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比婭的“人質”親友或被動造假

“熱比婭境內部分親屬分別致信烏魯木齊“7‧5”事件遇害者家屬和熱比婭本人，對熱比婭違背了自己的誓言參与分裂活動表示不滿，對暴力事件表示憤慨，對遇害者家屬表示歉意。“—-新華网烏魯木齊8月4日電　

在專制高壓下，稍有經歷的人都知道，“被”党寫“悔過書”、“決裂書”之類的東西，早不是什么今天才發生的新聞了。

身不由己的熱比婭親友們，雖然心中有一万個不愿意，但人在鐵幕高壓下無論如何還是得要生活和生存，因此也不得不向党低頭，為了“党和祖國”的名聲，不得不与親人、自己的母親在人性上，在感情上，最主要的是在政治意識上進行徹底而無情的決裂。這個決裂，不但是自保的需要，更是為了更多的親友們的安全。

“新華社周一公布熱比亞在國內親屬宣布与其划清界限的信函，其中包括熱比亞的一儿一女。這封信顯示，熱比亞在國內的兩個孩子指控母親造成了7.5暴力事件和眾多無辜者的死亡。但世維大會稱，這些信是假造的。” —-中國官媒刊出熱比亞儿女責母信　法廣　

在中共當局与熱比婭二者之間，就如達賴与中共，台灣与大陸一樣，從來沒有一個平等和公開的對話平台，也沒有一個中立而權威的仲裁机构，現在的一切消息，全是中共單方公布的一家之言，本次采訪單位是自己的新聞机构新華社，地點是在中共的軍事管治區，采訪對象是弱勢方熱比婭的親友，這些人雖身在中國，但實為中共的人質，如何能保證其言論的真實性和客觀性？

再則，既然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采訪行為，為何如其它敏感新聞一樣見不得陽光，還要將新聞的評論功能一刀切地關掉拉倒？其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延伸的話，更有為何一直將仇殺歸之于維漢民間沖突，而沒有軍隊開槍的相關報道？軍隊到底殺死了多少人，殺死了哪些人？誰為此負責？

眾所周知，党在造假的功夫上可以算是空前絕后的，其專業對口部門就是負責意識形態控制的中宣部。

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從“赶英超美”到“畝產万斤糧”，從“農業机械化”到“四個現代化”，從“2000小康”到“2050遠景目標”，從“國民生產總值位列世界前三強”到“國民失業率低于國際標准”，從中國國民的“幸福指數”到 “2020人權行動計划”，哪個不在造假？從“西單民主牆”、“89民運”到“法輪功邪教”、“達賴分裂勢力”，哪次沒有誣蔑？下三濫手段鋪天蓋地，半個多世紀一路走來，難道還會在乎重演一次對熱比婭的謊言“關怀”嗎？

“人質”現象的歷史淵源

人質現象由來已久，古今中外皆有發生。

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各諸候國的太子們，就經常被強大的鄰國控為人質而流落异國它鄉，命好的后來歸國為王成就一世霸業，點背的客死异鄉者也時常發生。著名的燕太子丹，即后來的燕昭王，就是其中的成功代表人物。

現代社會与中國人關系密切的人質事例，是二位駭世梟雄—-毛澤東与蔣介石，他們的毛太子岸英和蔣太子經國，先后在中國的老大哥—蘇聯帝國當政治人質。其時中國國勢嬴弱且又有求于人，而北极熊大哥又鐵面無私毫無人情，為防中國平生變故，乃“挾太子以令諸候”，以人抵信，遂有此事。

以北朝鮮和伊朗為代表的專制极權國家，今年也上演了扣壓它國人員為人質的拿手戲，期圖在國際事務中以性命換利益，其行為讓世人側目。

當代中國雖聲稱“以法治國”，但同樣沒有避免人質政治。無數的中國民主人士，他們中部份在國內者，經常受到黑警的關怀，親人也受到無辜的騷扰，工作和生活不能正常進行，部份人為了躲避暴政的迫害而不得不流亡海外，但其親友卻多數淪為了暴政統治之下的政治人質，在暴政的脅迫下，往往不得不違心地如文革中的自保行為一樣“惡毒”地攻擊其親友，“揭露其罪行”，說一些順從強權的話。要不然，若想在這片專政的“熱”土上生存下來，真的是比登天還難。

与人質現象同時存在中國的，是決裂現象、告密現象与政審現象，這已成為一种普遍存在的被官方、被法律、甚到被部份國民所認可的社會現象。在极權制度的高壓下人人自危，為求自保，相互決裂告發的文革行為，越來越多地再現于“和諧社會”。在中國，“一人犯法，九族遭滅”的誅連制度從來未消，尤其在党建政以來，這种現象就一直伴隨着國人的生活，在新的歷史時期下，因党的“保鮮”之需，并未見有絲毫的松動，反倒有加重之勢，更是達到了天网恢恢的地步。政府大力推行政審和人質政治，說明文革并未离我們遠去，而是如幽靈般一直如影隨行在我們身邊，只是其心理更加陰暗，手段更加隱晦。

“母親熱比婭并沒有給卡哈爾留下太多的美好回憶。在提及熱比婭拋棄孩子,給童年帶來的艱辛時,他的眼眶紅了……”——子女棄親情而揭發父母親朋，划清界限反目成仇，這与文革中諸位元勳后人与其“革命”父輩決裂的風流雅事何其相像，這种反人倫的荒唐行為本次竟還能被定為“覺悟”，竟成為“党文化”下的“党性”道德楷模，實在讓人無語。——一個連自我都迷失了的奴才，不論生在如何“強大的祖國”，又有何用？

話說回來，誰不清楚“党文化”是反道德反人性的邪惡文化，一切党文化認可并鼓吹的行為道德，多數是与人性和公理所悖离的。

當局能做的善事

假若當局真的沒做虧心事，當然不必害怕半夜鬼叫門。既然認定了是熱比婭的海外勢力在搖控新疆7.5事件的話，就應該拿出讓人信服的實際證据來，比如允許熱比婭所提出的第三方調查机构進住新疆，進行中立公開的國際調查；完整公布當局早就掌控在手的事件錄像全過程；徹底開放該地區的新聞采訪自由和网絡通訊自由，允許民間團体和自由人士出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不論任何种族任何階層都要一視同仁……

同時，現當局多數領導屬太平皇帝，沒有歷史的負擔和罪責，所以為了消解民族敵對矛盾心理，特別有必要像德國之對于波蘭，日本之對于中國一樣，對前人所犯下的歷史錯誤進行反省和真誠的道歉，以求得對方諒解。因為只有放下包袱，才能輕裝上路。

反之，利用不斷指責熱比婭的“世維大會”而行轉移民眾對新疆局勢的注意力的作法，是非常愚蠢之极的，最終只能激化更大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

如果當局一味奉“祖宗之法不可變” 的死教條而毫無与時俱進推新出新的政治創舉和社會妥協，不但在新疆事務上毫無化解的可能，更可怕的是在包括藏、蒙、回諸邊疆事務、乃至全國民變突發事件上，還要面臨更大更危險的執政合法性挑戰。而這种挑戰，正一時緊似一時地擺在當局的面前。

2009-8-5

（《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