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去世的消息我是在北京到南昌的火車上得知的，而真正促使我動筆寫平素最不恥的“我的朋友胡適之”之類攀緣名流文字的動因，則是在南昌街頭無意間花六塊錢買到的一本1996年四川人民版的《巴金選集》第九卷，而之所以買這本書的原因則是爲了“補課”——在火車上看到一篇轉自10月21日《香港經濟日報》署名王璞的《獨一無二的巴金》文章中有一句“整整三代中國知識份子都是讀著巴金的書長大的。整整三代人，沒有一個初中以上的人不讀巴金的”。我雖不知不知所偶三代知識份子如何瓜分，可上學的時日確實過了上初中所需要的年限，而巴金的書真的又沒有讀過，但我又不是那種“隔山望見兔”式的對自己不曾感知的事體大嘴一咧張揚狂噴的人。比如前一段時間，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去世後，一口一個“紫陽”，仿佛死的是他家隔壁二大叔似熱絡的那夥人。

我這個年齡沒有讀過巴金，可能和我的心性有關，在1980年代初讀書時，要考現當代文學史，老師們總要求背革命作家“郭（沫若）、老（舍）、曹（禺），魯（迅）、巴（金）、矛（盾）”們的生卒年與主要作品而刺激了我的逆反，更讓我受不了的是當年不時出現在報刊上巴金和冰心兩個“世紀文學老人”弟長姊短的煽情，特別是他在那部“蘸著自己的心血”寫成的被譽爲“一個偉大靈魂的思想懺悔錄”的《隨想錄》中將自己身受其害、妻子死於非命的那場慘烈的祸害我們這個種族十多年的真正“史無前例”、而我們誰也不敢武斷的斷言不會“後有來者”的“文革”，用“十年一夢”的文學詞藻來“昇華”，令我更加明白了他“參加了新的隊伍”的底色。我對過去坊間流傳的“巴金不如鉑金，冰心不如點心”一直不能苟同，因爲以文字貼補家用的我，對能認真寫一萬個以上誠實漢字的人，都保持應有的尊重！

再回到爲巴金晚年贏得巨大尊重和聲譽的兩館——“文革紀念館”與“現代文學館”，前者（包括他對“文革”的一些反思文字）實物不甚了了，而文字又大都限於在道德層面上的太極推手，而鮮有制度性和歷史淵蔽的探究，而以無政府主義立身且有煌煌1300萬漢字創作與譯作的巴金，我想其見識不會僅限於“‘文革’把人變成獸”此等情緒化的文字。我以爲這與他將藝術作爲改造社會的工具的創作前提不無關聯，現錄我新買的“選集”中的幾段文字：在書名《新聲》的序中，“我過去的調子，不說今天的讀者不喜歡，連我自己也受不了。……走上了新的道路，參加了新的隊伍”；“毛主席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這本天才的著作，任何時候都是我們的指路明燈（同書“作家的勇氣和責任”1962年）；“今天在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五周年的時候，我又回顧了這一段痛苦的歷程，我真是萬分激動。“講話”震撼了我的靈魂，給我指明了金光大道。（1977年5月18日《一封信》）”，此類文字在這本選集中不在少數，而對於這篇像緊箍咒一樣捆綁並遺害中國文壇幾十年的《講話》，早在1957年非常年輕的黨員作家劉紹棠都曾提出過質疑，而大師巴金在1977年仍“靈魂震撼”！

在這本長達690多頁厚的書裏，目錄中以《黃文元同志》中的“同志”二字爲尾碼的篇目竟占三分之一左右！且不說以同志頻繁的作爲題目的文章是否有美感，僅以字面意義我們就不難有一個價值判斷，這正驗證了黃宗江在《祭吾師巴金》一文中的“我向江南（越共詩人）偶然而說起，巴金不是中共黨員，他嚴肅地說：這樣的人在越南早就入黨了，聽你說了，我更尊敬中囯共產黨了！”關於巴金的同志哥身份，不但趁著這場“喜喪”的盛宴在媒體上大肆饕餮著各自欲念的中國作家們忽視了，就連資訊資源相對自由的諾貝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和金庸兩位文人，也都分別以“先生的《隨想錄》樹立了一個永恒的典範”和“巴金先生的正直精神永遠是我的激勵”來悼念。我真不知是我過於刻薄還是中國式的“人死不言過”屏閉了這些如此明瞭的常識？！但我們應該明白一個事實，巴金先生是死在了“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爲指導，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等爲宗旨的中國作家協會最高長官任上的作協主席！雖然他也講過“長壽是一種懲罰”，但一個人只要主觀情願，我想是有辦法決定自己行爲能力的。

而作爲後者的“現代文學館”，只不過是爲當局首肯的作家們身後謀了個豪華的雜物儲存間和親爹死了都要躲避（見《浩然口述自傳》）的文學食客舒乙們，謀了一把旱澇保收的鐵杆莊稼或者計劃經濟的獨奶頭，同時也正是這家“現代文學館”，卻把已經分配到此的巴金先生的那位嘗試著要寫點真話的小老鄉余傑拒之門外，儘管講真話也是巴金晚年的又一重要倡導！

另外，在巴金先生“揪出示衆的首先是自己”的懺悔中，做爲當事人臨死都疏露了一點——那就是向北韓民衆懺悔道歉。因爲北韓民衆目前足以用“水深火熱”定義的生活是舉世共睹的，在人口只有南韓一半而國民總產值卻只有南韓十分之一不到的北韓，據援助組織“世界觀察”公佈，僅1977年，就有占總人口15%的北韓民衆已經死于當年6月份以來的大饑荒！而僅一線之隔的南韓，不但娛樂業在大陸韓流滾滾，而且民衆的富足生活也令我們正在“奔小康”的國人豔羨。而造成這種天壤之別差距的主要原因，則正是50多年前那場至今仍令憤青們血脈卉漲的“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紅，爲和平，保家鄉”的抗美援朝戰爭，且不說過去這場戰爭隨著蘇美兩國檔案的解密，使得一直被“保家爲國”光環籠罩著的虛幻開戰原因洞穿，也不說這場戰爭把中國打出國際大循環整整幾十年和的慘重傷亡，僅給朝鮮民衆直接在同一民族中催生了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近而推演成如今南北韓各自的現實，在我所感知的範圍裏，沒有一個中國人爲此向正在深受其害且苦日子遙遙不可期的北韓民衆道歉、懺悔！

從這本選集中不難看出，巴金先生在“文革”前的十幾年的作品，主要是爲這場戰爭嘔歌，比如收在這本“選集”中就有：《平壤，英雄的城市》、《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歡迎最可愛的人》、《軍長的心》，而由其小說《團圓》改編的電影《英雄兒女》在中國可謂真正意義上的家喻戶曉！巴金先生做爲一個赴朝慰問團的團長，當年“一手叉著腰，一手有力的揮動著在朝鮮戰場上大講‘知識份子改造問題’和‘如何過好三大關（見《在朝鮮戰場聽巴金演講》方文豪）”，而據上海作協陸正偉介紹：前些時候，在病床上一邊吸氧，一邊完整的看完了《英雄兒女》，巴金的神情十分專注、認真。這便是被中國作家協會譽爲“作家的揩模，人民的良心”的巴金先生！

願巴金先生已升入天堂的靈魂（由於大家都在講他的善良）諒解我的刻薄，由於沒有通讀巴金先生的作品，我沒有資格對他的文學成就說三道四，在這裏我不是在討論一個普通人的道德狀況，而是在對一個被定義爲“‘五四’時代最後一位大師、傑出的思想家、人道主義的倡導者和中國文壇的符號和象徵”的公衆偶像人物發些個人淺見，而依照西方的慣例，對公衆人物的評價的尺度可異與常人。幸好巴金先生也曾有過: “我不需要悼詞，我都不願意聽別人對著我的骨灰盒講好話。”的言說(見《隨想錄·大鏡子》)。

由於“巴金是中國作家的一面旗幟”（王蒙語），而傑出的作家對於一個種族而言無疑是精神的標幟。那麽我們就應該選擇一個能與之匹配的旗杆，切不可在一捆筷子裏拔根稍高些的來填充。因爲筷子的用途只能是夾菜夾飯且筷子也沒有生長能力和生命基因。如果眼下沒有什麽來支撐旗幟，我們可以種下一顆希望的種子，等它生根發芽，一天天的長大……

【编者注】作者简介:周勍，陕西西安人，作家，民俗研究与口述史学者，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先后就读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和西北大学作家班。曾因参与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被判刑两年，服刑期间因“认罪态度恶劣，抗拒改造”等罪名加刑8个月。出狱后继续写作，曾任西安仓颉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故事报」总编辑。先后出版《终南山的传说》（1985年）、《都市的诱惑─脱离户籍女性访谈录》（1988年）、《走不出的圆圈》（1995年）、《国内流亡》（2003年）等著作。2004年其著作《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透视》刊载于内地「报告文学」杂志同年第9期。2006年9月该作品夺得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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