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2月4日訊】（大紀元記者李熔石綜合報導）前中國足球掌門人南勇，從一名速滑運動員，到一名瀋陽體院學生會幹部，再到體委重點培養的青年才俊，然後成為體育總局最年輕的廳局級幹部，最後因腐敗淪為階下囚。他的人生軌跡向我們詮釋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體制之禍，亦是人禍。”
南勇用13年爬上一把手位置
據大陸媒體報導，中國國家體委到瀋陽體院選拔幹部，學生會主席背景的南勇被一下子挑中。隨後，他成為國家體委人事司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
1997年，36歲的南勇從人事司中層幹部的身份，升格到中國足協擔任副主席，他作為體育總局重點培養的年輕幹部和足管中心接班人，坐到了大連金州的看台上，目睹了中國隊在十強賽中失去法國世界杯參賽資格的全過程。那時的南勇，自詡不懂足球，與足球的唯一聯繫，是身為體委足球隊的主力前腰，用他的話講：“踢球是為了鍛練身體，幾乎不看足球。”
次年，尚未登上中國足球中心舞台的南勇，第一次出現在媒體的鏡頭中，而且這是一次慘痛的經歷：1998年8月，陝西國力客場輸給了雲南紅塔，賽后陝西隊主教練賈秀全暗示隊中有人打假球，這就是中國足球歷史上著名的“隋波事件”。 “隋波事件”發生後，作為足協領導之一的南勇，在新聞發布會上被記者的一通追問搞得手忙腳亂，結結巴巴，最終連說了18個“這個”，稚嫩之氣盡顯無疑。
隨著南勇2000年分管國家隊，他在足協的鐵腕形像開始建立，他在十強賽出線時與米盧之間的恩恩怨怨已廣為傳播，甚至被媒體演繹為“米盧說，南是我在中國最敬畏的人”。所謂的敬畏，是米盧當時與某女記者關係密切，甚至打算在十強賽期間，脫離球隊搬到那位女記者所在的酒店樓層，結果南勇一句“換房間可以，先把辭呈交上來”。
不過那時的足協掌門人是閻世鐸，在與南勇的權力鬥爭中，他攫取了大部份的實權。 2003年，中國女足在美國舉辦的世界杯上未能完成既定目標殺入四強，作為國字號球隊的直接負責人南勇，因為“問責制”受到牽連。到2004年，南勇在先後分管國足和聯賽后，被徹底的邊緣化，掛著足協專職副主席之職，卻只能分管足協下屬的福特寶足球產業發展公司，一份絕對的閑職。
但僅過一年南勇就東山再起，2004年，中超聯賽出現混亂局面，有包括北京國安在內的多達7支球隊意圖退出中超聯賽，面對這種變故，閻世鐸無計可施。此時以手段強硬著稱的南勇及時擺平了幾家具樂部。一年後南勇被任命為足管中心中共黨組書記，晉升正局級。
但在謝亞龍上任後，南勇再度被推到了權爭的前沿。他們兩人的內鬥，或明或暗地呈現著。愛福克斯贊助一事，讓南勇在這場內鬥中徹底落敗。據說，當時此事是謝亞龍主要負責，但他或許已感覺有問題，將此事讓給南勇談，最後時刻在簽合同時，也是南勇簽字，從此讓他背上一個至今都甩不掉的包袱。當年，愛福克斯事發後，據說南勇就此萎靡了好一段時間，而謝亞龍也藉此完全掌握了足協內外的主導權。
幾次權爭失敗，讓南勇在蟄伏的時間裡完成了某種原始積累：他分管過國字號到聯賽的各個部門，他接觸了足協幾乎每個部門的工作，並與各俱樂部投資者和官員相交甚好，積累了相當的人脈資源，也完成了自己的“權力佈局”，足協多個核心部門都有他的親信嫡系。
2008奧運之後，謝亞龍因為國字號在奧運的拙劣表現，引咎離去，南勇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統帥了足協的全部事務。
權力鬥爭中的殺手鐧：匿名信
從進入足協到爬上一把手的位置，南勇用了整整13年時間，而從一把手到被抓，卻只有短短一年。
一封匿名信被認為是南勇最終身陷囹圄的導火線。封中揭發了南勇與經紀人白川相勾結，促成了荒唐的“愛福克斯贊助中超”合同，同時在分管國足與聯賽期間大肆斂財，把一個“真實”的南勇暴晒出來。
在2002年底，南勇作為國足選帥組組長遠赴歐洲，出人意料地帶回了一位叫阿里漢的荷蘭人出任國足主帥。而此前媒體的猜測，更多的集中在特魯西埃、范哈內亨等知名教練身上。其中比利時籍華人白川功不可沒：他在南勇去歐洲之前，就通過層層關係聯絡到南勇，並許以各種好處，最終將南勇帶到了阿里漢的面前。
在交給閻世鐸及其他足協領導的報告中，南勇將這位球員生涯相當顯赫的荷蘭國腳，描繪成一位鬱鬱不得志但其實很有水平的“歐洲高水平教練”，45萬美元的年薪，可謂貨超所值。當然客觀而言，即便是在阿里漢之後率領國足折戟世界杯預選賽，我們也無法評判阿里漢的真實水平究竟如何。但不容辯駁的事實是，此後曾經執教重慶力帆和天津泰達的阿里漢，並不嫌棄20萬美元上下的年薪，可見當時45萬美元的年薪中，白川和南勇作為牽線人和決策者，受益頗豐。
2006年，南勇再次赴歐洲，陪伴他的還是白川，這次不是選帥，而是選擇中超的商業贊助夥伴。一家叫“愛福克斯”的網絡電話商，很快成為中超聯賽三年贊助商，合同金額600萬歐元，一度令足協內部和媒體歡欣雀躍。但最終的結果是，中超公司僅僅從愛福克斯處得到了60萬歐元的真金白銀。這家公司企圖借贊助中超進入中國市場，結果，因經營策略和市場判斷出現嚴重失誤，迅即破產。
在那封著名的匿名信中，披露了白川當時充當掮客，幫助這家毫無商業信用和資金實力的公司“孤注一擲豪賭中國市場”，從中賺取了“幾十萬甚至近百萬歐元”的中介費。當然，這筆錢中的一部份屬於合同的決策者南勇。值得一提的是，南勇在這樁合同註定破產後，依然遮遮掩掩拖住了足協狀告愛福克斯的步伐。直到2008年，這樁官司才正式訴諸法庭，結果可想而知，已經破產的愛福克斯，和同樣“神秘破產”的中介人白川的代理公司，無法給這筆高達5400萬人民幣的損失帶來任何彌補。
體制之禍 亦是人禍
南勇腐敗一事，是“官商勾結”下的典型性權力腐敗。也只有當權者才能做到這一點。南勇在自己主管的領域享有至高無上的特權，沒有受到任何的監管和監督，他的特權和尋租的商家或者個人形成一種默契的合同關係。這是權力的可怕之處，也是權力能夠獲得巨大經濟利益的關鍵所在。
“官商勾結”是所有腐敗中殺傷力最大的，因為，只要當權者動用手中的權力，居心不良的商家就會在眾多競爭者中不戰而勝。隱藏於官場之下，周旋於商家之中，最終實現多方共贏。南勇收受賄賂，通過自己擁有的權力出讓世界杯預選賽的主場承辦權、疏通關係讓某支球隊達到自己想要的成績、利用權力讓某位教練上位，最終導致各個級別的比賽都“摻假”。
滋生這種權力腐敗的，必然是殘缺的體制。南勇的問題並不是在2009年1月19日成為足管中心主任之後才有的，而是長期積弊的結果。從1999年主管聯賽以及2001年主管國家隊開始，作為足管中心副主任以及足協副主席，南勇既是擁有行政審批權的政府官員，又是擁有能夠決定市場利益和相關賽事運作的副主席，兩種權力沒有形成牽制和監督，而是在商業利益面前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南勇一手緊握政策的“官”，一手把持可產生經濟效益的“商”，這使得官商一拍即合。而在監管監督層面，兩塊牌子交替使用。
在很多大陸媒體人的眼中，這位南掌門是在體制的夾縫中，為數不多為中國足球“乾一些正確事情”的有為官員。但他畢竟生活在這個齷齪的江湖中，他也是體制的一部份，潛規則的一部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錯的究竟是江湖，還是身在江湖的人？其實，最大的大魚不是南勇、楊一民，也不是傳言中更位高權重的體壇高官，最大的大魚是“體制”。但所謂體制，也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體制之禍，亦是人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