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3月19日訊】 革命，就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就是大流血、大動蕩；然後就會產生一個更殘暴的政權。這是強調中國只能走“漸進改良”之路者的理論。這種思路的來源當然很容易理解。的確，共產革命不僅把中國人“革傷”了，也把“革命”這個詞變成了滴血的人頭，令人聞之發抖。

毛澤東說了一句“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革了所有人的命，嚇得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再不敢提槍杆子；好像誰再提槍杆子，再提革命，誰就是毛澤東。毛澤東糟踐了“革命”兩字，於是反獨裁的人就得“反革命”，否則就是“以暴易暴”。

說實話，看有些人一再喊反對暴力革命，我總是想起西方左派們高喊的“天氣過暖”。哪兒來的天氣過暖？明明是為反資本主義制造出來的一個“說法”，就一本正經、義正詞嚴地聲討。在中國哪來的“暴力革命”？如果有，就是共產黨正在對百姓實行暴力革命，正在對言論自由實行暴力革命，正在對宗教自由實行暴力革命，正在對公平競爭實行暴力革命，正在對追求個人自由的渴望實行暴力革命。

六四屠殺剛過的時候，人們一片反思：六四之前是知識分子期待共產黨體制內自身反省改革，但六四的槍聲粉碎了中國文化人的改良夢。可誰能想到，六四20年過後，在整個東歐都成為民主國家的20年之後，中國文化人又重新回到了指望中共“漸進改良”的老路上，回到了100年前依靠“皇上”變革的思維中！

一個號稱21世紀是中國人世紀的國家，可至今連被極端伊斯蘭統治的伊朗那種選舉都沒有。在爆炸般的信息在空氣中流淌的今天，中國人還需要翻牆挖洞，才能捕捉一點“自由”的符號；而司法的殘暴、官商勾結的黑暗、社會的不公不義等等更充斥中國的每一個角落。但無論如何，寧肯委曲求全，寧肯當奴隸，也不要革命了？革命難道真那麼恐怖嗎？真如中國知識分子渲染的那樣只有負面價值嗎？

我在《當今中國有暴力革命嗎？》和《用革命結束中共暴政》兩篇文章中談到，世界許多國家都援引美國《獨立宣言》的精神，用武裝革命推翻了專制：“當政府把人民置於專制暴政之下時，人民就有權利，也有責任和義務去推翻這樣的政府。”請注意，人民不僅有權利，而且也有責任和義務，推翻暴政。

當年統治美國的英國君主政權所做的，是一系列司法濫權和高稅收，但卻沒有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擁有武器的自由，更沒有剝奪私有財產的權利。在那麼“優越”的情形下，美國的先賢們都已經忍無可忍，發表憤怒譴責英國“暴政”的《獨立宣言》，歷數英國的一系列“罪惡”，然後拿起槍杆子革命。

我們再看末代清王朝，在無知傲慢又跋扈的慈禧的皇朝天下，中國人仍有相當的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擁有武器的自由；中國人同樣擁有私有財產的權利。但我們的前輩們也同樣忍無可忍了，他們同樣用武裝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後來的共產主義把中國推進更悲慘的一幕，但那不是革命的錯，而是“人民利益”高於“個人權利”的共產意識形態之錯！

今天的中國，不如兩百多年前的美國，不如一百多年前的中國。這個現狀是否需要一個“根本的、性質的變革”？相信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改良派和革命派是同樣的。異議出在怎樣才能使這個“根本的變革”發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所有反專制的人，大家都是認同“革命”的。

只不過“改良派”認為，只有靠共產黨體制內部的松動，共產黨高層的變化，才能帶來中國政治體制的根本變化；而要指望黨內變化，就得說“黨”聽得進去的話，就得連捧（人權有進步）帶哄（我不跟你作對）再加上諫（黨的憲法還需要修）。而號召革命是不現實的：一是沒有可能，因為老百姓手裡沒有武器；二是革命會有大流血，大動蕩，付出很大代價。換言之，在今天的中國，改良都推動不了，革命的本錢在哪裡？

表面上看，這種思維似乎很有道理。蘇聯由於產生了戈爾巴喬夫而垮台，波蘭雅魯澤爾斯基放權，台灣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後李登輝推動總統直選，走向憲政民主。這些都不僅是體制內，而且是獨裁政權的最高領導人發生了變化才導致了“革命”性地改變了政權的專制性質。

但是，如果深入了解蘇聯、波蘭、台灣的情況，會清楚地發現，它們的民主轉型，都不是改良派規勸、懇求、期待掌權者的結果，而全部都是靠體制外的抗爭和壓力，最後導致的體制內最高領導層迫不得已的變化。

蘇聯到戈爾巴喬夫掌權時，索爾仁尼琴等知識分子長期傳播的“共產黨是邪惡”，必須結束共產黨統治的思想，已經在俄國相當深入人心，俄國產生了一大批持同樣想法的異議知識分子。他們雖然被抓被關，但仍前赴後繼，發出聲音。像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提出“一個人不能同時坐（支持和反對共產體制的）兩把椅子”；他公開跟共產黨決裂，偷運到《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被稱為“蘇聯極權制度的判決書”。

正因為必須結束共產統治的聲音被越來越多的俄國人聽到、認同、共鳴，於是俄國人民對當局的不滿，蔓延全國。正是在這種外部壓力下，戈爾巴喬夫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才提出《新思維》，不得不做一些改革，目的是要保住共產黨的權力。

於是，在偏遠之地遭隔離軟禁的薩哈羅夫被戈爾巴喬夫親自請回莫斯科，後進入國會當議員。如果是中國知識人，得到共產黨開明領袖的如此“皇恩浩蕩”，早就感激涕零，擁護“明君改革”了。但薩哈羅夫在國會開幕時，雖被戈爾巴喬夫安排第一個發言，但他卻根本不配合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而是明確提出，要結束共產黨的專制制度。連戈爾巴喬夫都不得不回擊他的批評，最後兩人決裂。

十多年前我在《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一文中指出，正是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等俄國異議知識分子長期傳播的共產黨是邪惡、必須結束共產統治的思想深入人心，所以俄國人在有機會的時候，不再是尋找黨內的“胡耀邦、趙紫陽”，而是給共產黨尋找永久的墓地。後來葉利欽敢於站到路障上振臂高呼，抵制蘇共頑固派“九人幫”，就是建立在對俄國人要推翻專制的信心上，結果他成功了。換句話說，你的目標不是尋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的時候，才會有戈爾巴喬夫出現！

波蘭的情況比蘇聯還典型。人所共知，是以團結工會為主導的長期抗爭的結果。他們一開始面臨的全都是鎮壓，瓦文薩等領導人幾乎全部被抓被判，但他們一直頑強地跟共產當局對抗。最後波共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面對強大的民間壓力，處於相當的困境中，迫不得已，才跟團結工會談判，同意全國大選，結果體制外派贏得了全部自由選舉的席位，波蘭走向民主。波蘭的經驗同樣不是改良派期待、懇求、規勸統治者“開恩”的結果。

台灣的情形更是如此。這些年我對台灣的民主轉型過程做了些研究，一個清晰的結論是，國民黨高層的變化，完全是靠“黨外運動”壓力促成的。台灣人民自五十年代就開始體制外的反抗，有地下結社抗爭、黨外刊物《自由中國》、六十年代彭明敏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到七十年代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美麗島事件直接和政權衝突，直到1986年民進黨的成立、壯大等等。這些都是促使蔣經國轉變的決定性因素。這期間無數人被關進監獄，逃亡海外，甚至被屠殺。民進黨是在國民黨仍沒解除戒嚴令、沒有開放黨禁報禁的情況下成立的，他們當時做好了全部都去坐牢的准備。除此之外，蔣經國訪問紐約時還遭到台灣人刺殺，給了他一個很大的震驚。這些來自體制外的越來越強烈的壓力，促使蔣經國思考，到底怎麼做才能贏得台灣的人心、才能繼續維持國民黨的統治？蔣經國選李登輝做副手，絕不是要放棄國民黨的統治，而是為了在安撫台灣人的同時，鞏固國民黨統治。蔣經國時代，李登輝一直都是非常忠誠的國民黨人。但蔣經國並沒留下讓李登輝接班的遺言，他至死都沒想好國民黨怎麼才能撐得下去。

李登輝推動總統直選一事，尤其說明問題。我曾以為李登輝完全是出於推動台灣民主的願望，所以頂著國民黨內部的巨大壓力，強力推行了總統直選，一舉完成了台灣的和平民主轉型。我曾對此極為欣賞，並撰寫長文熱烈推崇。但後來由於曾准備寫一本李登輝的傳記，閱讀了更多關於那個過程的資料，加上對李登輝本人以及其他相關人員的采訪，得出的結論是：李登輝作為台灣人，有相當的本土意識，也有一定的民主理念。但是，他首先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總統位置，才推動了總統全國直選。為什麼？

李登輝上台後，由於他是台灣人，在國民黨內位置一直不穩，所以他說自己是“虎口中的總統”。而體制外抗爭的一大批人，在反抗國民黨的同時，又在相當程度上支持李登輝，指望靠他的力量，使國民黨降低對黨外抗爭的鎮壓。於是在客觀上產生了這樣的效果：體制外抗爭一方面強化了李登輝在民眾中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又使國民黨內部強硬派對李登輝的反彈更大，取代他的黨主席和總統位置的勢力也越來越強。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總統仍一如既往地在國民黨內選，李登輝就完全可能輸掉；而如果進行全國普選，他反而勝選的系數更大。因為全民投票，雖然會有民進黨人出來競爭，但相當一部分體制外的抗爭者擔心民進黨還不夠成熟，勝選機會不大；與其輸給國民黨強硬派，不如選國民黨裡的親台灣派。這就是為什麼類似綠營政論家金恆煒等一大批完全是體制外抗爭的勢力，在1996年並沒有把票投給更符合他們理念的、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而是投給了國民黨的李登輝。

對李登輝來說，推動全民直選，他既可以保住總統位置，又得到了推動民主的心理安慰。幾乎所有統治者，首先想到的都是保住自己的位置。但他們同時需要良心平衡，認為自己是站在人民一邊，站在潮流、道義一邊。所以體制外反抗國民黨的壓力越大，就越使李登輝清晰民意的浪潮，更給他改革的底氣；同時，體制外反抗越強烈，國民黨強硬派也越要排斥掉李登輝（像蘇聯高層九人幫要拿掉戈爾巴喬夫一樣），導致他必須依靠體制外力量而保住自己的權力。

相反，如果台灣沒有那麼強烈的體制外反抗，那就只有兩個結局：第一，李登輝如華國鋒一樣被干掉；第二，李登輝如江澤民、胡錦濤一樣，穩住了自己在黨內的地位，然後像江澤民一樣光榮退休，連戰接班，國民黨一如既往地統治下去，現在也輪到馬英九，下面再接著郝龍斌。而兩黨政治就會像今天的中國一樣，處於遙不可及的狀態。

所以，從蘇聯、波蘭和台灣的經驗來看，目標清晰的體制外抗爭是結束專制的必須條件，而絕不是可有可無的。不少改良派觀點的人，也是認同上述理論的，也認為要靠民間、靠體制外壓力促使體制內改革。但同時又感覺靠體制外太慢了，因為體制外的力量太薄弱了；靠那些手無寸鐵、沒權沒勢的老百姓，得到猴年馬月才撼得動中共那顆大樹？

那麼到底哪頭更慢？我認為是寄托中共黨內改革更慢。因為期待體制內改革，就基本是等待。人類有什麼目標是靠等待可以達到的呢？只有死亡。統治者都期待不變，而被統治者當然希望變化。所以，必須依靠希望變化者，而不是依靠要保持不變者。這點即使在民主國家都是如此，更何況在獨裁國家。

而把目標放在體制外、民間，就是去點燃火種。變革的火種永遠在百姓這邊，而不是在占據統治位置者的一邊。無論在蘇聯、東歐，還是台灣，人家全都是點體制外、民間這邊的火種，最後火燒到那邊，燒到體制內，燒到黨內高層感覺疼，不改不行了，而且是“不敢不改”了；得靠改革保自己（像戈爾巴喬夫和李登輝那樣），而不是靠頑固守住現狀而保自己。

永遠不要把走憲政之路的希望寄托在專制政權高位者的“民主理念”上，那個最後促使“革命”成功的中國高層領導人，一定是一個不得已的明智者。但要促使他“不得已”，必須是抗爭一方的力量足夠大。而要使體制外抗爭的力量足夠大的前提，是有清晰的、必須推翻中共政權的理念，而不是改革它。

恰恰是中國知識分子一路對共產黨一廂情願的改革期待，才導致中共對八九民運的鎮壓；恰恰是學生在人民大會堂下跪那個標志，給了共產黨做皇上的理直氣壯；恰恰是“沒有敵人”這種完全錯誤的思維，才被暴政一次次屠殺；恰恰是一直占據絕對話語權力的中國文化人，把要依靠黨內改革的思維傳播得深入人心，導致人人都相信，沒有什麼力量可以代替中共，所以才導致那個政權今天依然穩定。那種要依賴黨內改革的思維，無論主觀意願如何，在客觀上起到的作用，是呼應了中共要穩定、要所謂和諧社會的路子。

真實是：只有人人都意識到專制是不可改變本性的狼，是自由的敵人，革掉它的命是唯一的出路，民間的力量才可能起來；而只有要起來推翻中共政權的氣勢出來了，才能使高層中共領導人被民眾的氣勢威嚇住，不敢再使用武器，才能在避免流血的情況下，迫使統治者讓步。八九民運，人民有暴力嗎？為什麼遭到了血洗？暴君什麼時候因為你下跪，他就不砍你的頭？恰恰是因為他看慣了你的下跪，覺得你就應該下跪，所以殺你的時候不在乎。因為他知道，殺了你，更多的奴隸跪下來。鄧小平不是說，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嗎？沒錯，都不用殺二十萬，連二萬都不用，不就穩穩當當地統治了二十年嗎？判一個劉曉波，看你們誰還敢再聯名！這難道不是眼前的事實嗎？

有人說，既然連聯名發個呼吁、諫言都沒法做了，還談什麼革命，還有什麼路可走呵？當然有！人民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不見得需要有什麼行動，但只要“專制必須推翻，中共絕不可依賴”的種子深入人心，一旦機會來了，就不會再是八九民運的要求黨內改革，而是從一開始就追求根本的、性質的變化——改朝換代，建立一個真正的憲政民主中國！

八九民運之前，在中國根本沒有任何大規模的反抗組織和運動，但胡耀邦去世後不到一個月，不僅北京發生了包括社會各界人士的、幾百萬人上街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而且是全國各地都同時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

這個效果的產生，既是民眾對長期中共專制怨氣的發泄，也是八十年代中期，知識分子們向往西方，傳播西方自由思想的一個結果。所以一有機會，民眾一下子就起來了。當時知識分子的主流傾向是親西方的，同時也是寄托黨內改革派的。所以八九民運的訴求，沒有超出知識分子思維的框架。如果當年知識分子一路傳播的是一黨專制必須結束的信息，八九民運就可能是不同的結果。

當年由於時空限制，導致知識分子思想的局限，再加上全世界的共產政權都還沒垮台，也沒有前車可鑒，所以還有情可原。但是今天，在六四屠殺20年過後，在全世界主要共產國家都崩潰之後，在信息傳播如此發達的今天，中國知識分子再回到20年前、100年前的依靠皇朝體制內改變的老路，是不可原諒的。

革命不僅有路可走，而且是唯一的可行之路。需要的是點燃火種，傳播到位的、共產專制必須結束的信息；傳播自由的美好，自由的價值；一旦機會來臨，貌似庸庸碌碌的大眾、墨守成規的社會各個階層，都會在一夜之間，成為追求自由的戰士。

有人認為中國人種有問題，需要幾百年殖民地。我絕不這樣認為！自由的渴望在每個人心中，中國人絕不例外。一百年前，我們的前輩吹響過革命的號角，舉起過推翻專制的旗幟，他們曾經勝利。今天，在我們這一輩，同樣會有人吹響這只號角，舉起這面旗幟。我們不僅同樣會勝利，而且在當今世界大潮的推波助瀾下，我們會徹底推倒中國五千年專制的萬裡長城！

2010年3月17日於美國

——原載《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