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2月19日訊】今年藏族人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和藏族的流亡政府第九次派出了特使，到中國大陸與共黨政權協商談判藏人治藏的高度自治的事宜，這是很正常的。人的社會中任何事情都可以坐下來協商解決，這是人性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藏族的問題上，達賴喇嘛堅持了半個世紀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針，前後已經派出過八次特使和談判代表，但結果卻都是失敗的。事關人的問題，就絕對不是小事，何況是事關一個族群的生死存亡，那就更是一件刻不容緩的大事。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乃至五十年都解決不了的呢？其實許多人至今仍不瞭解共黨。共黨從來都是無中生有的去製造問題，但卻至今也沒有去解決問題。
一項調查顯示，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初的前四年之中，全大陸地區上訪告狀的人數為兩萬；而二十六年後的今天，這個群體的人數竟然高達三千多萬，冤民的隊伍增加了一千五、六百倍。共黨卻又高喊輝煌，這就說明共黨的本質。
藏人流亡政府派人上門來談判，共黨政權是被人家登門來告狀，這裡無非是上門談判的無理取鬧，或者是被人家登門告狀的混不講理，但是作為信仰正教的佛門子弟們上門無理取鬧，恐怕沒有人會相信。所謂事從兩來、莫怪一人，人家既然第九次登門，我們就應當相信直在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的一邊，而曲在共黨這一邊。
共黨歷來的所作所為是混不講理，而且這已經成為了越來越多的人們的共識。所以在去年，由於達賴和流亡政府在日內瓦主辦的漢藏學者的研討會上，本人就曾直接建議，在共黨集權主義統治之下，去協商高度自治無異於與虎謀皮，八次談判的失敗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為什麼流亡政府不去帶領著全體藏民參加到全民的反共抗暴維權鬥爭的行列中來呢，只有推翻一黨的專制，才會有真正的民主和協商，才會有真正的聯邦共和。六十年的黨主制度下，所有的人至少都明白了三件事，那就是老百姓和社會團體不能表達對國家事務的任何看法，不能參與國家的管理，不能監督共黨的運作，只能任由共黨胡作非為。
而近十多年來，不少的社會閒雜們奮起而組黨，共黨就以非法組黨的罪名拘捕這些人士。既然組黨是非法的，那麼共黨憲法中的結社自由又是什麼意思呢？共黨的憲法和法律中究竟有沒有合法組黨和結社的規定呢？共黨這個黨在中國大陸的社會部門中又是否登記在冊的合法政權呢？顯然不是。
調查中華民國的社會部門的檔案，共黨也沒有登記註冊。兩個政府共黨都沒有登記註冊，就只能說明共黨是非法組黨，並且是非法存在了近九十年。於是共黨政權下的政府也同樣是非法的政府。
而藏人的流亡政府就不同了，流亡政府和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一樣都是由歷史上承傳下來的合法政府，合法政府叩門，打算去和非法政府去談民意、民心、人權、自由、法制，那是緣木求魚。一個事實不可否認，無論是在中國大陸的，還是在海外的民主民運的人士們，他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是從共黨體制內分裂出來的。
從大紀元時報發起的「三退」運動之至今，我相信至少有五、六千萬正義的人士們退出了共黨。無論是脫離了體制的，還是退出了共黨的人，自然都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和理由。但是有一點，應當是這些人的一個心照不宣的共識，那就是絲毫不懷疑共黨會滅亡，我本人就從來沒有懷疑過。
任何一種政治體制，或者是社會的制度都將有滅亡的一天，否則這就不是人類的社會。藏人流亡政府提出的是高度自治，而不是分裂。即便是分裂，分裂又有什麼不好的呢？三國演義開卷的第一句話，就是話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誰能下定義說合就是好，分就是壞呢？
毛澤東在一九二零年的九月三日發表在《大公報》上的一篇題為「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的文章中，提到了湖南獨立，湖南成立共和國的問題。繼而又在一九二零年的十月十日寫出了題為「反對統一」這篇文章。
文章中說，中國各省應當脫離中央政府，最好分成二十七個國，成立安徽共和國、廣東共和國、台灣共和國等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的劉少奇選集第一百七十二頁中，有共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宣言中說，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和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在共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仍然提出了各省、各族成立共和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並把這一條寫進了黨章，可是現在卻又用這一條去治人家的分裂罪，或者是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是不是共黨的一個翻手雲覆手雨，說了不算算了不說的證據了。
鄧小平在一九四一年的四月十五日的文章「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寫道，總之，要錢的是共產黨，要糧的是共產黨，政府的一切法令都是共產黨的法令，政府的一切錯誤都是共產黨的錯誤，政府沒有威信，黨也脫離了群眾。
可是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當中，清華大學教授徐剛本先生說了一句，馬克思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應該取消馬列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而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先生講了一句，共產黨搞得不好，群眾可以打倒共產黨，殺共產黨人，推翻共產黨；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講了一句，今天的問題是一黨專制的制度問題，我聲明決不參加共產黨。於是這些人都被鄧小平打成了右派。
可是二十年以後鄧小平又說出了，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我們當時就作出了這樣的理解，那就是不管共產黨、國民黨、民主黨、共和黨、自由黨、新民黨；也不管是統一還是各省各族獨立，只要能把經濟建設搞好，那就是好樣的。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一文當中寫道，既然有飯大家吃，就不能有一黨、一派、一個階級來專政。又在一九四六年的三月三十日《新華日報》社論中寫道，一黨獨裁遍地是災。六十五年後的今天，中國大陸在共黨一黨獨裁之下確實遍地是災。
劉少奇也在同一時期說，一黨專政反民主，共產黨決不搞一黨專政。而共黨專政了六十年，所以共黨是反民主的。於是共黨就對藏人民選的流亡政府和在台灣的民選的中華民國政府恨之入骨，視作敵人就不足為奇了。
對於共黨的言而無信，文過飾非，人們認識的是太清楚了。任何人有興趣，就不妨去查閱一下共黨從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八年所有發表在《新華日報》上的文章和社論，而任何人看過以後，都會對共黨這種不達民主決不罷休的架勢所感動，甚至於渴望投身於為民主而戰。
一九四四年的十月九號，在日本人還沒有投降的時候，《新華日報》上就發表了題為「全世界民主大家族的家法適用於中國的」的社論，毛澤東在這篇社論中寫道，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瞭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同時在社論中毛澤東還教訓共黨軍隊的頭領們說，我是不學李自成的，你們要學劉宗敏，我勸你們不要學。
可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當上了浙江黨委書記的譚震林在一次幹部大會上公開地說，現在毛主席在北京當上了皇帝，我們是封疆諸侯。共黨當政前與當政後對民主的許諾可謂是水火兩重天，證實了共黨是不說瞎話幹不成大事的一貫手法。
共黨前三十年、後三十年的多行不義的纍纍罪惡，使共黨失去民意，且有遭人痛恨，此時此刻再去專橫跋扈、張牙舞爪的為所欲為，人民不但不懼怕了，反而針鋒相對的喊出來「打倒共黨」「驅逐共黨」的怒吼，並且隨時隨地可以聚集起來進行抗暴維權鬥爭。
共黨的司法工具對劉曉波先生判刑十一年，主要的罪證之一，那就是劉曉波先生提出了聯邦共和國的主張。可是這一主張正是九十年前毛澤東、劉少奇們提出來的，並且又寫進了共黨七大的的黨章中。同一個主張，毛劉無罪，而劉曉波先生卻獲重刑。
胡錦濤是毛澤東原教旨主義分子，想把中國大陸退回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毛澤東集權登峰造極的年代，可是把本來沒有多少人知道的聯邦共和這種政體，通過對劉曉波先生的判刑，反而讓不知道的人，不明白的人都知道明白了什麼是聯邦共和。美國、加拿大就是聯邦共和制的國家。
稍微有一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實行的就是分封建制，就是聯邦共和。分封建制簡稱為封建，是按照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而建立了一百七十多個諸侯國，各國自行立法，自定稅收的制度，建立軍隊用於保衛自己的國家和勤勞王室，提倡教育，教化萬民。
對於周王朝的義務，不過是個諸侯國的元首們一年一次朝拜周王，並且獻上一些供品。這種封建的政體使得周朝存在了八百多年，同時也使得中華文化結束了無錫文化的原始愚昧狀態，一步就跨進了自由文化的鼎盛時期，被稱作禮樂文化。
秦滅了六國取代了周，看上去是一統國家，但是中華文化卻從此墮落為專制文化，一個皇權主義相對的那就是全民的奴隸主義。總共兩千兩百年，可歎的是至今仍行秦政治，對世界、對人類毫無貢獻。聯邦共和是分封建制的現代版，加進了憲政、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對於任何一個領土廣袤，民族眾多、人口眾多的大國來說都是一個最不壞的行政體制。
所以孫中山先生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滿、漢、蒙、藏、回五族共和的行政主張，是完全符合中國國情的。共黨們不學無術，又自以為是，最令人可笑之處是，在大批迷信的運動中，在迷信兩個字前面加上了封建一詞，變成了封建迷信。
封建和迷信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的淵源的關係，封建是國家的行政體制，迷信是指一些人們對未知的自然現象的敬畏和崇拜的心理，這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概念。孝道是德行，是國之四維之一，是人性。共黨的黨老闆最深重的罪孽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祖宗。
農民出身的毛澤東注定是不會參加革命黨的，所以只能加入農民造反黨，依靠農民打江山，坐了天下，所制定出來的一系列的政策，都是對農民最不公平、最苛刻、最殘酷的剝削的政策。曾經的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說過，這種體制鬼都會腐敗。
黨內的元老們說，我一直不同意什麼輝煌五十年、輝煌六十年的提法，這不符合事實。六十年了只要關心國家前途的人都會想到怎麼樣去推進民主化的問題，要多想想執政黨對國家、對老百姓、對歷史應當承擔的責任。
這些話都是好話，無奈胡錦濤溫家寶們聽不懂，他們能聽懂的那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但是所行的卻是對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毀滅式的掠奪式的破壞和糟蹋。在所謂大國崛起的口號下，所行的是公開的貪腐和搶劫，造成了兩極分化，社會矛盾尖銳。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包裝下，所行的是野蠻殘忍的屠殺和鎮壓。
在所謂的社會特色理論體系的說教下，所行的是對言論、結社、遊行、出版等等民主權利的剝奪和取締。在打出了虛偽的愛國主義的旗號下，卻逼迫著全民說假話，唱讚歌，物慾橫流，道德人性淪喪，製造假冒偽劣毒，毒害全民、毒害全世界。為了追求強大和輝煌，連中國近代史和共黨的黨史都任意的裁減杜撰和編造。許許多多的學者們都說，中國大陸的近代史和當代史，基本上都是偽史，編造出來的假史。
胡溫高喊著經濟強國，但卻絕口不提四十萬億人民幣的國債，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根本就是子虛烏有，他們根本就不懂得如果，經濟實力確實是增強的話，也並不是取得國際社會認可的必要條件。如果按照共黨宣傳的那樣，在二零一零年超過了美國成為了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話，以共黨一貫的瞎話連篇的做風，究竟會有幾個人相信呢？
可是如果按照人均GDP來計算的話，排名肯定又是在世界第一百名以後，這還是按照共黨報出的十三億人口來計算，如果按照真實的十六億多人口來計算的話，排名那會是在世界的第一百五十名以後。不能輸送出能被普世接受的的價值觀，中國大陸就永遠不會成為強大和輝煌的地區。
六百萬藏民所信奉的藏傳佛教的教義可以被普世接受，達賴喇嘛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理念可以被普世所接受，為此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難道全世界都錯了嗎？只有共黨永遠都偉光正。
就連原自於本土的法輪功，共黨都不能容，鎮壓了十年。共黨永遠都想像不到，真、善、忍作為一種人生的價值，也已經被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接受了。美國的總統奧巴馬要接見達賴喇嘛，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見面，自然會有說不完的話，因為互相認同對方的價值觀。共黨反對那是因為共黨從來就不具有人性文明的價值觀，所以處處和普世的價值唱反調。況且現實又正是出於滅亡之前的氣急敗壞的慌亂之中，又哪有心思去學習和理解什麼是普世的價值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 轉自《希望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