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究竟給中國帶來什麼影響？在人類百年奧運史上，因為存在1936年的柏林奧運與1988年的漢城奧運而激發出人們諸多疑慮與期待。2008的北京奧運將導致柏林奧運還是漢城奧運的結果？這在坊間有諸多爭執，最後結論如何，可能得等待時間進一步檢驗。但是北京奧運前後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有關人權方面的一系列災難性事件，是很值得關心中國前途命運人士的思考的。這些鮮活的事實可能對於真切認識北京奧運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提供起風向性的參照。

一、保奧運口號下的不擇手段

應該說中國統治集團為了確保奧運達到自己期待的目的，大規模動用一切管治手段，消除社會一切不可控因素，控制一切外在的社會異己力量等的鎮壓性運動從奧運前一年就開始了。

從2007年8月，在距離奧運開幕一週年之際，中國知識界一批人發出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樣的人權》的呼籲，表達出民間對奧運的一種心聲。而也是在這種時候，中國當局就著手加大對民間聲音的打壓與封殺，對社會他們劃定的一些群體進行有步驟、有計劃的清查、控制，因此製造了大量侵犯人權的災難，大際而言中國當局為保奧運而實施的鎮壓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距離奧運開幕一週年開始。北京先期出台針對出租房的管理措施，嚴格限制出租房提供給外來人口，監控出租房人員聚集情況。尤其持續地對北京南站一帶上訪群體密集之地，明令出租房主不得租房給上訪人，若一旦查出出租給上訪人，房主則面臨數萬元的罰款。並且從2007年的8月開始，北京警方接連不斷地對北京外來人口進行全方位的普查、登記。曾經在2003年孫志剛事件後，中國大城市停止的清理流動人員的運動，又再次隨著奧運臨近在北京復甦。

接著，北京掀起了遣返上訪群體運動。在中共十七大前，北京就開始了全方位對來京上訪人員的抓捕。2007年8月、9月，北京警方幾乎每夜都對北京南站上訪村進行拉網式的搜查，將大批抓到的外來上訪人員關押到馬家樓，再由各地駐京人員押送回去。

與此相伴，中國當局對一批可能影響帶動群體維權的人士進行集中打壓。當局先後抓捕了中石油維權人士李國宏，上訪維權代表人物劉傑、鄭大靖與王桂蘭。雖然隨著中共十七大閉幕，王桂蘭被釋放，但是李國宏與劉傑分別被處以一年六個月的勞教，而鄭大靖卻被湖北鄖西地方政府關押於黑監獄，至今不放。這種對上訪群體及其代表人物的打壓，事實上是有計劃地為奧運作準備。這種為保奧運而針對維權的鎮壓運動隨著胡佳的抓捕而達到新高潮。

中國政府對胡佳的抓捕選在2007年底，顯然是經過精心計算、充分權衡的，那種將胡佳事件與奧運年劃清的企圖是顯而易見的。這種針對行動性的上訪維權群體的打壓，從對重點人物李國宏、鄭大靖、劉傑，到對胡佳的抓捕，這都是有極為明確的設計的點上的打壓，而對上訪群體整體性遣返、關押全國性統一行動，則是面的清理，這種點面的配合形成了奧運前第一波大規模、全社會性的鎮壓運動。

第二階段，從進入2008年開始。這時期中國當局充分利用社會能夠為民間所接受的一批學者，發起了「2008，讓訪民回家」活動。採取欺騙形式，來將上訪維權群體置於學者的動員中，從而在道德資源上意圖剝離社會對弱勢群體的同情，為進一步採取強硬打壓作輿論上的準備。這時間以河南訪民劉學立為代表，響應學者呼籲，配合學者送自己回家。結果事實證明，這一切沒有贏得地方政府丁點的配合，地方政府將學者與訪民的良好意願公然嬉耍了一通。訪民代表劉學立在家苦苦等待三個多月卻得不到地方政府一次交談機會，後來被迫再次回到北京。

應該說中國當局從進入2008年所謂的奧運年後，是企圖沿襲固有的欺騙伎倆，以穩住那些因遭到公權剝奪而倍受傷害的心靈，但是，就是這種欺騙的鬧劇，也在地方官僚忙於貪腐與掠奪而無暇配合下，使劇本無法唱完。隨著三月兩會的到來，又一波上訪洪峰的出現，當局也就顧不上畫皮而張開本來的血口，大肆鎮壓那如潮而至的訪民。

這一波整肅隨著西藏事件與汶川大地震等突發性事件的到來，在地域重點上有過從北京到西藏與四川短暫的轉移，也因此使這一波中被重點鎮壓的有不知其數的拉薩藏民，還有四川的黃琦與陳道軍。目前一批藏民被陸續審判，而陳道軍也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三年徒刑並處剝奪政治權利三年，黃琦仍然處於被偵察審查的關押中。

第三階段，奧運前夕的軟硬並舉與公然設陷。隨著奧運開幕臨近，中國公安部奧運安保部公開宣佈在北京的世界公園、紫竹院公園與日壇公園三個公園開設奧運示威專區。而隨之對河南劉學立、福建紀斯尊等上百依法申請示威者全部抓捕並遣返回當地關押。同時，在奧運前中國當局還在媒體上虛擬地掀起了一場全國區縣一把手接訪熱潮，意圖欺騙世界與訪民。在這種欺騙下，一大批訪民被關入了「黑監獄」與「學習班」。

與此欺騙鬧劇相應的是北京一批異議人士被軟禁，一批天安門母親被強迫外出旅遊，還有一批在北京之外的活動人士被就地嚴密監控，明確限制外出與前往北京。如此使全國處於一種戒嚴狀態，人們生活於奧運的恐懼中。

中國為了所謂的奧運安全，除了上面這幾個階段公然的大規模鎮壓活動外，相伴還有暗中的全社會性廣泛的普查。這次奧運前中國當局對中共奪權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過侵害的個人，都一一作了全面的調查，包括對他們的親人。為此中共當局可以不惜財力人力，千里迢迢地派出一批批人到外地去調查某個人的情況，或對某個人實施控制。據湖北孝感下屬一個縣級市的市長在總結奧運保衛工作會議上，公然以成績來說：市裡不惜人力物力，對一個七十歲老人派遣24人日夜跟蹤，並且還派遣2人，奧運期間千里迢迢到山西跟蹤一個上訪人。由此可見為了控制那些被侵害者的可能抗爭，政府根本不計任何成本與手段。

在這種普查與監控中，同時中國當局在全國發起了一場對所有對專制統治有不認同意識的異議人士、維權人士、獨立撰稿人等的面談運動，對那些發表過不同官方言論的人士，進行了威脅、警告。這種全國性的普查、面談、跟蹤空間耗費多少民脂民膏，那真是無法想像。至於為了保奧運將大批人關入「黑監獄」、「學習班」、招待所等等，那也是無法統計。

在奧運期間為了所謂的保北京安全，中國當局除了對上面那些被視為異己的控制外，對普通民眾也採取嚴密控制，嚴重侵害到民眾的權利。如鄰省河北居然安排人24小時在公路鐵路的涵洞、橋樑處站崗，在電網高壓線下值班，使整個河北如臨大敵，人心惶惶；全國各地尤其海外機構對一切奧運期間進入北京的人員嚴格檢查，控制外地入京人員數量，以至使北京地區旅館閒置，前來北京的航班減少，許多生意無法為繼，還有在北京的居民出行隨時有可能遭到盤查，坐車隨時被公路邊的公安上車來攔截。如此種種，使整個北京與周邊人們生活極為不便，嚴重侵犯到公民的行動自由。

中國當局為了他們設定的奧運目標而肆意踐踏人權的惡行，可能在人類奧運史上無出其右了。這種為了奧運的不擇手段由此可見一斑！

奧運前與奧運期間在國家主義與民族面子的大旗下，中國當局堂皇地高舉鎮壓的大棒而無所不用其極地來維護「穩定」，公然打著一切為了奧運，奧運壓倒一切的口號。如果說中國當局在奧運中為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奧運而做出了許多侵害人權的事，那可以用特殊情況下的特殊表現來開脫的話，那麼奧運之後中國無所顧忌的侵權行為就再也不能找到說詞了。

二、奧運之後的無所顧忌

中國當局在奧運之前與奧運期間踐踏人權的行徑，如果可以以為了奧運成功作為藉口的話，從奧運之後中國政府在人權方面的表現就可以看出這個政權的本性。

奧運之前與奧運期間中國當局抓押了許多他們視為可能對奧運穩定構成危險的人士，如上面那些依法申請遊行者與依法上訪維權者，如果說這些人可能對奧運穩定構成威脅的話，那麼奧運之後威脅就不存在了，那就應該釋放了。然而中國當局卻不僅不放，而且還紛紛將這些人處以勞教或判刑。

如河南劉學立，在奧運前被迫回到北京，準備依法提出申請遊行後，於8月7日晚上被北京警方與河南警方聯合從住地抓走，押回河南軟禁到奧運結束。按理奧運與殘奧都成功到輝煌的程度而結束，這些想在奧運申請遊行的人，應該再無遊行的機會了，那也就應該釋放了，結果劉學立卻在9月23日被河南崇縣公安局以擾亂社會秩序處以勞教一年玖個月。

同樣，從2008年4月被湖北恩施截訪人員從北京押回軟禁的王桂蘭，在7月29日被以接受外媒採訪為由刑事拘留後，到8月奧運結束時居然也被恩施公安以擾亂公共秩序勞教一年三個月。

還有福建維權人士紀斯尊先生，因在8月11日前往北京治安總隊申請遊行而被抓回後，一直關押到奧運結束，福建當局還編織了一個「涉嫌偽造公章罪」將他逮捕，目前正面臨被起訴審判。

對於那些在奧運前已經逮捕的人士，如陳道軍、黃琦，在奧運之後中國當局也沒有絲毫寬肴的跡象，只是將原本可能奧運前的審判推遲到奧運後來，以避開國際社會的關注。

尤其對今年7月1日北京青年楊佳到上海襲警案，在審理推遲至奧運後，居然公然違反司法程序公正，將楊佳母親關入精神病院，為楊佳指定公安局聘請的顧問作律師，一審秘密開庭，二審也沒有讓證人出庭，使整個司法過程存在種種違法情況。在此種種讓人質疑的程序下，居然上海法院還是宣判楊佳死刑。如此赤裸裸地玩弄法律，如此公然無視民意，如此藐視天下人的智力，上海公檢法可謂野蠻之至，完全將人命視同兒戲。

更值得關注的是，南京郭泉教授居然於11月12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拘，並接著掀起了一場全國性追查新民黨的運動，一些曾經僅僅跟郭泉通過電話的人因此被傳喚。

奧運之後中國對一批奧運前抓押人士的處理方式，及繼續抓押新的維權與異議人士的行徑，說明中國當局根本沒有因為奧運的所謂成功而緩解對人權的侵害，相反奧運的成功更增長了他們侵害的底氣，強化了他們鎮壓的意志。我們從那些原本放到奧運後作出處理的案子，最後都以最壞為結局的事實中，可以看到當局那種肆無忌憚的嘴臉。

為什麼中國當局奧運前以保奧運為藉口而不擇手段地侵犯人權，而奧運成功後，卻又反過來以沒有了奧運的壓力而變得無所顧忌地侵犯人權呢？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追溯到這個制度的本質上。

三、奧運對中國人權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中國當局奧運前的不擇手段與奧運後的無所顧忌，正是這個社會的本質特點。在後極權社會的中國，統治集團的政治理想徹底喪失，精神支柱完全物化，維繫統治的紐帶是動物性物資慾望與制度性犯罪成果共享！一個不容於正義、天理與人道的團夥，成為他們休戚與共的依託。江氏集團「我們都是同一條船上的戰友」的同罪相依原則成為這個統治集團的經典描述。在這種統治本質下，一切以鎮壓為維繫統治的唯一工具，鎮壓能力的存在與有效成為是否延續統治的唯一考量。所以鎮壓是它固有的本性，而一切掀起鎮壓高潮的口實正是鎮壓本性階段性的表現。事實上有沒有奧運，這個統治集團都會階段性地挑起其他鎮壓高潮的口實，如江氏時代鎮壓法輪功，毛氏時代鎮反、反右、文革，以及鄧氏時代的反自由化、清精神污染及八九屠殺，這都是一波波假想敵人，製造人權災難的鬧劇。

中國奧運會也只是這種鎮壓本性暴發的一個契機，所以無論奧運前還是奧運後，極權本性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侵權的習慣自然也不會有改變。按照當局極權統治思維，奧運前「為了保國家百年不遇的奧運大事而不擇手段是自然」，而奧運後卻換成「奧運都結束了，我們統治集團還怕你們民間什麼，鎮壓就更無所顧忌了」。由此可以看出極權統治思維是有事靠鎮壓，無事就更不怕採取鎮壓，總之一個思維就是依靠鎮壓。

在中共當局固有的鎮壓本性下，奧運這個事給中國帶來的具體影響以及從中可以得到的啟示主要可以歸結如下：

其一、奧運的所謂成功顯示了極權統治鎮壓的有效性。由此再一次堅定統治集團對固有鎮壓手段與鎮壓思維的信心與依賴。所以奧運後中共統治集團公然總結北京奧運非常時期的不擇手段方式，並意欲將之常態化。最近更得出中國未來十年將相對穩定的結論。隨著對統治力的信心，奧運後將一批如劉學立、王桂蘭、紀斯尊、陳道軍等人從重處置，就是這種對鎮壓力信靠的顯示。

其二、中國民間力量極其分散與乏力，難以形成有效抗衡強權侵害的防禦機制。奧運這種世界聚焦下的盛會中，中國民間沒有因此爭得更大空間，相反卻迎來了加倍的打壓，承受了加倍的損失。官權之所以能如此肆無忌憚地鎮壓，並且達到成功，就是因為中國民間還沒有形成自己成型的力量，沒有能夠有效的阻止防禦公權野性侵害的能力。中國社會目前反抗雖然是普遍的，而反抗的力量因為被沙化而變得無力。所以中國社會如何結成有效的防禦公權侵害的力量，這仍然是個極其艱巨、急迫而嚴酷的問題。

其三、人類是不長記性的動物，在僅僅一百年的奧運史上，人類為了眼前的歡娛而忽視了潛在的危險，對那種似乎為了世界奧運盛會外衣下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結缺乏起碼的警惕，進而到喪失人權標準來漠視、屈從、縱容那種侵權罪惡的存在。1936年柏林奧運會殷鑑不遠，但卻遺忘徹底，這是人類的危險啊！

歷史必將證明北京奧運是人類奧運史上展示人類共同罪惡的盛會，由此帶來對專制的強化必將深遠而持久地危害人類社會，這種毒害將從精神上的墮落──滿足於動物性的歡娛，到制度上的退化──回歸到尋求極權專制的合法性註解，最後必將導致人類共同付出不可估量的代價。

由奧運前後中國人權狀況我們應該認識到：一個公民社會的到來，是防止強權肆意踐踏人權的有效堤防，而公民社會的根本性標誌是公民自覺結成以防禦公權侵害為旨歸的團體，任何公民的意識最後應該體現在對自身權利捍衛的自覺上來。所以，為了防止中國人權災難的延續，中國公民自覺結成行動的團體已經是刻不容緩的歷史使命。

在公民社會沒有達到這種自覺情況下，一切所謂的如奧運之類的社會變革的契機都將成為極權進一步鎮壓的藉口，會成為一次災難的引爆點，而不是社會變革的鍥入點。

－－轉自《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