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率

本次危机之前人民幣一直就在升值并使企業成本上升，投資環境趨于惡化，外向型的加工制造業開始舉步維艱。全球危机加上固有頑症，使“一枝獨秀”的中國經濟風光不再。

“中國增長率達到8％才能維持企業和財政的收支平衡，才能基本滿足就業。在台灣，達到收支平衡要求的增長率是3％；在美國，這個數字要求是零；在歐盟，這個數字是0.5％。”—為何一定要"保八"？ www.aboluowang.com

既然8%是保持經濟增長或平衡的下限，則中國特色的8%与0%概念是一樣的，8％就是0%，那么低于8%就會出現經濟衰退。有數据說，中國09年度的經濟增速可能會在5-6%間，按上述概念，則今年經濟增長無疑是一個負值。

只是8%這個數字對于穩定中國人的信心起著0%無可比擬的政治功能，所以8%也就成為中國經濟不可或缺的政治概念。

國民失業率

“經濟合作与發展組織”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赫德估計，中國國民經濟增長每下跌1個百分點會帶來200万個工作机會的損失。這其實是一個保守的估計，從09年1月份的經濟增長率与去年同期之差和中國短期內驟增的2500万農民工來看，此算法是站不住腳的。

2008年底中共官方公布的失業率為4.2%，中國社科院08年12月發布《社會藍皮書》稱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9.6%，而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教授透露，近3年來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失業率”均超過20%，如果按照國際通用統計標准，中國城鄉人口失業率為24%至27%，大大高于國內官方只針對城市人員統計出來的官方4%左右的說法。

國內人士有多年的生存体驗，對這個失業數据也有很高的認同度，即有約3億國民處失業狀態。如果按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均生產效率來評价中國，則失業率足可能會在50%以上甚至更多。

流民危机

中國經濟長期一來一直以低成本勞動力進行低端產品加工維持外貿出品，這种畸形發展本身不具備任何抗風險能力，使歷史欠帳太多，再有本次世界性危机沖擊，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一個完整的勞動力供求体系和足夠拉動國內消費的新興市場。

《財經》做了一篇調查報告稱：“因失業而提前返鄉的農民工超過1000万，但最讓人吃惊的一個事實是，數倍于這個數字的失業農民工并沒有返鄉。

農民工失業嚴重打擊農民收入增長，2004年以來超過6%的收入增勢逆轉；新生代失業農民工徘徊在城鄉邊緣，給城鄉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農民工返鄉增加農村土地糾紛和沖突，加劇農村固有人地矛盾；各級政府在對農民工就業培訓、權益維護、創業扶持等方面尚未做好准備；農民工失業和返鄉凸顯城市化滯后，對中國經濟增長轉型构成障礙”。

經濟危机使几千万農民工失業，可他們并不想回鄉，或者有鄉不能回，不論生存狀態好坏，都已成為城市的一部份了。

在金融失序、實業受損、失業暴增的前提下，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不确定和多變性，使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心理上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出現誠信危机和社會動蕩的可能性极大，而其中又以新增流民危机為最。

危机比較

美國本次的經濟危机是技術性的，是信貸和投資失誤導致的，中國的經濟危机則是根本性的，是所有制的性質本身決定的。

威權体制下的社會危机与民主体制下的社會危机必然產生不同的兩种后果，前者因為不具備自我修复功能后果几乎是毀滅性的，后者則是表面危机下的大穩定，也就是一种動平衡的調整過程，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沖擊比較有限。

做為世界經濟的上下鏈條，處于下游的中國受上游影響不是有無而是是時間和力度問題。從中國的現有社會体制和經濟結构上看，整体水平和實力遠不如美國，要應付与美國同等的危机，卻難有同等的效果，至于再遇到比美國嚴重的問題，則破坏力遠比美國大得多，持續時間也將會比美國長得多，應對也必然要堅難得多。所以，中國平靜的今天不代表還能有平靜的明天。

危机應對

按照國際勞工組織的說法，在此危机之下各國應該對下崗工人進行再訓練，并增加失業福利和保險，采取措施以保護人們現有財富不受損失。

据新京報02月18日報道：在昨日的“千万農民工援助行動”電視電話會議上，人保部副部長張小建說：中國政府也要推出被稱為就業“六大組合拳”的政策，但人皆熟知的“中國式”落實尚待觀察。

全總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孫春蘭同時表示，當前要嚴密防范“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一些企業遇到的困難對農民工隊伍進行滲透和破坏。

農民工大量失業可能對社會造成的不穩定已引發了高層的高度重視，公安部之前就已派出多個督導小組奔赴各地，以了解關于當地社會穩定的情況。”

之前重慶大力整頓治安，拘捕黑惡勢力，看守所一時人滿為患，雖被官方稱為正義之舉，卻無法長久一來積重難返的危机根源，故雖有一時之效卻非根除之策，亦被譏諷為“薄氏做秀”。

更有返其道而行者，据《南方都市報》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報導：做為地方政府的廣東省，監獄管理局已制定了迅速建造四所新監獄和擴大二十五所老監獄的計划。而且，全國許多城市都在增設“城管警察”用以應對社會不穩定力量—-這又是明顯的積极“備戰”而非与民“和解”的做法，是以暴應暴的非人之策。

中國現在群体性事件的原則是“一般情況下原則上不動用警力”—-只是從高壓弱化成低壓，与民主國家相比顯現出巨大的理念差异。這說明在前所未有的危机壓力面前，再以強勢“壓倒一切”雖已是昨日黃花，但官方仍還處于某种進退失据、欲放還收的矛盾心理之中。

有報道說“外國的窮人和流浪者們可以享受政府的特殊福利待遇，如日本的流离失所者就可以在政府安排的場所中安然過中式農歷新年等。這些故事不論真偽，哪怕也全是如“中國災民搬入新居，幸福過年”般地虛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在一個具有政外監督和權力制約的社會中，尤其是在對待窮人的事情上，絕對是要比沒有人管的國家要好出一万倍的。不論這些人為何會淪落到如此地步，最起碼政府不敢輕易將這些人赶出城市。”

不論社會如何變化，人的生命權和生存權是高於一切的，在危机面前更是如此。若政府沒有保護公民的能力或是未保先防，時時侵害公民的生存權、財產權甚至傷及生命，則無疑是對人類基本价值觀最嚴峻的挑戰。

鑒于中國社會所固有的种种欠缺，若能借此危机之際化危机為轉机，抓緊時間探索新的政治經濟新思維，進而建立有效的民意表達机制和各階級間的互動博弈机制，不但是應對本次危机的有效措施，也是在面對新的歷史轉折之際獲得社會長治久安的一條必由之路，更是中華民族的全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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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