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4月26日訊】青海省玉樹縣發生的地震災難，為中國當局展示實力提供了一個良機。溫家寶急飛災區，胡錦濤中斷出國訪問，巨大的國家機器被開動起來，迅速從全國調動資源，實施了令全球感嘆的救災行動。

中外人士都看到了中國當局全力救災有一個重要的政治意義，那就是向政治上高度敏感的藏區人民，展示中國當局和漢人的善意，中國的官方媒體對此則不遺余力地大肆宣揚。對當局持批評態度的民間人士，如楊恆均也在博客上表示，地震可以前所未有地促進漢藏草根階層的相互理解，是一件好事情。

我認為中國當局全力救災的政治意義，超過了向藏人展示善意，而有更普遍的政治意義，那就是強化了當局為自己強國家弱社會的治理理念的辯護。具有悠久中央集權傳統的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國家力量獲得了一次空前的膨脹機會，形成了一種極其獨特的集權國家形態。國家對資源的壟斷不僅沒有被經濟市場化和全球化的過程削弱，反而被不斷增強。國富民窮、官肥民瘦已是不爭的事實。

國家力量的強大，對於救濟玉樹地震這樣純粹的自然災害來說，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國家力量的增長是建立在抑制和打壓民間力量成長的基礎之上來實現的，那就不可避免地釀成巨大和持久的社會災難。今日中國正在發生這樣的災難。

玉樹震區地處邊遠，人口規模有限，有利於充分展示國家力量強大之優越性，但2008年四川的特大地震，就暴露了國家力量的有限。這也是當局為什麼在當時對民間力量參與救災網開一面的重要原因。但時過不久，當局就開始限制和排擠民間力量的參與，尤其是當一些民間人士開始對劣質校舍導致學生大量傷亡的地方政府追究責任的時候，更是如此。

四川大地震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國強民弱的社會，政府力量強大固然有利救災，但力量強大而又難以問責的政府本身恰恰是導致或擴大災難的重要原因。面對這一嚴峻的事實，中國的當權者完全沒有反省能力，反而在此後更加變本加厲地打壓民間的維權人士和民間組織。

在這種情勢下，越來越頻發的各種人為和自然災難正在悄然地刺激各種借災尋租活動。我們已經看到了記者借礦難收取“封口費”，我們還看到各種竊取捐款和名人“詐捐”的騙局，但規模巨大卻更不易暴露的是地方政府和官員借災發財的隱秘游戲。

這種大規模借災發財游戲的背景是，中央當局越來越把“對口支援”作為一種大規模應對自然和社會災難的主要手段。2008年四川大地震，中國當局借鑒台灣經驗，確定由北京等21個省份分別對口支持四川省的一個重災縣，成效顯著。不久前中國媒體披露，當局為了平息新疆少數民族的不滿，正在實施一個五省市對口支援計劃，以便盡快改變新疆幾個極度貧困的地區的經濟狀況。

所謂“對口支援”是中央當局強令發達地區對落後地區進行無償的援助。自四川地震以來，這種無償援助的水平已經躍升到一個空前的規模。這種完全政治性的地區間資源轉移，是難以追究財務責任的，尤其是在民間維權和問責受到政府全面打壓的政治體制下。過去，對口支援與災害沒有太多關系，而現在，為了防止災難引發社會動亂，對口支援越來越成為“維穩”的重要手段。這種挖東牆補西牆的維穩手段所隱含的經濟邏輯是可怕的，它意味著地方治理不善引發的災難越大，反而更有機會無償得到大量的資源與援助。而提供援助的地區的官員也發現，這種援助給自己也帶來發財機會。

在宏觀的層面上，這意味著中國會陷入這樣一個“救災陷阱”：政府導致的災難越多、越嚴重，就越有理由擴大自己的權力，增加對資源的壟斷，因為需要更多的資源來救災和維穩，否則國家就會陷入動亂。我相信中國的當權者並不希望陷入這樣一個陷阱，但是，只要他們不放棄強國弱民的治國理念，中國將在這個“救災陷阱”中越陷越深，直至爆發無力救治的全面災難。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