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石:富士康八連跳,政府和工會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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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0年5月14日訊】早就聽說過富士康的名字,以前沒大注意過,還以為是一家日本企業。去年裝電腦時用的是富士康的主板,據說企業管理正規嚴格,質量有保障,才對這家企業熟悉了一點。近日連續的兩起跳樓事件,使得今年不到半年時間有了八連跳的可觀記錄,對富士康想不關注都難。每次開機出現富士康的字樣,不自覺的就聯想起這些過早凋零的年輕生命,感覺真的不舒服。

偶爾有一兩次特殊事例可以理解,世界充滿了偶然和不確定。但是若一而再再而三接連不斷的發生同類性質的事件,就應該認真的反思,找出這些孤立個案背後的鏈接線條,深究所有衝動之下的內在動機,挖出那些導致同樣惡果的必然因素了。否則,你又如何防止慘案繼續發生?記錄不斷地被刷新?生命的一再被輕易拋棄?尊嚴的一再被褻瀆?

聽說富士康已經請了法師來看風水,還重金禮聘清華等學府的幾位資深心理專家來幫助調查干預,真是兩手都在抓,兩手都很硬啊。法師還沒表態,那邊清大的樊教授已經發言了,說富士康別看已經自殺了那麼多人,其實沒什麼的,低於全國的自殺水平,不足為奇。不知道是重金起的作用呢,還是人家是專業專家,早就習慣了面對所有鮮血淋漓的血腥,看到的只是冰冷的數字。

作為一個打工者,我想我完全可以理解那些輕生者的迷茫苦痛和內心掙扎。他們每天加班加點的超時工作,條規嚴苛,處罰嚴厲,還有什麼軍事化管理,身體和精神的壓力是很大的,而且工資很低,看不到理想生活的希望,都住在宿舍裡,大家天南地北的雖然處境相似,卻不會有多少精神或情感的交集,也無法彼此寬慰排解情緒,只是熟悉的陌生人罷了。這種個人空間的極度狹小,孤立,及多種巨大的壓力渺茫的前途,絕對是許多年輕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我們雖然同樣的辛苦,總好在都有自己的家,或買的或租的房子,多少有親人朋友,有社會交往的時間和空間,緩衝舒解了眾多的壓力。

這裡卻是機械冰冷嚴酷的制度的銅牆鐵壁,巨大的企業,四面合圍虛弱人性的血肉之軀,歸根結底是環境的因素主導決定了那些一時脆弱的心智,造就了悲劇的結局。這個環境因素既有企業的特殊管理體制的小環境,也有國家社會的大環境。

首先,你富士康只是個企業,不是軍隊,你的管理處罰等等條例應該在國家法理容許範圍之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上,你不可以自視為一個封閉的獨立王國,對待你的員工為所欲為,他們首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然後才是你的員工,即使入廠之初親筆簽下了一些不平等契約,若與法律違背衝突,也無效力,不能成為你對他們予取予求的通行證。超時加班內部執法等等本不應該存在。

然後,在一再的驚曝血案的情形之下,為什麼只有媒體的群情激奮,企業的自說自話,不見政府的介入,沒有工會的調查?政府是有責任的,無法置身事外的,對你的國民一再的非正常死亡不該如此冷血,應該去問一個為什麼,看看他富士康的管理有什麼違法違規之處,責令整改,你不能默認一個獨立的國中之國的存在。《勞動合同法》必須受到尊重,否則制定它有什麼用?立法者執法者們,要你們吃白飯嗎?

還有工會,作為工人的利益維護者,你不該做縮頭烏龜吧,不管你是民間組織,還是在中國的特殊體質下有著有著明確的官方背景,你都責無旁貸,難辭其咎。如果始終這樣不作為的話,何必尸位素餐?請走開讓位好了。記得去年經濟危機剛一來,大批民工失業被迫返鄉或流落街頭之際,你的反應多快啊,馬上站出來高調呼籲嚴防敵對勢力利用失業民工製造事端,也就是說一旦有幾個民工哥們因為渴了餓了沒錢租房了回不了家了,一時衝動做出點什麼有違常理之事,就可能被冠以敵對勢力的罪名被嚴厲打擊無情鎮壓吧?都像那個凍死在南京橋下的民工或累死在漢正街的扁擔工那樣無聲無息才是正理嗎?

資本永遠是稀缺的,金貴的,勞力則總是過剩的,廉價的,這就是中國的殘酷現實嗎?若所有的民工都像國企員工一樣的不加班,完全依據勞動法的規定時制,最低工資標準按小時算落到實處的話,勞動力馬上就是緊缺的,民工荒會迅速掀起燎原之勢,勞動力怎麼會這麼廉價不值錢?雖然會有出口壓力,但是廣大民工百姓有了休閒娛樂時間,有了較高的工資收入,也就有了購買力,有了支持提升內需的根本,中國經濟才有了轉型的希望。我們這個13億人口的大國,是不可能走贏出口導向之路的。

富士康這樣的企業,以前一直不斷地改換各個公司工廠的法人來騙取國家的優惠政策,後來又全靠壓低勞動報酬盈利,那些身心俱疲面有菜色的打工仔打工妹,是可憐的犧牲品嗎?同在深圳的華為,則滿是西裝革履的博士碩士,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傳奇,他們才應該是中國發展的方向,企業的追趕目標,像富士康這樣的企業,應該思考他們存在的意義。

企業必須是要兼顧他的社會責任的,不光要為自己創造利潤,也要為國家和所在地方上交利稅,造福桑梓,這其中最直接容易的就該是造福自己的員工,讓他們過的更好,以企業為榮,因為他們不僅是你僱傭的員工,從本質上講,是你的合作者,一味的靠搾取員工的血汗來維持發展的企業不會有前途。

一個人窮困的時候,為了錢即使可以不擇手段,也不能去觸碰一些道德與法律的底線,有了錢後必然會注意自己的名聲和形象,提升品位和素養,因為當初是為了生存做事,現時則是為了發展而在做一種境界。一個企業同理,初創之初可以不大規範不太合理守紀,但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就必然要注重企業自身的形象和美譽度,承擔社會責任環境責任等等。

許多企業不會自覺地去做時,社會輿論,政府工會等就有責任督促他們去做,監督他們的行為,這也是國家社會應負的責任。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天涯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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