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香港半島與中國有著十分獨特的關係。無論是在地緣或是文化、政治意識上，無論是人呼吸的空氣還是飲用的水，這特別行政區都無法擺脫如影隨形的、崛起中的大國在它身上投下的巨大陰影。

一九九七年，回歸在即，人們站在尖沙咀碼頭想像來自中國的君父乘坐在巨艦上，從遙遠的海口沿維多利亞港灣駛入，把香港接收。每個人都明白，鉅變即將來臨。然而沒有人預見七一的百萬人大遊行；沒有人預見十年後，中環法院前的欄桿上綁滿了抗議的布條，有人長期絕食，身上是控訴的黑字。沒有人預見他們將失去充滿了記憶的中環天星碼頭。

當具有強烈歷史感的中環碼頭在數十天的激情抗爭之後失陷，這屬於集體記憶的碼頭消失在冰冷的臨時工事牆後。以往躺在大棚子下等待遊客的黃包車伕渺無蹤影，不久，賣涼水、紀念品的老建築、海水一波波沖刷纜柱的舊址上將高高昇起一列豪華的玻璃大廈，以填滿中國高幹們越來越大的錢袋和胃口。

當京奧火炬在香港點燃，抗議的聲浪被削到最小，馬路邊，人們揚起紅旗吶喊，在這個時刻，中國終於讓他們再度感到自豪。而在維園，每年的六四燭光悼念會依舊是這樣：黃昏時，離追悼會還很早，四面八方走來了步伐堅定的人群。這些人心裡明白，在奧運熱烈的表象下，是對西藏、對信仰者、對人民更為殘酷的傷害。

回歸後，香港成為一個特殊的深度殖民場域。一方面，香港人在心理上逐步從英國殖民者一個半世紀以來打造的，雷同於范農（Fanon）經典分析中的被殖民者心態脫離，另一方面，（後）極權中國與日俱進的深度控制加深了人們的無力感。在這所謂的後殖民時代，香港人的焦慮及新舊交織的創痕還未被世界清楚地瞭解。

從整體上來說，高度成熟的經濟發展、雙重殖民的處境構成了這世界良港的深層心理結構。對於香港知識份子，回歸以來，在努力反省自己的被殖民者身份並重寫殖民史的同時，不得不在歷史的衝擊下急忙對來自於中國的極權意識形態展開抵抗。

一個多世紀以來，殖民者的意志深深植入香港人的潛意識中；這一難以磨滅的歷史背景，可以想見，增加了新一輪抵抗的艱鉅。十年來，這悲壯的抵抗在不斷的摸索、突圍下艱鉅依舊，而香港人的集體記憶被粗暴地移去、雙普選的遙遙無期，突顯了這一抵抗的挫折感。

在北京的遙控下，香港人如何堅守自己奮鬥而得來的民主意識？在國家機器灌輸的意識形態、消費文化潛移默化下生出來的政治冷感之間，哪一個更是人尋求自由和力量的屏障？隔著一條河，香港人如何堅守自己的意志而不為中國的特殊國情污染？在這樣近，而又這樣遙遠的世界和祖國之間，香港人的思維更接近哪一個？

一、獨立思考的真義

一直到他從中大退休後，分析邏輯教授李天命在香港學子之間享有盛名，並以他獨特的行文風格淡化了哲學與流行文化之間的分野。在香港一地，他被冠以「哲學家」的稱號，並在其學術生涯中致力於宣揚語理分析與獨立思考。

一九八七年，在一場名為「相信神的存在是更合理嗎？」的九月辯論中，李天命打敗了來自加拿大的傳教士韓那。多年來韓那在世界各大學巡迴辯論，唯有在香港中文大學，他被判為了敗方。對於李天命在辯論中引用的，關於上帝與石頭的中世紀全能悖論，韓那含蓄地說：「我不認識哪個近代哲學家會用它來反駁神的存在」。對於李天命緊抓邏輯不放的詭辯策略，韓那抗議：「問題不單只是否合乎邏輯而已，我採訪不同的大學，不是為了玩玩邏輯上的遊戲。」

最終，韓那敗在李天命教授獨特的邏輯遊戲之下，敗在三百名中大學生的判斷之下。

二零零一年，港府受命於北京，準備對法輪功展開打壓。九月，李天命在《明報月刊》上發表了「思方拆土輪」（後收入李著《從思考到思考之上》），對《轉法輪》一書進行「拆解」。在序言中，他直言法輪功「極其謬妄的思想產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除了在「行政措施」外還得「在思考層面」上來破解。他自我期許地說：「此之謂『獨立思考／批判精神』的體現」。

李天命不可能不知道這篇文章的作用。在過去，他對政治語言的批判停留在抽象的語意分析上，卻對敏感、切身的問題避而不談。這，我們可以瞭解，與香港在長期殖民下養成的政治冷感不無關係。然而在這裡，李天命卻與政府同謀，即時提供了在「思想層面」上對法輪功的重量級攻擊。很快，這篇長文登上了大學的殿堂，並在學子中間形成難以磨滅的影響。揚言批判精神的李天命，我們看見，是甘心替極權效命的一位文人。

李天命的「獨立思考」戴上了反諷的面具。對於深受李氏影響而不曾視破真相的人，這面具是有危險的腐蝕性的。生活在中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一個知識份子如何對待政治不但顯示了其人格特質，長遠來說，更決定了香港能不能保有它自英殖民時期以來一路為之奮鬥的主體性。由於法輪功是中共宗教迫害的聚焦點，也是當代中國黑暗的核心，對於法輪功的態度是今天探測一個知識份子良知底線的基石。

對於打壓法輪功的政策，香港宗教界的反應無疑是更合乎倫理的。二零零一年，在民政委員會為打壓法輪功政策而召開的會議上，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代表一致決議：對宗教自由的捍衛高於一切。兩年後，香港人堅拒二十三條而走上街頭的精神和這一宗教界的決議遙相呼應，呈現了香港人拒絕彎折的自由意志。對照之下，高舉批判精神的李天命匆匆提筆而就的「思方拆土輪」不免啟人疑竇：這，難道是這位分析邏輯教授護航北京的方式？

讓我們提醒彼此：「沒有人該對別人提出反對，也不該以侮辱的語言互爭。反之，我們卻應細心而深切地尊重他人的心靈自由。」（威廉詹姆斯，《信仰之意志》）無論我們對法輪功持什麼態度，信仰自由是現代社會運作的必要機制，人權具有界定性意義的一環。迄今為止，法輪功修煉人遍及數十多國，只有在中國遭受了殘酷的鎮壓。即使僅僅出於好奇，我們是否該問：「在中國和世界之間，出現了什麼差距？」

在這一背景下，把法輪功在中國承受的迫害以「行政措施」四個字輕輕帶過，表露了李天命對真相的缺乏認知，以及他對自己的時代缺乏作為一名知識份子所應有的關注。同時，這篇長文侮辱式的行文更顯示了李天命對於法輪功的非理性態度。（待續）

──轉自第88期《新紀元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