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6日凌晨，在出席了8月4日及5日的東京「全球支持中國及亞洲民主化論壇」大會之後，我和楊建利以及來自多倫多的逸君，由日本的民運朋友方仲寧送往機場，分別搭乘飛機去香港。在機場分手時，楊建利和我們約定了抵達香港的聯絡方式。
8月1日，民主中國陣線主席費良勇和秘書長潘永忠到日本開會，途經香港停留，被阻止入境並被關押25個小時的事件，讓計劃在8月7日及8日北京奧運開幕之際，到香港出席「公民行」活動的民運朋友們都多了一份憂慮。
那天，香港刮颱風。我和逸君經台北轉機去香港時，不得不在台北機場等了十個小時。其間，我致電在香港的朋友，知道楊建利和從美國抵達的汪岷已經被香港入境處攔截並拘留。汪岷在香港出生，有合法居住權，竟也被阻止入境。從美國抵達的全美學自聯主席周建則當即就被遣返回美國了。周建太太是香港居民，家就在香港，竟然也是有家歸不得。
我和逸君在晚上10點才登機飛香港，抵達時已近午夜零點。逸君順利過關，我則被拒絕入境。
我被帶到入境處一個房間，房間裡有五六名辦公人員和幾個遭核查的人士。一進門我就大聲說：「我知道在我之前已經有好幾位朋友被你們拒絕入境了。你們這麼做不覺得羞恥嗎？作為香港人，你們覺得香港還是香港嗎？你們是在執行香港當地的法律嗎？你們是在直接執行共產黨的命令」。辦公人員都不講話。入境處官員前後問了我幾次話，態度都算平和客氣。深夜一點多，一位女官員對我說，決定把我連夜遣返回台北，因為我是從台北過來的。我知道香港當局希望盡快遣返我出境。我表示，我需要找律師。入境處官員要求我立即找律師，但是當時已經是深夜。此前我已經得知，香港民主派議員及其他人權組織領袖，面對輿論一面倒的北京奧運，少有願意為民運人士遭拒絕入境出面說項的。只有何俊仁律師和梁國雄一直在奔忙。當天，他們在入境處為楊建利、汪岷的事忙了一個下午。我實在不忍心再去勞煩他們，但又不知如何是好。於是，我要求和在入境處拘留的楊建利通電話。香港機場入境處幫我接通了電話。楊建利建議我等到第二天一起去台北，因為他已經要求香港方面同意不遣返他去東京，而是讓他離境去台北。
但是當我說明需要等到第二天再接受遣返去台北的意願時，入境處官員卻和我動起氣來，表示，已經安排我立即離境。於是，我也強硬起來，要求他們給出一個不讓我入境的理由。女性官員說：「是移民方面的原因」。我說：「讓我們都坦誠一點，什麼叫移民的理由？我有什麼移民的問題？我難道是偷渡來香港？我也沒有任何犯罪記錄，我持加拿大護照，不需要簽證，我有什麼移民的問題！」我表示，不接受立即遣返。對方不說話，我接著說：「不就是因為奧運嗎？現在你們是在執行北京的命令。香港所謂的一國兩制，你們覺得還有任何希望嗎？」
這位官員出去了一會兒又回來說：「你現在不走也得走，因為你沒有權利選擇，我在跟你談法律。「我按捺不住大聲說，」你還好意思跟我談法律！告訴我你依據了哪一條法律？楊建利拿的是中國護照，你們不讓他入境，也把他扣在這裡，要把他遣返出去。「她說，那你說怎麼辦？」我說：「你們可以就把我抓起來送給中國大陸政府，你們或者用槍把我押上飛機。96年我回大陸他們就是這麼幹的。」這位官員小聲說，我們是不會這樣做的。我說：「看來香港執法人員還是比北京的更有素養。」
前後交涉了幾次之後，他們決定留我在拘留室，第二天再去台北。但是又讓我簽署一份保證書，保證第二天楊建利如果不被遣返去台北的話，我也要接受遣返。我堅決拒絕簽署這樣的東西，並感到有些怪異。那位官員很生氣地說：「不能什麼都是你說了算！」我說：「不讓我入境是你們說了算的！」過了一會兒，我轉換了和緩的口氣說：「我並不想給你們找麻煩。奧運原本應該是一個體育盛會，是老百姓都能參與的喜慶的活動。現在北京奧運會已經讓北京成了一個軍管城市，連上海地下鐵所有的商店都被要求關門。共產黨把所有的人當成它的敵人，現在是把你們當成槍來用。你們這樣做，是在一步步放棄香港的自由空間和民主化，以後你們怎麼面對你們的後代？如果香港真的變成和大陸一樣的專制體制的話，你們怎麼對得起你們的後代？」
入境處人員把我送到拘留室已經是凌晨兩點多了。我在拘留室過了一夜，還發生了我服用慣常吃的藥物讓拘留室官員大大緊張了一個晚上的趣事。7日早上，我在拘留室的廳堂裡見到了楊建利，我們一起吃了他們提供的早餐，並商議了下一步的做法。我告訴他前晚入境處要求我簽署保證書，可能他們已經接到北京的指示，受到新的壓力，不讓楊建利去台灣。楊建利說，他已經明確表示過，或者讓他入境大陸，或者放行他去台灣，要遣返他去東京除非把他架上飛機。果然，香港當局已經推翻前一天與楊建利及何俊仁律師一起達成的協議，不等楊建利的入台證，而是決意將他遣返回日本東京。
期間，拘留室人員讓我給加拿大駐香港領事館回了電話，因為領事館一直在詢問我的情況。領事人員告訴我，香港當局已經安排好10點25分的班機遣返我回台灣。入境處和海關七名男女官員帶著我到閘口登機，一路上，我不停地對他們說：「我可以體會你們作為香港人的無奈。香港原本有一定程度的民主自由，我相信你們現在也覺得不舒服，全都要聽命於北京政府的，根本就沒有什麼所謂的’一國兩制’，你們這樣做是在摧毀你們原來的制度，你們怎麼對得起你們子孫後代！如果香港真的有一天變成了中國大陸那樣的專制統治的話，你們怎麼樣對得起你們的孩子！」沒有人回應或反駁我的話。倒是一名階層高的官員說，歡迎你聖誕節來玩。
登機前我想到自己隨身帶有一本剛剛出版，八月八日將在香港上市的我的文集《敵對抒情》，我把書送給了押解我的官員。
到了台灣，由於連續多天的勞累和顛簸，一下子病倒了。後來才得知，楊建利隨我之後被強行押上了從香港飛東京的飛機，不但如此，當局將他的護照和機票交給了機長，他一直被押送到美國紐約，在東京停留時，還有四個人看管他。
八月九日，大部分參加港台公民行的民運朋友都抵達了台灣，我們出席了當地舉辦的公民行活動。但是，其中在香港出席了公民行的民主中國陣線澳大利亞代主席張曉剛，和獨立中文筆會翻譯委員會召集人、作家阿海，卻被阻止再次入境香港。張曉剛經過數小時的據理力爭，香港當局最終同意讓他直接回澳洲，而不是被遣返回台北。而阿海，則不得不請在香港的民運朋友黃元璋專程將他放在香港的行李送到台北，再另外購買一張從台北經泰國的單程機票回德國。
香港政府在北京奧運期間阻止海外民運人士和異議作家等入境，再次證明香港所謂的「一國兩制」的虛偽性。當然，我從來就沒有相信過毫無理論立足點和實施空間的「一國兩制」。
記得1997年7月1日，世界各地的華人歡慶香港回歸中國，許多人為鄧小平提出的偉大設想「一國兩制」而歡欣鼓舞、興奮莫名。加拿大當地的中文電視台在直播歡騰的遊行人流的同時連線採訪我。我提出了以下幾點意見：「’一國兩制’是中國人的恥辱，不是中國人的榮耀。首先，鄧小平提出這一國策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憲法大綱規定：’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管多麼特別，它的基本法，也不能違背一國大法–憲法。」要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除非中國修改憲法，取消「四項基本原則」。所以，’ 一國兩制’只是共產黨要拿回香港的緩兵之計，是騙局；根本不是什麼偉大的、天才的設想。由於香港基本法和中國憲法相違背，因此基本法沒有實施空間，必定因為和憲法相牴觸而處處碰壁。
而且，既然中共拿同意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作為條件，換取香港人民同意回歸。說明，中共非常清楚資本主義制度優於社會主義制度，是受到人民喜愛和符合人民福祉的制度。所以，’一國兩制’是對中國大陸人民的嚴重歧視。中國政府准許曾經生活在殖民地制度下的香港人民享受資本主義制度，而不准許一直在自己統治下的人民享有同樣的制度。這是對自己人民的極大歧視和侮辱。
自然，我的意見不但被鼎沸喧騰的狂歡聲淹沒無蹤，我更被甘心被專制統治，寧願申請簽證去中國領土-香港的人們罵成漢奸。現在，北京奧運的盛宴狂歡，讓香港人也適應了暴政的恩典和專制的榮耀。
2008年9月4日
－－原載《動向》2008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