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2月31日訊】今天和大家討論一下，就是在12月19號結束的哥本哈根的氣候變化大會，在開始的時候所提出的指望達到的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為什麼是這樣？聯合國召開為期兩週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到最後幾乎是什麼協議都沒有達成。在會議結束的時候，12月19號發佈了一個《哥本哈根協議》，這個協議既沒有法律的約束力，也沒有具體的規定，基本上是一些國家自我承諾，也沒有國際的監督，所以最後這個協議只是成了一種外交辭令似的表態。也就是說，本來計劃在各個國家當成達成一個減少碳排放量的計劃目標並沒有實現。
這裡面比較有意思的是中國提出一個新的減碳的概念，這個概念最早的時候是今年胡錦濤在紐約聯合國大會，全球氣候暖化首腦會議上面提出來的，就是中國要在減少碳密度的基礎上，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這次他們就提出來了以GDP單位排放量來減少40%到45%，這是以2005年中國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基數的。也就是說到了2020年的時候，十五年之內要把這個以GDP為單位，計算的碳排放量減少40%到45%。事實上在十五年之內，GDP的總值會增加很多，因此總的碳排放量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增加了很多。
關於二氧化碳和全球暖化的關係已經被關注了很久了，當然有各種提法，其中主要的一種提法是溫室效應。但是最近這個事情成為國際政治上的一個大事情，這是一個比較新的進展，一方面是從表面看全球的暖化現象確實好像很嚴重，你看像北極，今年可能就有夏季無冰通航的這種可能性；而南極冰的崩裂甚至有大塊的冰山漂移到澳洲；海平面也有上升的趨勢；非常著名的威尼斯水城已經反覆被淹，今年就被淹了好幾次了；另外有一些太平洋島國由於海水的上升，有消失的可能性。
美國的前任副總統高爾他拍了一部關於全球暖化的紀錄片，叫做《不願面對的真相》，還獲得了奧斯卡的最佳紀錄片獎。由於高爾本人的身份對這部片子的推動，所以使得全球暖化的現象被很多的媒體和民眾所關注。
當然這個問題其實也是有很大的爭議的。第一、這個全球暖化究竟是一個自然變化的過程還是由於人類活動所導致的碳排放量增加引起的，因為地球其實在過去的幾萬年當中也有過多次的氣溫的上升和下降，並不是到工業化發展到現在才出現的問題。另外就是二氣化碳的升高究竟和氣候變暖有沒有關係，全球暖化的現象是不是被誇大了等等。那麼這一次在哥本哈根會議場外抗議的人群當中，就有對這個問題持有不同意見的，而且持有不同意見的也不僅僅是一般的民間人士，也包括一些非常優秀的科學家對這個也有不同的看法。
當然這裡的觀點非常多，我們今天不可能在這裡討論，這都是屬於專家去討論的，這是一個專業問題。我們就想看看，二氧化碳既使不導致全球暖化，這個二氧化碳主要的來源實際上主要是工業上的排碳而不是人呼吸的排碳，工業排碳是化石燃料燃燒以後的結果，即使這種排碳的過程不會造成二氧化碳增高引起的全球暖化的話，在燃燒的過程當中排的還不僅僅是碳，也包括各種各樣的污染環境的因素。
同時，除了在化石燃料燃燒過程當中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的因素之外，這種工業生產過程當中也會有很多很多各類的化學物質對我們的生活環境造成的污染，這種工業化所帶來的污染即使排除了二氧化碳和全球暖化的關係之外，也是對人類的生活已經造成了很大的威脅，這種污染有沒有可能得到控制？它是一個技術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他們提出來的減碳可以阻止全球暖化的話，這個減碳的目標能不能實現？
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環境污染和治理的歷史上比較重大的事件。第一個想談一下美國的作家，她其實是一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她寫的一本書叫《寂靜的春天》，這個《寂靜的春天》在中國已經編入教科書了，我想大家都知道。她主要是描述了以DDT為代表的殺蟲劑廣泛地使用以後對鳥類、動物所生活的環境所造成巨大的難以逆轉的危害。這本書發表以後對整個美國和全世界，主要是工業國家對環境污染的重視程度，它起了一個非常重大的作用。我們想看一看它是一個什麼過程，這本書怎麼會發揮它的影響力，這個今天看來其實還是很有意義的。
首先有人發現鳥類減少，鳥類減少很重要的因素是鳥蛋的蛋殼變薄，而不能夠繁殖下一代，所以首先由蕾切爾．卡森這個人自己開始調查鳥類受到DDT污染的影響，個人調查以後就發現了問題，這是第二步。第三步，她就寫了一本書，就是剛才提到的《寂靜的春天》這本屬於科普方面的書籍，來喚起公眾意識。這本書發表以後就翻譯成了十幾種文字，在世界各國都受到了廣泛的重視。
然而在另外一方面，由於化工企業，特別是生產農藥的企業他們的利益受到影響，所以這個利益集團就去對她個人進行攻擊。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過程。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本書在1962年發表的，到了62年年底的時候美國各個州陸陸續續就有四十多個提案，限制殺蟲劑的使用。
這本書發表的第二年，就是1963年，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就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去調查農藥對人類和環境的危害，這個獨立調查的特別委員會，得出的結論證明農藥對人類和環境，確實有很大的危害，所以導致後來成立了美國的環境保護署，一直到1972年美國全面禁止DDT的生產，這個期間一共用了十年的時間。但是在這之前已經對各種有害農藥的生產有了很多的限制了，所以總的來說，從發現問題，把它發表出來到最後禁止生產，糾正這個錯誤所花的時間並不是十分太長。
從這個事情我們可以看到，利益集團總是存在的，不管是在美國、中國，還是在其他的國家，他們都是存在的，而且他們都要來捍衛自己的利益，哪怕這個利益是危害公眾利益的，這個沒有兩樣。為什麼能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把這個有害的東西給禁止了呢？
在每個國家，它的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本身都是矛盾的，就是說，如果一個地方它的失業率比較高，或者這個地方沒有開發的話，往往這個地方的居民歡迎一個大的企業或一個大的公司到這個地方來設廠，來解決當地的就業問題。但是如果說所設的工廠同時也帶來很大的污染的話，那麼即使這個地方的居民有機會就業，有機會來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的話，很快就會發現實際上生活素質不但沒有提高反而有可能下降，如果把這個環境包括空氣、水源這些都看成生活的素質的話，那麼他的生活素質由於給大家創造就業機會的企業來臨並沒有提高，甚至有可能下降。
所以在歡迎投資、就業機會增加同時又會要求減少污染，在發展的過程當中這是正常的過程。但這個正常過程他必須具備幾個條件。我們從剛才討論《寂靜的春天》所引發的對殺蟲劑禁止使用看，第一個，反對者、反對污染的這些人他可以進行獨立的調查，也可以自由的發表他的觀點。就像蕾切爾．卡森發表的《寂靜的春天》這本書一樣。第二是公眾有機會聽到各種聲音。這本書發表出來以後翻成各種文字在各個國家都是公開發行的；公眾還有機會，你像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就主辦一次公開的辯論會，由蕾切爾．卡森和化學公司派來的代表在電視上在全國的觀眾面前進行公開的辯論。讓大家有機會知道各方的觀點來做出自己的判斷。
第三，公眾的意見怎麼來表達呢？他們是通過立法來實現的，在美國除了聯邦立法之外，各個州可以自己立法，來對這些殺蟲劑的生產限制。所以公眾的意見很快的就在當年通過在各個州里的提案來實現。很多州逐漸的就通過立法，最終聯邦也通過立法，這是專家或發現問題的人的意見被公眾聽到以後，公眾如果認可了他的意見，如何來把他們的觀點表達出來並付諸實踐。也就是說他們的觀點最終不僅僅是觀點而是一個可行的方案或者是法律。
最後一個就是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所起的作用，政府應該是並不是完全站在消費者這邊，也不是完全站在利益者這邊。政府在這邊來說相對是中立的，當然在這個事件當中早期的時候農業部是比較站在殺蟲劑生產廠家的，但相對來說因為政府並沒有非常深的政府的利益在裡邊，而且政府要受到選民的監督、要受到立法機構的監督，所以政府就展開獨立的調查，在這個事件當中。而一旦法律通過以後，政府是執行執法，在執法的過程當中就很多殺蟲劑的廠家不得不關閉，或是轉移到國外去。所以他有個執法的過程。
那麼下面就有個問題，就是這是一個國家或是一個州，一個州先立法以後他就把這個污染的企業排除出去他這個州，當這個國家都立法以後，那麼這個污染企業就排擠出了這個國家，但是這些企業沒有完全禁掉，像DDT現在在全球是完全禁掉了，但有很多有毒的排毒的企業並沒有完全禁掉，而是轉移到了在這些方面立法不嚴、或執法不嚴的國家去了。
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在美國早期就把這種跨國公司簽出去叫外逃公司。他們是逃避美國一方面是高的人工費用，一方面是嚴格的環境限制，就逃到其他國家去了。這時候在有些國家他為了讓自己的國家能快速的發展起來，由於各種原因政府，經常是引進了污染。中國這個情況是比較明顯的，目前中國的情況要遠遠的比當時美國要嚴重的多。一個是現在評出的全世界十大污染的城市當中，中國就佔了七個，有近三分之二的城市空氣達不到中國自己制定的國家二級標準。這個國家的二級標準比起國際上的標準要低的多。
這就是為什麼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他們自己來測定空氣中的微粒，而且他們自己發表。北京的很多人他們看北京的空氣並不是看北京市環保局發出的空氣微粒指標，而是看美國大使館發出的指標。就是因為標準不同，還有一個發佈出來的實際測出的數據也有很大的差距。
目前中國在河流和湖泊已經是全面污染了，這個污染情況相當嚴重，造成日常的用水都很難達到標準了。而另外一個特徵就是由於環境污染，現在癌症患者非常非常多，而且年齡越來越小。癌症村現在已經不是很希罕的事情了，在各地都已經大量的湧現，這也被人稱為一大奇跡。就是經濟起飛是一個奇跡，癌症村也是一個奇跡。
有人就說了，與這麼嚴重的環境惡化相比較，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的環境保護意識都沒有跟上、遠遠沒有跟上。事實上我認為這句話並不完全如此。因為在中國它實際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企業它作為一個生產單位，是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存在，它是反對治理的，這是和其他國家企業都是一樣的，其他國家的企業並不見得好，只是在政府的立法和民眾的壓力下，不得不有所收斂。
而在中國有一個很大問題就是政府往往和企業的利益是連在一起的，政府在這裡並不是擔任中立的、仲裁的角色，而是站在企業這一方。它的原因是有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利潤，就是地方和中央的財政收入往往是需要這些企業的。這些企業如果全面的治理以後必然會減少利潤，而使當地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稅收受到影響。因為本來中國很多企業都是處於低端的企業，也就是它的利潤的空間本來就很小，如果說再去進行治理的話，那可能利潤就更低甚至不可能上交給財政。
另外一個還是GDP 的動力，就是各級官員的政績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GDP來實現的。到現在為止即使是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了，衡量今年有沒有走出衰退，有沒有在全世界的金融和經濟危機當中一枝獨秀，其衡量標準仍然是說今年中國GDP可以達到保八，所以還是以GDP作為標準的。
這些污染企業往往是當地GDP的貢獻大戶。所以在多種因素影響之下政府就變成一個企業的利益共同者。而要求保護自己生活環境的中國的民眾，在保護自己生活環境的這個問題上變成弱勢群體。
這裡的例子就很多了，有比較成功的，廈門在PX工程的時候，廈門組織了「散步抗議」，很多人通過手機短訊在同一時間出去散步去，後來給政府施加了非常大壓 力，最終決定PX工廠就不在廈門附近設立了，這是一次成功的例子。這一次成功的例子證明了中國普通民眾其實環境保護意識是非常強烈的，他們並不希望在自己生活的環境當中有這麼嚴重的污染源存在。在更多的情況是他們無能為力而已。在2008年的時候，上海的磁懸浮機場聯絡線沿線的居民也有幾千名到人民廣場和南京東路進行散步，抗議這個項目。
也就是說民眾在環保方面他們在環保意識其實是很強的，不僅僅是在大城市。其實也不是個環保意識，而是這種污染已經嚴重的影響到當地民眾的生命，沒有辦法再生活下去了、沒有辦法再生存下去了。所以並不是民眾沒有環保意識，因為實際上環保最終能夠解決普通民眾的生活素質的提高，或者不下降。因為生活在這種污染環境當中，每個人都是受害者。實際上嚴重的環境污染因素並不是在民眾的環境保護意識上面，而往往是在民眾要求減少污染的這種呼聲不可能變成對企業的限制，其原因就是因為政府在中間作梗。
像這個月就披露了多起在中國大陸的鉛中毒事件，這個鉛中毒還不是一個地方，而是很多地方。今年披露的有河南的濟源市有很多村發現嚴重的鉛污染和鉛中毒。而福建的上杭也爆發上百的兒童鉛中毒。另外在湖南的武岡市也有上千的兒童鉛中毒，而這種鉛中毒到現在為止都沒有獲得適當的醫療和補貼。也就是政府對這方面並沒有介入到幫助這些受害者，而且政府也沒有強迫造成這些污染的企業來對這些受害者進行補償。
不僅如此，很多當地政府是把受害者當做不穩定因素來進行打壓，來限制的。它們認為民眾要求治理污染或賠償污染造成的危害是對當地安定的危害因素。你像湖南武岡市的幾千兒童鉛中毒事件，政府就居然貼出公告說抗議的受害者家長是法輪功學員，就把這些來抗議污染企業的家長以打壓法輪功的名義進行抓捕。
用這種政治迫害的方式來壓制民間抗議污染的權利，這種方式實際上就把一般的污染問題政治化了。這個政治化是當局所造成的。用政治迫害的方式根本解決不了污染中毒的問題，反而是鼓勵了污染企業。民眾既沒有通過所謂的代表來立法，因為代表並不是他們選出來的，也沒有抗議的權利。因為一抗議就被栽贓成敵對份子或法輪功學員來進行打壓。
所以它不可能像其他的國家在治理污染的過程當中，民眾可以通過立法的方式，通過影響輿論的方式來對污染企業施加壓力，或來執法來阻止這種污染繼續發生。但是這種打壓的方式卻事實上封了民眾和媒體的嘴，這樣的話就不可能形成民間的力量來對抗污染的企業、對抗污染。當污染的企業、污染的公司和政權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往往就會用政權的力量把污染的問題政治化，然後來封別人的口。
在中國，錯誤的決策，一旦是政治正確的話，那麼民間根本沒有反對的可能性，不存在「糾錯」的機制。黃河的三門峽當時建完以後就知道是個重大錯誤了，但是因為政治正確問題，不能把它炸掉、不能把它拆掉。黃河三門峽的錯誤並不能夠阻止長江三峽大壩的錯誤繼續發生。長江三峽大壩所引起的生態災難、環境災難，還有移民災難等多重災難現在才剛剛開始。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在環境污染，包括碳排放量，如果碳排放量確實可以算一種污染的話，那麼一個國家可以通過立法方式來解決。而土地和水源的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它還是屬於區域性的。但是大氣的污染和大量的水源污染達到一定程度以後，它就是全球性的了。這個就沒有辦法阻止，沒有辦法把這個污染限制在一個國家範圍之內。再一個，大氣是飄移的，海洋、水流是飄移的，所以轉移污染不再是安全的了。因為資本本來是不會自我約束的，它是需要法律約束的。而接受污染的這個國家，其實這個政權它是有義務有責任來檢驗這個污染，來阻止污染的。但是為了某種目的而不願意這麼做。
去年美國環保署長約翰森他就提出來，在東西海岸都測出來來自中國的化學物質和微粒，而美國高水平的汞的沉積物也來自中國和印度。問題是如果說這些化學物質和微粒和汞的沉積物都已經到達美國了，那可想而知在中國的土地上這些物質的含量有多高！也就是說中國的居民早就成為這些化學物質、微粒和汞的受害者了。為什麼在中國卻沒有辦法去治理？事實上在中國大陸這個問題已經不只十年了，在十年、二十年前就有很多環境保護主義者在提出這樣的問題。但事實上這個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認為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人類有沒有能力來救自己？因為當涉及到全球的問題的時候，聯合國在沒有得到各個大國的支持的情況下，幾乎是無能為力的。這次哥本哈根的大會就再次的證明了這點。
那麼國際監督，在不願意配合的國家，打出的招牌是什麼呢？是主權。就像這次中國它打出的招牌就是主權，就是不容許國際社會來監督，因為這是主權問題。而本國的受害者由於政權的原因，他沒有能力、沒有力量來對抗利益集團和政府的聯盟。
中共這個統治集團它是一個急功近利的，它的末日心態就是只要能夠保住它的政權，只要能夠把GDP搞上去，只要能夠讓大家覺得物質生活有在改善，哪怕它死了以後洪水滔天，它全然不管的。在中共看來它的政權要高於人類的根本利益。既然本國的受害者沒有能力去對抗，而國際社會又沒辦法去介入，全世界只能坐視這個情況變的越來越糟糕。
所以在全球化的情況下，在所有的人的利益都已經通過全球一體化連在一起的時候，發展和主權，可能最後會成為人類無法自救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好，謝謝大家。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橫河評論》節目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