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貼舊文紀念趙紫陽逝世四周年

此文寫于2007年，英文譯文發表在2007年6月1日英國《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胡平

以趙紫陽的非凡經歷，沒有給我們留下一部回憶錄，這是十分遺憾的。多謝宗鳳鳴先生寫下了這本《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多少彌補了這一缺憾。

成書經過

在八九民運中，當時擔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由于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反對鄧小平的武力鎮壓而辭去職務，六四後因拒絕承認「錯誤」而被軟禁在北京東城區富強胡同6號住所，直至2005年1月17日去世。

在長達15年的軟禁期間，趙紫陽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他和外界的聯系也受到嚴格限制，友好故舊隔離殆絕，唯獨宗鳳鳴先生以氣功師的身份，得以頻繁出入趙家。宗風鳴是趙紫陽的老戰友，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黨委書記，1990年離休。從1991年7月10日到2004年10月24日，宗鳳鳴以氣功師的名義探訪被軟禁在北京富強胡同6號的趙紫陽，和趙紫陽進行了上百次的密談，每次談話之後，宗鳳鳴就把談話追記下來。這些談話記錄曾送交趙紫陽本人審閱，也分別送給幾位曾擔任黨內高級職務的趙的好友審閱，最後匯集成這本《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今年1月由香港的開放出版社出版。全書分為81節，每節記述趙紫陽的一次或兩次談話，並標出談話的主要題目，很便于讀者閱讀和查證。

李銳和鮑彤分別為此書作序。李銳曾擔任毛澤東秘書，水利部副部長，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毛澤東去世後平反，後來擔任過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4年離職。鮑彤曾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也是趙紫陽的政治秘書，六四後被判刑7年，現居北京家中。曾經擔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潤生為這本書題詞。李銳認真地閱讀過這部書的初稿和二稿。他在為此書寫的序言裡講到：「這部書稿最突出的價值，就在于它的’唯一性’，即唯一持續地記述了趙紫陽在被軟禁十幾年間的上百次談話，從而真實地再現了他在這一時期的思想軌跡。」

根據這本書的記述，在1997年中共15大前夕，趙紫陽曾經給中共中央寫過一封信，提出重新評價六四（此信在海外發表過），被中共封殺，並對趙紫陽加強了軟禁。在2002年中共16大前夕，胡績偉等人向趙紫陽建議，建議趙紫陽再給中央寫信，主要提出解除軟禁，重點不放在六四，一筆帶過就可以了。趙認為，如果提解除軟禁，份量太輕了，對六四一筆帶過，會使人以為趙紫陽的觀點變了。對政治改革按當政者意見來寫沒有意義。搞建議，只能一次比一次深刻才行。這就必然涉及到一黨制政體、多黨制、議會民主等問題。這就要觸及當政者的痛處，又會使黨內外相當大一部分人難以接受，引起思想紛爭。再說，即使寫了也要封殺，連政治局委員也看不到。如果捅到國外，被認為是政治鬥爭，自然對自己要引起後果。所以趙紫陽就沒有寫。

從這段記述來看，趙紫陽沒有在生前發表自己的看法，一來是他認為不可能起到什麼實際作用，二來是他擔心他自己和他的家人會受到進一步的迫害。《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出版前後，作者宗鳳鳴受到當局很大的壓力，甚至做了坐牢的思想準備。其他一些當事人也受到當局的恐嚇。有人從香港帶這本書回大陸，被海關查出沒收。

趙紫陽的最後思考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這本書內容非常豐富。趙紫陽談到了中共高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和政策分歧，談到了他和胡耀邦的關系，談到了對毛澤東、鄧小平的評價，談到了對江澤民、胡錦濤的批評，談到了中美關系、甦聯問題和台灣問題，還回顧了共產黨的歷史並進行了深入的反思。限于篇幅，我這裡僅向讀者介紹一點，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他對當前中國改革問題的分析與評論。在長達15年的軟禁期間，對這個問題，趙紫陽的思想有發展有變化，我這裡主要介紹他在生命最後階段的看法和主張。

中國經濟取得持續高速發展，舉世矚目。國際上有人提出了所謂「中國奇跡」或「中國模式」，對之稱贊不已。趙紫陽正確地指出：「真實的情況是，中國的改革與經濟發展是在黑箱作業下做起來的。這便于權錢交易，便于侵吞國有財產，致使國有財產大量流失。尤其以建設為名，大搞圈地、圈錢，實際上是對人民的一種掠奪。這跟原甦聯不同，他們是在現代民主轉型中改革的，是公開發股票，每人一份，雖也有貪污腐敗，但都受公開輿論監督，又有多黨相互競爭，誰也不敢作得過分。俄羅斯改革曾一度振動較大，但現在他們的經濟也在高速發展。也就是說，經濟發展了，現代政治也轉型了。」

在上面這段講話裡，趙紫陽指出了中國模式與甦聯模式的根本區別。甦聯的私有化改革和經濟發展不管有多少問題，但畢竟是在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的。在那裡，人民有發言權，有投票權，這就使得那裡的改革——作為一個過程——具有一種基本的合法性。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中國的改革完全排除了公共監督與民主參與，等于是一場公開的大搶劫，所以它的結果就不可能被民眾所承認，由此形成的財富分配格局也就不可能被民眾所接受。趙紫陽提到中共現在的領導者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政治高壓之上的。這倒是實情。權貴們要搶走屬于人民的財產，手裡不拿著槍怎麼行呢？所以我說中國的經濟改革實際上是持槍搶劫。鮑彤講：「鄧小平認為，不鎮壓群眾的共產黨一定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趙紫陽認為，鎮壓群眾的共產黨一定不是中國人民需要的共產黨。」這話一針見血，把兩種路線、兩種模式的根本區別一句話就點穿了。

諷刺的是，就在中國的趙紫陽贊揚俄國的民主時，俄國的普京卻在民主方面後退。而導致俄國民主倒退的一個重要因素正是中國的榜樣。因為西方投資者更願意選擇象中國這樣專制但穩定的政權，而不願意選擇象俄國那樣民主但混亂的政權。事實上，今日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一切反民主勢力的榜樣。

趙紫陽認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出路，就是要走建立民主與法治社會這條路。政治改革就是要放棄黨的壟斷權力。考慮到驟然實行多黨制可能會翻車，會把中國搞亂，趙紫陽主張首先實行言論自由，放開報禁。至于軍隊國家化、多黨制目前可先不提。

趙紫陽不贊成「新左派」。他指出：「新左派」以保護民族工業，以維護國家主權為名，以強國富民為由，來抵制全球經濟一體化，抵制中國走向現代世界文明。這種思潮很容易觸痛中國百年來受侵略被欺負所沈澱的民族主義傷疤，從而點燃狹隘民族仇恨情緒。而這又易于同當政者想以反對「西化」、「分化」來增強民族凝聚力，以團結內部來保持穩定鞏固統治的需要相適合，使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努力再一次受挫折。因此，趙紫陽曾經說過：民族主義將是最大的威脅。趙紫陽認為，21世紀前半世紀或者至少前30年，主導世界的仍然會是美國。中國要發展，必須跟美國搞好關系。要同美國搞好關系，必須爭取美國人民，因為美國政府的政策路線受美國人民所影響，所制約；而無論美國人民或美國政府，對民主、自由和人權，對專制都是敏感的。他們認為專制主義的特徵，就表現為對人權沒有保障，對外則是擴張侵略，由此認為中國的專制就是一種威脅。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保障世界和平發展。所以，無論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都不能容忍一個專制的國家發展起來。

中國向何處去

然而，趙紫陽並不認為在短期內中共領導者有可能推行政治改革。趙紫陽說：過去認為強人鄧小平走了，今後中央會有不同政見者出現，從而發生互相制約。現在看來，這個看法錯了。一旦當政，都會形成利益集團，為了維護自己這個集團的既得利益，對外也就都一致起來。因而，無論誰當政都會這樣那樣的要來維護這個體制。

我要補充的是，假如在經濟改革的初期就進行政治改革，共產黨無非是放棄它的政治特權，無非是和反對派和平地、平等地競爭權力，因此要他們這樣做還不算太困難。可是等到現在，權貴私有化已經泛濫成災積重難返，在這種情況下實行政治改革，那不但意味著要共產黨放棄它在政治上的壟斷權力，而且還很可能使他們面臨經濟上的被追究被清算，那就很有可能把他們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經濟犯罪的法庭，這不是更困難得多了嗎？

趙紫陽進一步指出：中國模式的經濟改革已經造就了一個緊密勾結的利益集團，就是一些受過西方民主文明燻陶的留學人員也加入這個利益共同體，被權力化了，即所謂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形成三位一體。正是這些利益集團是中國的改革深入不下去，同時也制約著國家的政策路線的走向，使之向著既得利益集團的方向發展。現在胡、溫的政策路線是采取小恩小惠給廣大人民一個甜頭，來樹立自己的親民為民形象，而不去觸動這些精英的利益，更不觸動這個體制制度，這就不可能解決問題。用我的話講就是，所謂胡溫路線，無非是想用「有節制的壓迫」，以達到「可持續的榨取」而已。

人們注意到，在今年3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溫家寶總理多次講到民主，講到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和博愛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他還承認腐敗現象越來越嚴重，並指出造成腐敗的重要原因，是權力過于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約和監督。然而在溫家寶那裡，民主的內涵仍然是含糊不清的。這種含糊其詞的說法一方面能使外界產生某種善意的期待，但是另一方面，也由于它的含糊而很難在現實中發揮什麼作用。困難在于，中國模式的改革是被利益集團主導的改革，這個利益集團害怕民主，敵視民主。哪怕其中的個別人真的想推動民主改革也是孤掌難鳴。不久前（5月10日）《人民日報》編輯部以回答讀者來信的方式發表文章，乾脆又重新回到官方關于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的陳詞濫調，重申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決不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決不搞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制。」

趙紫陽這段話非常重要。他告訴我們中國的改革是被利益集團主導的改革，是向著既得利益集團的方向。因此，那種以為只要目前的改革再繼續下去，中國就會實現自由民主的觀點是南轅北轍，所以大錯而特錯。趙紫陽不同意有的人說的「中國的政治改革還得經歷二十年的過程」。因為這種說法暗中假定中國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只不過離政治民主的目標還有比較長的距離而已。實際上，中國的問題是走錯了路，目前中國改革的問題是大方向錯了，照這個方向走下去，只會越來越錯，只會離我們的目標越來越遠。趙紫陽說，照目前的方向繼續走，首先會使整個社會腐敗下去，不得了，會使整個體制爛掉啦！再是貧富懸殊這樣厲害，兩極分化這樣嚴重，廣大人民群眾能承受幾十年嗎？當政者不是采取疏通的辦法給人們以希望，而是采取高壓態勢加劇矛盾，形成社會嚴重對立，這樣能不反彈嗎？遇有突發事件，就會發生社會爆炸。

我要補充一句的是，假如中共憑藉高壓成功地維持了政權的穩定，一方面通過時間使黑錢漂白，一方面使貧富差距有所緩和，那只會使它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更加蔑視。我們將面對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強權。這樣一個驕橫強大的專制政權必然對人類的自由與和平構成更大的威脅。

顯然，上述兩種可能的前景都是令人不安的，而後一種前景尤其令人憂慮。

－－轉自《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