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清晨，當曼哈頓島在地鐵低沉的轟鳴和街道上的車水馬龍中漸漸甦醒的時候，數十名中國留學生和海外藏人學生來到了坐落在繁華的42街上的凱悅酒店（Grand Hyatt Hotel）。我是其中一員。此前幾十分鍾在地鐵裡我都戰戰兢兢地擔心一本正經穿起的西裝是否已被擁擠的人群弄得狼狽不堪，然而到達酒店之後我驚奇的發現其他女學生們都換上了鮮豔的裙子或者旗袍，藏族同胞們更是穿上了他們的民族服飾。我們此行並不是為了一場演出，而是即將會晤達賴喇嘛，以作為努力探索西藏未來的一部分。
今年春天，雪域高原的動盪使得很多中國學生迫切地認識到漢藏兩族人民彼此瞭解、交換視角和感受的重要性。儘管在紐約Hunter College學的是英國文學專業，我在兩三年前閱讀中國學者王力雄的《天葬》後便對西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推動這次活動的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孔靈犀曾在4月見到過達賴喇嘛，並在《與達賴喇嘛單獨會談》一文中描述了很多我在國內的媒體中沒有讀到過的視角——比如曾經尋求獨立的達賴喇嘛在1988年公開放棄獨立、尋求自治的中間路線的事實，比如達賴喇嘛和孔靈犀同學一同緊握奧運襯衫時支持北京的堅定話語，比如達賴喇嘛對較為激進的藏青會的尖銳批評和與藏獨派別旗幟鮮明的不同立場等等。在海外生活多年，一方面，我在西方媒體的畫面上看到他那打動海外無數男女老少的微笑、在報紙與網站上讀到的是他聲明放棄獨立的主張，一方面我卻又在新華社的網站看到評論員慷慨激昂地抨擊「達賴集團」的種種「陰謀」。他真的是數次改變自己的立場、出爾反爾的小人嗎？他真的是一個「披著狼皮的和尚」嗎？他真的在大力鼓吹所謂的「大藏區」，意圖將佔中國版圖四分之一的神聖國土分裂出去嗎？帶著這些疑惑，我希望一探究竟。
八點三十分，在達賴喇嘛駐紐約代表的帶領下，我們來到了樓上的會議室，而達賴喇嘛已經在穿堂中等候，帶著爽朗的笑容，親切的和每一位學生握手，接受我們獻上的哈達。這讓我想起在小學，慈祥的班主任教導我們不僅要尊重不同民族的風俗和禮儀，更要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明亮的會議室中，達賴喇嘛和藹地招呼我們，同我們圍繞著茶几坐成一圈。在孔靈犀同學簡短的介紹之後，達賴喇嘛首先感謝了我們的到來，表示雖然和中國政府的交流不盡如人意，但他對中國人民的信任卻絲毫沒有動搖。他還說，儘管中國大陸媒體將他「妖魔化」，說他是「披著袈裟的狼」，但是就他個人而言，作為一名佛教徒，這些誹謗反而能夠鍛鍊他的忍耐和憐憫心。但是真正讓他在感情上難以接受的，是每當想到「如果百萬中國百姓和佛門子弟們」都對他懷有敵意的話，他不由得「……感到悲傷。我總是希望能夠在精神領域上面幫助他們」。
達賴喇嘛一生致力於推進人本理念和和諧社會的信條。作為一個佛教領袖，他也非常讚賞中國的儒家學說，因為儒家學說所著重推廣的家庭倫理觀念同樣強調這些向上的社會價值。「然而，」他說，「中國現在非常缺乏這種價值觀。」在對中國在經濟方面取得的重大發展加以肯定的同時，他指出，中國社會缺乏的是一種對人性價值的普遍肯定，而精神生活的匱乏導致了人們缺少自我約束力，乃至於產生諸如腐敗，貧富懸殊等等社會問題；缺乏公開媒體的體制則更是為這些問題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溫床。他說，「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出家比丘，想要造福於中國人民，想要幫助他們瞭解什麼才是生命的真正價值……然而，如果中國人民現在認為達賴喇嘛很壞，是『活魔』，這讓我遺憾地感到，或許我能為他們效勞的機會在越變越少。」
放眼未來，他把希望寄託在了年輕一代人的身上，因為西藏的未來並不屬於他自己或現在的政府領導人，而屬於更懂得交流、溝通、合作的漢藏兩族未來主人翁。在他眼中，一個尊重普世價值的中國是包括漢、藏在內的各族人民為之奮鬥的共同目標。因為只有一個真正開放、人民享有法治與言論自由的社會，才能夠妥善處理各種民族問題；他還表示在退休後願意與全國人民一起為中國的社會與政治體制進步而努力，因為，民主與法治是解決當前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最佳選擇。
達賴喇嘛說，「現在唯一的希望是像你們一樣年輕一代思想開明的漢人。這是我們希望的基石；同樣還有年輕一代的藏人，你們是西藏未來的主人翁。」他又特別叮囑在座的藏人學生：「不論你們喜歡不喜歡，（漢人和藏人）都要好好生活在一起，把任何族裔都當成兄弟姐妹般對待。」達賴喇嘛還說，漢藏兩族人民是好兄弟、好鄰居，相互間體諒與理解是和睦相處的前提。他認為年輕人往往有著自由的思想以及更好的理解和溝通能力，對於自由平等的價值也有著更深刻的認識，因此他相信關於西藏的一系列複雜的歷史遺留問題會在我們這一代人得到解決。
那麼，到底什麼才是關係到西藏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問題呢？由於達賴喇嘛先前反覆提到西藏文化的保護，我想這也許是他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吧，於是問到：「從剛才您的話聽的出來您十分重視傳統和人文價值，因此我想請問在您對保留西藏傳統文化所做的努力中，有哪些成功與失敗？哪些方面是您覺得最困難的部分？」
達賴喇嘛說，在中國以外的區域，他所做的努力主要是保存西藏語言文字，在印度流亡藏區他們要求為藏人建立獨立的學校。他把目光移向了在場的藏族學生們，問他們在哪裡出生。「印度。」「尼泊爾。」「紐約。」「新德里。」流亡藏族學生們紛紛回答道。
「這就是我們的年輕一代」，他說。流亡藏人們從生下來就從未親眼看到過西藏，但是西藏的精神在他們身上非常強大，並且，由於免受政治干預，他們所受的藏文化教育在總體上要比國內的藏人所受的藏文化教育更為完整和系統化。「另一方面，是寺院。現在在印度，藏傳佛教的寺院體系已經很好的建立起來了，因此很多從西藏來的學生和僧侶都加入了我們，因為這裡有更博學的導師和更自由的環境；而在西藏自治區內，共產主義愛國教育比佛教教育更受重視。」
這番話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想起了今年3月《時代週刊》上的一篇文章，插圖的照片顯示了拉薩一片歌舞昇平的夜生活：歌舞廳、網吧裡人滿為患，大型購物中心鮮豔的霓虹燈和遠處布達拉宮影影綽綽的輪廓形成的鮮明對比。我的心一下子被拉到了很遠很遠；我想到了青藏高原純淨的藍天，皚皚的雪山，還有一望無際的草原，藏羚羊，古寺廟和青稞酒。許多流亡藏人的年輕一代至今沒有踏上過他們的故土，而在中國境內的藏人又對他們的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有著多少模糊的記憶？同樣，西藏無法避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問題——當上海北京的農民工兄弟仍在高樓大廈的陰影下過著清苦的生活時，遠在青藏高原的純樸藏民們，又有多少能夠享受現代文明的燈紅酒綠與歌舞昇平呢？
其他學生們則有著豐富的視角和表達。我們問了很多問題，並闡述了我們對近期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北大政治學博士胡瑞新精闢地分析了3月的西藏騷亂和6月的甕安騷亂的異同及影響，並且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的建議，以至於在場旁聽的達賴喇嘛駐美代表都表示出讚許之情。來自中國山東、在美英兩國學習政治學的大四學生黃仁正同學提出了一個較為尖銳的問題。他說，「中國政府對您提出的「大藏區」（也就是除了西藏自治區，還包括青海甘肅雲南四川四省的部分區域）的概念有很多質疑，請問您對這個問題究竟持什麼樣的立場，同時會怎樣對待大藏區內其他各族人民？」黃同學的問題道出了在座很多漢族學生的疑惑。互聯網上盛行的流言一直說達賴喇嘛想要把佔中國國土面積四分之一的「大藏區」分裂出去，還要把其他各族居民都趕走，我也一直很好奇，到底這些傳言有多少可信度。
達賴喇嘛的回答可謂一語中的。他說，我們從未在行政劃分上提出「大藏區（Greater Tibet）」的概念；我們唯一關心的是所有的藏族這一少數族裔的人民，他們有許多生活在自治區以外的區域。「現在一共有大約600萬藏人。由於我們不尋求獨立，因此我謹代表600萬藏人同胞向中央政府請求平等的保存西藏文化、宗教和環境。」他認為地域上的界限並不是他所考慮的問題；重要的是一國之內，政令統一，對少數民族權益的保護更不應由於居住地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達賴喇嘛關於大藏區的一番話讓我想起了在國內新聞上所「揭露」他的「謊言」。新華網的一篇時評說，「5月6日，達賴在接受德國《明鏡》週刊專訪時剛剛說過：『我們追求的是大藏區自治的美好前景。』」我不禁打了一個冷顫——我們看到達賴喇嘛所有的「謊言」都來自對西方媒體的引用，到底是整個西方世界已經不在乎個人誠信，還是國內報導的「俯臥撐」下另有隱情？
在撰寫本文的今天，我早已和黃仁正同學回家查了個究竟。我們找到《明鏡》週刊的網頁，查到這個5月6日採訪、在12日發表的問答原文。達賴喇嘛確實談到了西藏的自治問題，他說道：
Dalai Lama: Our policy of extensive autonomy for Tibet offers the best prospects. The Tibetans must have the power to decide on all issues relating to culture, religion and the environment. This is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being an independent stat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his new Tibet would also be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would remain responsible for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達賴喇嘛：我們[所提出的]廣泛自治政策能給西藏帶來最美好的前景。藏民必須有權決定關於[自己的]文化、宗教和環境的事務。這從根本上而言是有別於一個獨立國家的。在國際法下，這樣的新西藏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國繼續對外交和防禦政策負責。）
可見，這裡並沒有提到所謂的「大藏區」。那麼，相關傳言是哪裡來的呢？我們接著往下看，發現《明鏡》的記者確實問到了關於「大藏區」的問題，而達賴喇嘛是這樣回答的：
Dalai Lama: It is my moral obligation to speak for 6 million Tibetans, and the cultural rights and freedoms must apply to all Tibetans — as it is st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為六百萬藏人說話是我的道德義務。文化權利與自由必須適用於所有的藏人——而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載明的。)
我們又查閱了若幹個新聞報導、專訪和紀錄片，發現他前後的立場是一致的，那就是：1988年他就已放棄任何獨立的想法，絕不訴諸暴力，一心回歸中國，僅僅只要求六百萬藏人的信仰自由和文化上的保護，無論他們是否居住在現行的西藏自治區內。這就是他所要求的「廣義西藏」自治的全部含義，毫不涉及具體行政區域或土地的劃分。並且，這種文化上的而非政治或權力的自治，完全不涉及到主權領土的重新定義，更何來「分裂神聖國土」一說？至於那些達賴喇嘛要恢復農奴制的傳言，更是連一絲一毫的根據也無法找到。
至此就我們個人而言，真相已經大白：我們真正必須面對的問題已經不在西藏境外的所謂「達賴集團」，而是在六百萬藏人的內心——如何將每年幾十億的經濟援助和地方建設轉變成藏人對政府的忠誠成了我國政府在西藏工作的首要難題。而對達賴喇嘛等人種種誤解讓我們一度忽略了西藏問題的實質，卻為了一些捕風捉影的傳言而對藏族同胞的合理訴求不予理睬。年初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最終演變成為騷亂這一警訊也並沒有使得政府重新反思其在西藏問題上的既定政策，而是僅僅將注意力集中在騷亂本身這一表像，從而忽視了深層次的藏人不滿情緒的根源。
會後我們一行人走在都市的大街上，黃仁正和巴納特教授談論著中國政府接班人習近平的內外政策，精通五門語言的孔靈犀和同樣學語言的帕爾登則討論著從語言的深層結構而論藏語是否應當歸屬於印歐語系。我和女生們走在一起，靜靜地聽著劉麗天和紅朵普交換著一位青海藏民的軼事。看著大家的臉上洋溢著年輕的笑容滿懷希望地走在一起，滑過我心跡的則是我們中間每一位同學的親身經歷……
劉麗天的父親是管理西藏和新疆問題的政府官員，通過父親的關係自己也數次深入過這些純樸的少數民族的美麗故鄉。她和弟弟從小就忿恨西藏人——在放假希望爸爸帶他們出去玩時，腐敗的西藏政府官員卻拿著包括冬蟲夏草在內的大量名貴物品一批接一批地來家裡找爸爸要求撥款。而她長大後親自去西藏的三次經歷，卻又讓她把純樸的西藏人民和她心中那群討厭的官僚區分開來，明白了瘋狂開採冬蟲夏草和藏紅花對環境會帶來的破壞，也親眼看到了撥款所建的娛樂中心等設施對大多數具有宗教信仰的貧窮藏人而言是多麼的毫無作用。孔靈犀是本次活動的組織者，也是一位業餘發明家。本是搞古代文學出身的他，在探索西藏密宗與文化的歷史關係時被3月的流血衝突所震驚，並開始了促進漢藏對話的努力。黃仁正同學以山東省高考狀元的身份來到了愛荷華大學，和我一樣，他的西藏情節歸功於中國學者王力雄的著作《天葬》。在海外求學的三年多里，他不斷地用他嚴謹的政治學訓練思考著中國的種種現實問題，同時也近距離批判地審視著西方政治的種種利弊，希望能夠為未來中國構建堅若磐石的憲法基礎。而剛在哥大拿到戲劇學碩士的佛教信徒張結星，是一位祖輩就已紮根在新加坡的華裔可愛女孩。她永遠也忘不了六年前隨父母在西藏探訪時所親歷的那一幕幕，忘不了她的同齡好友——失去雙親的美麗女孩朵卡被抓走的那個黃昏，更忘不了和朵卡相依為命的8歲弟弟不顧一切地追逐著黑色尾煙時所發出的那撕心裂肺的哭喊……
我們在路邊轉了一圈沒有找到安靜的咖啡屋，便回到了酒店的自助餐廳坐下。此時，同學們的討論也更多集中在如何促進漢藏民間的交流和對話上。劉麗天對一同組織這次活動的哥倫比亞大學西藏問題專家巴納特教授說，達賴喇嘛作為一個佛教徒的誠摯和善良，以及他本人一直的立場和態度是國內的朋友都不知曉的。她在北京讀大一的弟弟看到孔靈犀的文章後，驚奇地問她為什麼達賴喇嘛的立場突然來了180度大轉彎。黃仁正對此問題的評論則更像一個共和主義者：「今後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夠理智地去批判性地瞭解和探索，而交流和對話始終是自由的，那麼蠱惑人心的言辭反而會喪失辯護的力量。」是的，也許信仰和文化的差異造成了各種誤解與敵視，然而，只有充分的、無障礙的溝通才能讓真相大白於天下，讓蠱惑人心者——無論是漢人還是藏人——都無處藏身。
四位西藏學生和我們分享了他們各自的經歷和感受。在印度流亡藏區出生的紅朵普告訴我們說，「流亡藏區在一次投票中，超過百分之六十四的藏人支援中間道路，支援達賴喇嘛根據國際與中國局勢的發展，審時度勢地全權做出決定。然而，很多年輕藏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大家在一起討論時，大多都希望西藏人民能夠建立自己的國家，甚至對中國人有著相當的敵視情緒。我想如果漢藏學生能夠不定期地有著更多的溝通，這一定會有利於今後兩族人民的真正和解。」懂漢語的帕爾登則希望我們大家能夠建立一個網路平臺或郵件組，以期能夠更多地理性探討問題，因為他覺得中文網路上充訴著對達賴喇嘛的種種指責都是找不到出處或根據的撲風捉影，而這也無形地加劇了年輕一代藏人對漢人的敵視情緒。
的確，我們在國內似乎永遠都無法看到達賴喇嘛主張和表態的全貌，我們對事實真相的攝取、判斷和分析已經被只會引用個別詞句的攻擊性評論所代替；可是當發現達賴喇嘛不尋求獨立是一個基本事實，當發現「大藏區的美好前景」——這些曾經令我們出離憤怒的辭藻——僅僅只是空穴來風和某些媒體的一家之詞時，當發現假想中的敵人原來是願意與我們共同奮鬥的朋友、而我們多年來對他的指控卻是對基本事實的淩辱和踐踏時，我們的良知不禁受到了殘酷的拷問。這使我們迫切地感覺，努力推動漢藏兩族民間的溝通和對話是最終取得民族大團結的唯一途徑。在此也希望有興趣的同學通過網路和我們取得聯繫（[email protected]）。我們可以和西藏同學一起展開交流和討論、分享各種資訊和彼此的感受，我們還已經和達賴喇嘛駐美代表接洽達賴喇嘛明年初訪問美國時，我們會帶50－100名愛國留學生和達賴喇嘛展開充分的詳談，並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高層官員進行理性對話，讓他們更進一步地瞭解我國的國情和我國政府的一貫政策。也許對話雙方的意見會有分歧，但我們堅信和平、理性的溝通是邁向任何解決方案不可或卻的第一步。
祖國在歷經百年的苦難和滄桑後，需要敢於探索和追求真理的一代人來繼承東方的原道精神和西方的理性美德，繼續先輩們為走向共和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的確，儘管我們的探索會不可避免地受到指責，然而我們的目的是對話與理解——我們沒有帶上標語口號或高音喇叭，也沒有攜帶任何意識形態或未經調查的言語指控，因為我們有理由相信，敵意只能帶來更大的分歧，而漢藏兩族多元化的交流永遠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良方。如今，達賴喇嘛正在考慮完全退休，也許他會被允許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回國到中國，也許他會被迫客死他鄉，但無論如何，這位老人正在用自己身體力行的人本主義精神在漢藏青年的身上傳播著希望的種子。
（鄭姍姍就讀於美國Hunter College，主修英國文學和心理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