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16日訊】（看中國 作者：王國軒）

《尚書》古又稱《書》或《書經》，分《虞夏書》、《商書》、《周書》三部分，是記載上古政事之書，有豐富的政治思想。古代帝王、皇儲、大臣都精通《尚書》。《無逸》是《周書》中的一篇，宋代一位皇帝視學時，專讓講官講此篇。其實此篇是告誡皇帝之辭。

《無逸》，史稱周公為周成王而作，距現在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文中告訴成王不要沉迷於縱酒、戲游、田獵等享樂，要勤於政事，知稼穡之艱難，知民眾的疾苦。特別要 善於聽取別人的勸告，即使聽到百姓的怨恨責駡，也要敬慎自己的行為。不要一聽到傳言，就不考慮國家法度。不放寬自己的胸懷，亂罰無罪，亂殺無辜。通篇以曆 史為鑒．用正反面歷史人物，說明勤政恤民，不貪安樂，不怠政務，享國能久的道理。非常具有說服力，是千古難得的政論文章。

周公在《無逸》篇中總結了商朝國君的在位情況，結論是凡是出自底層，經歷勞苦，勤政愛民的人，都在位時間長，壽命也長。而那些沒有經過勞苦，不體恤民情的國君，在位時間短，壽命也短。

周公的話被後來的歷史所印證。那些經歷過困苦。來自民間的．知道民情的君主，在位時間長，壽命也長，甚至生的孩子也多。那些在安樂窩中成長的小皇帝，在位時 間短，壽命也短，有的連兒子都生不出來，只好由兄弟即位。後來孟子從此文中受到啟發，他總結了舜、傅說、膠鬲、管仲、孫叔敖、百里奚等人的歷史，提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的著名思想，並得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同上)的著名論斷。歷史證明，這一論斷有其合理性。

漢文帝是一位不錯的皇帝，他母親出身卑賤，他曾為藩王，瞭解民情，在位二十三年，勤政而節儉，宮室、園囿、車騎、服禦，無所增益，想做露臺，一計算，需百金，就不做了，說：百金等於中等人家十家的家產啊。他穿黑色的帛衣，床帳無文繡，墳墓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最愛的妃子衣服不拖地。他以敦樸示天下， 常常給天下做出榜樣。史家稱文景之治，為中國歷史上的盛世。海內殷富，以德化民，刑獄很少。幾乎刑罰都不用了。

晉惠帝生於宮廷之中，九歲立為皇太子，對世間事一無所知。即位即被皇后所操縱。後來被篡位。在他掌權的時代，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奸邪之輩，互相舉薦，朝廷變成了交易市場(互市)。魯褒的《錢神論》就寫在此時，諷刺這種狀況。惠帝的識見，真是可笑，在園中聽到蛙聲，他竟問：為官為私?天下荒亂，百姓餓死，他說，為什麼不吃肉糜?這是《無逸》篇所揭示的規則的另一面印證。

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之中指出除從民間和戰爭中成長的光武帝外，“東漢諸帝多不永年”。他說：“光 武帝年六十二，明帝年四十八，章帝年三十三，和帝年二十七，殤帝二歲，安帝年三十二，順帝年三十，沖帝年三歲，質帝九歲，桓帝年三十六，靈帝年三十四，皇 子辯即位年十七，是年即為董卓所弑。”他又說：“入主即不永年，則繼體者必幼主，幼主無子，而母后臨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權。殤帝即位時生僅百餘日， 沖帝即位才二歲，質帝即位才八歲，桓帝即位年十五，靈帝即位年十二，弘農王即位年十七，獻帝即位才九歲。”

他又介紹諸帝有子現象：“光武帝十一子，明帝九 子，章帝八子。至和帝則僅二子。長子勝有痼疾，次子即殤帝也。安帝唯一子，順帝已廢而複立，順帝又僅一子，即沖帝也。質帝、桓帝皆無子，靈帝二子。”

他把這種現象，歸結為太后和權臣造成的，應說有一定道理，歸結為氣運則淪為神秘。實際上周公揭示的規律，也是這種現象的解因。翻閱史書，這種現象很普遍，如東 晉，即位多“幼主”(趙翼語)，明帝二十四歲，成帝五歲，康帝二十一歲，穆帝二歲，哀帝二十一歲，廢帝二十四歲，孝武帝十二歲，安帝十五歲。活的年歲也不大。

明代除來自民間，經歷戰爭、做過藩王的太祖(七十一歲)、成祖(六十五歲)、世宗(六十歲)外， 仁宗四十八歲，宣宗三十八歲，英宗三十八歲，代宗三十歲，憲宗四十一歲，孝宗三十六歲，武宗三十一歲，穆宗三十六歲，神宗五十八歲，光宗三十九歲，熹宗二 十三歲，毅宗三十六歲。其中，除惠帝、毅宗自殺外，大多自然死亡，雖然死因各有不同，但無不滲透著周公所揭示的規律。

最可笑的是明光宗，是長子，不是嫡子，皇帝老子不喜歡。鄭貴妃受寵，要立她的兒子，可大臣們不同意，於是奏書迭上。皇帝老子使出絕招–疏人不報。你上書嗎?我不理睬。最後鬧出妖書案。梃擊案。好不容易當了皇帝，卻中了鄭貴妃計謀。鄭氏給他送去四位美女，從此他一病不起。有人給他送來紅丸，他吃了連稱：好，好，忠臣，忠臣。但很快便“脈雄壯浮大”，“面唇赤紫，滿面火升”，當晚就駕崩了。他“在位一月，年三十有九”(《明史•光宗本紀》)。

《無逸》篇的另一思想，就是國君待人態度問題。周公要成王與人互相勸導，互相愛護，互相教誨，要能聽各樣的話，即使有人告訴你：小人怨恨你，罵你。此時，你應 把心放得大大的，不但不能生氣，還應嚴肅地回觀自己，如果是自己的錯，就說：這的確是我的錯。不能亂罰亂殺。否則怨恨會積累起來，集中到你的身上。這是好 話壞話都要聽的思想，不僅是一種修養方法，而且開了帝王納諫的先河。

周公是個偉大政治家，有思想，有文治武功。但他對士和有德之人很謙恭。《史記》載他兒子代他去魯國，臨行時他叮囑兒子說：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現任 國君的叔叔，我的地位不低了。“然我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你到了魯國，要謹慎，千萬不要在國人面前驕傲啊。這些精神是 和《無逸》篇思想相適應的。

遇橫逆，反身，反觀，反躬，反求諸己的思想對後世影響也很大。《周易•蹇•象辭》說：“君子以反身修德。”《禮記•樂記》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都是 強調反過來要求自己。其實，這種遇責駡，遇批評，不暴跳如雷，先審慎自己的言行，是一種修養方法，這種方法被後來儒家所採用。

從前讀《論語》和《孟子》不知這種方法的來源，現在我們知道了。能聽和自己意見不同的話，是後來儒家的普遍主張。《論語•子路》中有一段孔子和魯定公關於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對話， 說明聽不同意見的必要性。魯定公問：“一句話就可以使國家衰亡，有這樣的話嗎?”籲孔回答：說話不能這樣簡單。不過有這樣的話：‘我做國君沒有別的樂趣。只是我說什麼話都沒人違反我。’如果話正確，沒人違抗，不是很好嗎?如果話不正確，而沒人違抗，那麼，不是一句話就近於使國家衰亡嗎? ”在這裡．孔子強調國君聽不同意見的必要性。宋儒評論說：“說話不正確，不讓人違反，就聽不到真實話了。國君一天一天的驕橫，臣下一天一天的諂媚，哪有不亡國的呢。”又說：“任何反對意見都聽不進，則諂媚面諛的人就會多了，國家未必馬上就衰敗滅亡，但衰敗就從此開始了。”(《四書集注》引)請看，這些話大多為歷史所證明。

孟子說：“愛別人，可別人不親近我。那就反問自己。自己仁愛還不夠嗎?管理別人，可沒管好，那就反問自己，自己的智慧和知識還不夠嗎?有禮貌地對待別人，可得不到相應回報。那就反問自己，自己恭敬還不夠嗎? 總之，行為如果沒有達到預期目的，都要反躬自責，自己行為端正了，天下人歸向他。”(《孟子•離婁上》)

又說：“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孟子•離婁下》)這是一種嚴格自律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善於從自己尋找原因，不苛責他人，將使人際之間更加和諧。明儒呂坤說：“人人自責自盡，不止四海無爭，彌宇宙間皆太和之氣矣。”(《呻吟語•應務》)

這種自反的方法，還是廣開言路、納言聽諫的從政行為。在先秦時代，君權並沒有聖化、絕對化，所以孟子在《無逸》後，又提出“格君心之非”(《孟子•離婁上》)的著名思想。這句話譯成白話就是"糾正君主不正確思想"。

他認為：“君主正，沒有人不正。一把君主端正了，國家也就安定了。”後儒認為這是一種直諫思想。程子說：“天下之治亂，系乎人君之仁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即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治)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複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複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四書集注》引)

歷史上能聽各種話的君主很多。現舉幾例。

漢文帝能聽過頭話，賈誼說：“如果積累禍亂，在你死之後，將禍亂留給老母弱子，這不能說是仁。”(引自《廿二史劄記》，下同)史家說，這等於說他要死在太后和幼子之前，但他沒有生氣。

漢武帝史稱一代英主，對上書狂傲者，不但不加罪，還賞識。東方朔上書說：“年十三學書，十五學劍，十六學詩書，頌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亦二十二萬言。今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為天子大臣矣。”史家認為，其狂妄放肆如此的自薦，如果是在後世，一定會以妄誕得罪，而武帝反以他為壯偉，叫他在金馬門等待，遂以進用。這是能聽狂妄語的例證。

史家認為：仁善之君能納諫，英睿之主每難進言。但唐太宗卻不同。他在戰爭和王位之鐵血爭奪中坐上皇帝寶座，智勇決斷，但從諫如流，而且能施之政事。貞觀中， 能直諫者首推魏徵，他前後諫二百餘事，有許多事都是人不敢說的，太宗都聽之。太宗對人說：大家都說魏徵疏慢，“我但覺其嫵媚耳”。魏徵以病辭職，太宗說： “金必須打造而成器。我方自比于金，以你為良匠，怎麼可以去呢?”

明太祖興文字獄、殺功臣，但卻廣 開言路，史稱明智。凡百官、布衣皆得上書言事。《明史》說：太祖開基，廣辟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職掌，草野微賤，亦得上書。一直到宣宗、英宗時，流風 未有更改。雖升平日久．堂陛森嚴。而縫掖布衣，刀筆掾吏，朝陳封事，夕達帝閽，所以廣聰明、防蔽壅也。這樣做的好處是，使自己更加聰明，也防止下情堵塞， 不瞭解真實情況。

荒淫無道，專橫霸氣，拒諫飾非，亂殺無辜招致亡國滅身的君主也不乏其人。唐太宗納諫事還很多，史家認為．原因是他親見隋煬帝“剛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至人情瓦解而不知，盜賊蜂起而莫告，國亡身弑，為世大戮”。“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慮難周，非集思廣益，難以求治，而飾非拒諫，徒自召禍也”。

隋煬帝兇殘荒淫，討厭諫諍，他的口號是：“有諫者當時不殺，終不讓生於地上。”請看，這誰還敢說話?一個人聽，一個人看，一個人想，一個人說話，天下怎能不亡?

殷紂王也是同樣的例子。他本來思維敏捷，才力過人，但“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衿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喜淫，聚斂財富，重征賦稅，“以酒為池，懸肉為林”，施暴刑，重善諛和讒毀他人的人，微子數諫不聽，比干強諫，紂發怒說：“我聽說聖人的心有七竅”，剖比干腹觀其心。結果是兵敗身死，頭懸旗杆，成千古罪人。這和《無逸》篇總結的規律相應。

歷史告訴我們，艱苦中磨練，知民間疾苦，體恤民情，節儉自律，虛己待人，從諫如流，是從政者必備的美德，也是興國強國的必備條件．反之，安樂之中生長，不知民間疾苦，對民瘼冷漠無情，放縱腐化，專橫傲慢，拒諫飾非，是從政者大戒，是國家衰敗的開始，乃至招來亡國滅身之禍。

三千年前的告誡，歷史思想長河，滔滔滾滾，興亡治亂，歷歷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