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14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曉宇澳洲珀斯編譯報導）日前，北京經濟諮詢公司龍州經訊（Dragonomics）的總裁葛藝豪（Arthur Kroeber）和瑞士銀行全球新興市場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分別對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進行了剖析，二者分析的角度不盡相同，但卻得出相同的結論，那就是：過去30年的高速發展沒有引發普通消費者相應的收入增加，非民選的政治和企業精英囤積由此產生的巨量現金收入。除非精英們願意放棄，中國不會成為一個消費型社會。而一旦依賴出口的發展模式因美國為首的西方借貸消費不能持續而死亡，就意味著低增長和日趨減少的大宗商品進口。因此過於重視中國消費者拯救世界經濟抑或只是中國經濟本身的能力，那是非常不明智的。
葛藝豪：社會福利缺失 造成個人儲蓄率居高
葛藝豪的根本觀點是：由於缺乏一個像樣的社會福利安全網絡，個人儲蓄很多。實際上因為中國不是一個民選國家，因而沒有伴隨民主選舉的那種正常的逐漸升高的福利轉移。
葛藝豪11月12日晚在澳大利亞貿易委員會（Austrade）的一個小型聚會表示：「過於重視中國消費者拯救世界（經濟）甚至只是中國經濟本身的能力都是非常不明智的。」他指出，我們根本不能期待中國人取代過度借貸的美國人的根本原因都與民主的缺失相關聯，這令人感到驚訝和擔憂。
葛藝豪認為，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到頭，因為西方特別是美國基於債務的消費熱潮已經不可持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放緩，由過去30年的每年平均10%會降至8%，然後降至5%。他說：「中國過去依賴出口，現在它必須依靠國內消費，但是其經濟結構卻不允許。」
有兩件事減少消費：儘管有相當數量的「消費型中國人」（相對於只購買生活必需品的「生存型中國人」而言），但他們並沒有多少可支配的錢，也很難得到多少錢；第二，由於中國缺乏一個像樣的社會福利安全網絡，他們需要存錢（為養老、醫療等）。
安德森：企業儲蓄和過度投資
安德森的根本觀點是：中國企業儲蓄和過度投資，是因為他們歸政府所有，從不支付任何股息給任何人。
瑞士銀行全球新興市場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本週在《遠東經濟評論》發表的文章將儲蓄問題做了比葛藝豪更進一步的分析。
他認為，缺乏社會福利安全網絡也不是主要問題–如果是的話，「那為什麼我們在那些社會（福利）指標明顯比中國更低的國家，如阿爾及利亞、玻利維亞、喀麥隆、埃及、印度尼西亞、肯尼亞、蒙古、菲律賓、泰國以及其餘的數十個國家沒有看到更高的儲蓄率？」
安德森說，儘管在中國個人儲蓄率非常高，「但真實的故事是企業儲蓄總額突然上升，2007年猛增到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6%，而在這個10年開始時約占GDP的15%。」
安德森把中國看成沙特阿拉伯。當這個國家找到石油，其貿易盈餘突然大增，由於出口收入堆積在政府和石油公司的保險箱，國內儲蓄同樣巨幅增長。「而國內消費占GDP的比例卻急劇下降，因為實際上只有一小小部份的出口收入會到沙特家庭的袖珍支票簿上。中國同樣如此，唯一的區別是把石油換成中國的鋼鐵和基礎材料。」
中產階級沒有足夠的可支配收入
葛藝豪說中國的家庭不僅沒有得到什麼錢，他們還有一個很低的「邊際消費傾向」。
聽到這個觀點，昨天晚上澳大利亞貿易委員會的討論參與者之一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在中國有一個相當於美國全部人口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他們購買汽車、冰箱、其他消費品和耐用品？
葛藝豪回答說，實際上算得上「消費型中國人」（相對於「生存型中國人」而言）的只有約1億2000萬，大約4000萬個家庭。每年其可支配收入大約為5000美元–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
接著又有人問：「是這樣的，但購買力平價如何，5000美元在中國的購買力比在美國要高的多吧？」
葛藝豪的回答十分有趣。他說，因為沒有適當的數據，購買力平價是毫無意義的。他說根據《經濟學人》的「巨無霸」指數，人民幣被低估30%。但實際上低估與否取決於產品，但用同樣的方式使用星巴克咖啡來評估，那顯示人民幣的低估是零。
然後他講了一個理髮的故事。據官方統計，在北京你花3美元可以理髮，而在紐約通常的理髮費用是30美元。但是葛藝豪曾經試圖在北京花30美元做一次體面的理髮（重點是體面），卻找不到。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一家理髮店花了70美元理髮。
葛藝豪指出中產階級需要為退休和醫療作儲蓄，因而缺乏足夠的可支配收入，因此中國中產階級提供產品也不容易。4000萬「中產階級」家庭中的75%分佈在三個相隔很遠的城市（北京、上海、廣州）。葛藝豪說：「如果你換位到歐洲，就相當於是4000萬人在馬德里，4000萬人在貝爾格萊德和4000萬在莫斯科，而中間什麼也沒有。結果就是：在中國，單位物流成本非常高。」
安德森的基點有所不同，但同樣有趣：「重工業供應和出口的激增熱潮沒有引發普通消費者相應的收入增加（如果說存在增加的話），這些大多是國有企業或地方政府主導的公司，其實在中國的情況『國有』兩個字也是不確切的，因為很多時候，根本就沒有對收入剩餘的索取權。國家通常不收取股息，小股東通常是很小並且分散，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公司除了再投資或簡單的積累資產外，不知如何處理利潤。」
因此，要使中國的消費量從根本上增加，需要做兩件事：改革企業所有制，迫使更多的利潤分配給民眾；更多政治民主，使中國領導層被驅使著將更多的錢轉向社會福利。
換句話說，非民選的政治和企業精英囤積巨量現金。除非他們願意放棄，中國不會成為一個消費型社會。一旦依賴出口的發展模式死亡，就意味著低增長和更少的大宗商品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