忙着辦買車手續，我讓我新的女朋友來取錢，她個頭不高，深褐色頭髮……」

還好，這並非現實版，而是德國柏林警察在一個小劇院裡每週定時演出的小型話劇，老太太、年輕人和他的女朋友都是警察扮演的。觀看話劇的人大多是社區中退了休的老頭、老太們。這種形式的話劇對老年人尤其合適，因為它非常形象，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德國現實社會中，有的老年人還真的遇到過這類的騙子。

在德國當警察並不容易，光會巡邏、開槍抓壞人還遠遠不夠，為了維護社會的治安，警察愣是使出渾身解術。比方說警察除了正常工作之外，要到小學去教學生，遇到壞人怎麼喊救命；得教小學生交通規則和騎自行車和考核車技；還得給中學生辦夏令營，組織年輕人玩足球，到中學給學生們演示「如果警察被扔石頭是什麼感覺」；還要給老人們演戲，教老人如何識別行騙、遇到盜賊該如何等等……這並不奇怪，因為警察的角色早已從發現犯罪之後再去解決，轉變到了預防犯罪，而且還得用不同年齡層能接受的方式「寓教於樂」，因此警察也就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

比如柏林每年「五一」左派暴力騷亂，一直讓警察頭疼，從2005年起，警察就深入柏林各中學，給半大不小的孩子講解抗議與暴力問題，希望這些不經事的年輕人不要上街扔石頭，當然最好是根本就不出去，這樣不會被誤傷或誤抓。僅今年前4個月，柏林警察就已拜訪過300多所學校了。

除了給孩子們講解一些最基本的常識，比如「可以隨便上街遊行嗎？」「如果不知道是誰扔石頭，可以隨便抓人嗎？」之類的，警察還讓孩子們試穿防護服，包括頭盔、護肘和護腿等，這讓孩子們很興奮。警察會拿一塊石頭敲幾下頭盔，雖然力道遠遠比不上從20米以外扔過來之大，但還是能讓學生感覺到「這可真是不舒服」。

德國警察在暴力事件中採用的基本上都是守勢，只有對方採取暴力行為時才能去制止，而且還必須只針對採取暴力的人，不能傷及他人。這就給警察工作帶來很大難度，警察的受傷率也很高，所以防護設備的堅固性就非常重要。

栽什麼樹，結什麼果。柏林警察所做的這些，就是要讓學生們明白，「警察不反對遊行和慶祝五一，反對的是暴力」，「警察制服下也是一個知道害怕的人，他也希望能好好地回家」。警察與中學生的對話收到了一些成果，比如當學生在大街上再次看到給他們上過課的警察，就會打招呼，甚至還會問今年五一情形如何。

警察對於孩子們來說，不是對立面，也不是防護服背後的執行命令的某個不知名的人，而是一個有名字、有感情、有家庭、也知道害怕的人。讓學生們往這樣的人身上扔石頭，在情感上已經不太能夠接受了。

由德國警察身上很自然想到中國的警察身上。在當今中國，說到警察無非兩種評價：在普通百姓眼裡，警察是穿制服的流氓，比黑社會還黑，沒一個好東西。而黨媒評價因公犧牲的警察時：警察是英雄，比英雄還英雄，沒有七情六慾，沒有個人利益，是一個完人。

現實社會中，人們看到的是喝令村民：「跪倒，否則我斃了你！」並真的拔槍打死兩村民的貴州苗族自治縣公安局坡貢派出所副所長張磊；人們還看到安徽少女李蕊蕊在看守所內被看守當眾強姦。河北省涿州市東城坊鎮派出所，被警察何雪健當着警察王增軍的面，強姦了年齡跟他母親差不多大的法輪功學員劉季芝；人們也看到在看守所內被打死後稱「躲貓貓」的事件；廣西防城港市防城區政府出動數百防暴警察強拆民房，用高音喇叭喊：「這是共產黨的地，限令兩分鐘內離開。」結果警察開槍擊中數名村民。

警察栽下了暴力、仇恨的樹，結出來是死亡的果。楊佳殺警百姓一片叫好，廣東陽山上百警察與村民衝突，村民拒強拆燒警車也引來網民一片叫好，可有多少人真正去思考，是誰讓中國的警察變成了今天這樣了呢？制服下的警察不也是有血有肉、有家庭的人嗎？不也是生命嗎？究竟是什麼使得當今中國社會變成人人為敵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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