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有些人覺得我把四、五十年前的歷史拿來說幹什麼？簡直就在鑽故紙堆，一切應向前看。我的回答是：批評當下固是必須，但回溯當下的現實之淵源，其間的承接傳遞，可以更立體更豐富地看清當今政權的本質。有人說毛已經過去，已沒有什麼威力，那是小看歷史對於民族和個人在其間的影響——無論正面還是負面——你看今天重慶還在為塑一座全世界最高最大毛澤東塑像而耗費民脂民膏的時候，你就知道什麼叫借屍還魂。毛澤東活著的時候奢靡的帝王生活（當然無法與今天的一些貪官比，只因物質條件不同而已，其本質無什麼太大差別）。你硬看他某衛士的回憶及家人的說辭，說他清正，那當然是你的權利。我不說批評他的都對，但請掌握一個規律，任何人特別是公共事務中的政治人物，當只有或者只允許一面之辭的時候，你要特別小心，為其間的真實性打上問號，這是一個看待歷史與人物應備的「小心眼」。
另外一些人覺得我說毛澤東的「壞話」——說實在的，不是我說他的「壞話」，而是他做的事情擺在那裡，想為他說他所做的諸多壞事是好事也難——毛的陰鷙毒辣，我讀盡二十四史，沒有任何一位帝王可與之相比。而且他毫無定則，沒有定準，有奶便是娘的實用主義於他的著作(講話)，特別是公開的著述（講話）中非常氾濫。以前讀過毛選，近來準備把他不同版本的東西，慢慢閱讀下來，以便能更為準確地體會他的「思想」。最近讀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他在蘇聯蘇維埃紀念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的講話，以及他對蒙古革命黨代表團的講話，你可以看得出前恭後踞，這些是需要比照當時的歷史環境而細細咀嚼的。毛及共產黨把蒙古自一九二一年開始擺脫中國的獨立視為當然的擺脫封建的桎梏，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視為對他的幫助（請參看六十年代他對田中角榮的講話），他哪裡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他只不過是個損國家公義而肥黨派私利的惡人罷了。共產黨今天的台灣政策何嘗不是如此呢？前兩天香港練乙錚先生談台灣政策時清楚地表明瞭這一切，他們為了黨派私利，白白地放棄掉對台政策的大好機會。有人說，清理分析毛澤東對瞭解今天的中共沒有好處，我隨便挑幾個問題，就可以看得出官方在骨子裡面所承載的毛之深刻遺傳。
四九年後在中國大陸所產生的災難，別說普通民眾是一筆糊塗賬，就是許多知識份子又知道多少？別說一般的知識份子瞭解不多，就是一些自詡吃中國當代史飯的所謂學者，由於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們又瞭解多少？災難不是一堆乾癟枯燥的數字，不是可以隨意加省略號或者用大約是多少這樣輕描淡寫的做法，所能鉤稽出其間的苦難艱難於萬一的。有人說我對共產黨有偏見有仇恨，我既無偏見亦無仇恨。我並不認為只有共產黨才專制才獨裁，沒有制度制衡，沒有真正良性的競爭，任何比共產黨好聽的黨都會犯獨裁專制的毛病，這是人性的侷限所必然導致的。這就是為什麼布希總統在捷克的講話中，要強調民主自由之制度比許多偉大的發明更為偉大的原因。如果真正有良好之制度約束，我不在乎是共產黨還是什麼黨來執政，因為這是選票的結果。即令共產黨民選上去後舊病復發、惡性難改，也有在野黨，也有公開獨立之傳媒，也有公正獨立之司法在其間起著良好的制衡與調節作用。再不濟，也可以在四年之後的票選之中將其和平地選下臺。總之，不是什麼黨壞的問題，而是沒有制度約束的共產黨展示其壞的功夫、能力或者說機會太充足了，讓人把共產黨這個名字似乎與邪惡並稱，事實上任何政黨都需要良好的制度約束和不懈的競爭對手。
毛澤東的講話中有幾個特點。一是特別喜歡搞二元對立和階級鬥爭，搞對立樹立敵人是毛澤東的長項。毛澤東一生不僅喜歡真正的鬥，而且喜歡和子虛烏有的影子鬥，使追隨者陷入一種無所不在的、不能揣測透的恐懼中。其次是喜歡分派別。常說的就是有人就有左中右，似乎人與人之不同，只是因了這些標籤，至於其是否是鮮活的個體，有血有肉的生命，那不是他喜歡管的，喜歡去體會與分析的。有時想起毛澤東這樣的人也真夠可憐的。其三，就是他喜歡玩「政治數學」。這個政治數學的搞法，在今天就反映為統計局的按政治需要的統計數據，比如為了穩定而報出來的虛假的GDP增長和永遠沒有爬升的CPI數據，更有一直在警戒線之內的基系尼數。至於說各地的官出數字，數字出官，那更是毛澤東「政治數學」在許多官員實際工作中的具體運用。毛澤東「政治數學」常用公式是百分之九十是好的，其中百分之十是堅定的，百分之八十是可以爭取的，只有百分之幾頂多百分之十是必須打倒的「反動派」。表揚少數，拉攏多數，孤立少數，是他的一貫策略。中國的人口基數大，就是百分之十的在他看來欲除之壞人，也夠驚人的，何況不少時候還遠遠超過此數。歷來的政治運動中，不知冤枉死掉了多少人，有多少冤魂和苦難的家庭至今難以平復。
下面一段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二月所寫的一段批示。這個批示的背景，是毛聽到了蘇共二十大的報告之後所做出的反應，他開始擔心黨內有人像赫魯曉夫批判史達林一樣來批判他，因此他對殺人有取一種相對於前一段或者上幾年較為穩妥的策略。毛澤東這個時候在警覺的試探中，包括一九五七年的假意不當國家主席（陳叔通、黃炎培還阻止還勸進，真是太「配合」毛澤東了，黃先生十幾年前在延安與毛談週期率時尚較睿智，自然也有受惑），都是毛一貫試探追隨者的方法。殺人當然不是隨便殺，當然不根據獨立的司法，公正的審判，可靠的證據，而是根據毛澤東及官方的計劃。殺人在他們看來不是一件殘酷而需謹慎的事，殺人只是與五年計劃一樣的宏偉計劃的一部份罷了。毛這段話意謂著去年是在隨便捕殺的，可殺可不殺的也殺了。好像中國的罪犯是按毛澤東的意願而生活的，毛叫他們去犯罪，他們就去犯，毛叫他們收手他們就定止不動。犯罪完全憑毛的意願，殺人也只一樁有計劃的殺人遊戲。殺人不只是根據毛的喜好，而且是根據形勢，當然不會按照證據或者法律。不過殺了以後，實在要對外公佈，那是不難製造依法審判的假相的，捏造證據、寫出符合毛意的案卷算什麼難事？這實在是小菜一碟。下面一段話是毛澤東對廣東省委一九五六年二月關於當前社會鎮反工作意見的報告的批語，同月二十九日將此廣東省委的報告轉批上海局、各省市委和自治區黨委。此段話選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P45，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
「可以肯定地說，今年捕人的數目應當較去年大大減少，只捕少數非捕不可的人。殺人的數目尤其要少，只殺極少數非殺不可的人。今年三月底中央公安會議的時候，應當根據新的形勢，重新擬定一個計劃，報告中央再審。」（《對中央轉發廣東省委關於鎮反工作報告的批語和修改》（一九五六年二月））
2008年10月30日8：52分於成都，時在雨中。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