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論中共政權的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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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政權到底還能維持多久?中共政權究竟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垮台?如何減輕中共政權垮台所產生動盪對整個社會的損害?這些問題關係到每一個中國人,特別是關係到中國大陸每一個人未來的命運。無論是中共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還是普通民眾,無論是資本家還是一般工薪階層,對這些問題認識的正確與否,將會影響到個人未來的人生抉擇。

在歷史的長河中,任何一個政權的存續都只不過是曇花一現,有生就一定會有死,有興盛就一定會有衰亡。中共政權一定會走向滅亡,這本身並不是問題,問題在於短期之內,比如一兩年或者三五年之內,中共政權是否會土崩瓦解。共產黨政權作為起源於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產物,在其發源地已經被掃入了歷史的垃圾堆。作為全世界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共產主義堡壘,蘇聯共產黨政權存續了七十四年。中共政權從1949年建政開始算,到現在已經存續了整整五十九年。如果從1921年建黨開始算,中共已經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肆虐了整整七十七年。中共是否會重蹈蘇共的覆轍?要正確把握這個問題,必須立足於共產極權體制的本質。

共產極權體制的本質在於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大到涉及到國計民生的各種經濟資源,小到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都處於政治權力的控制之中。在極權體制之下,執掌國家權力的權貴集團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為所欲為,任意侵害民眾的正當權益,民眾處於被奴役被宰割的地位,對權貴集團的胡作非為缺乏正常的制衡手段。從前蘇聯迅速強大到一夜之間土崩瓦解的歷史可以看出,無論是走向興盛還是走向衰亡,絕對的權力在其中起到了主導性的作用。蘇共在建政後利用極權壓榨農民和工人來實現工業化,通過連續幾個五年計劃就建立了一套完備的工業體系。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毫不掩飾向全球擴展的逼人氣勢讓西方社會深感不安,引發了西方國家與蘇聯陣營之間的長期冷戰。為了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蘇共把極權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調動了幾乎所有的經濟資源來發展軍事工業,最終導致其它經濟部門嚴重失血。經濟長期失衡的結果是經濟崩潰,從而瓦解了蘇共的統治基礎,促使蘇共政權垮台。正可謂成也極權,敗也極權,可以這樣說,導致蘇共在七十四年之後垮台的因素,在蘇共奪取政權的時侯就已經具備了。

在冷戰期間,中共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放棄了建政初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美建交,八十年代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九十年代之後用經濟利益換取西方國家的支持,中共通過一系列的努力避免了和西方社會直接對抗,中共似乎已經可以不用重蹈蘇共的覆轍。深入探究就會發現這只不過是表面現象,從蘇共政權的興衰史中所體現出來的是,導致極權體制垮台的恰恰正是極權體制本身,而不是其所遇到的挑戰。1989年之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徹底破產,無論是在中共統治集團內部還是普通社會大眾,已經沒有多少人相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說教。中共維持統治長期依靠的是暴力和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論證的統治合法性。意識形態的破產讓中共面臨嚴重的統治危機,不得不調整統治策略。為了繼續維持統治集團的內部凝聚力,中共在內部實行經濟收買,以經濟利益換取內部成員的效忠。通過不斷提高官員的奢華享受和連年大幅給普通公務員漲工資,讓統治集團內每一個人都認識到,沒有中共的極權統治就沒有自己凌駕於普通百姓之上的幸福生活。極權體制的基本特徵是官權極度膨脹,民權極度萎縮,官僚集團可以倚仗權力對民眾實行任意的掠奪和欺壓。民眾長期遭受掠奪和欺壓,積累了強烈的不滿,民怨沸騰猶如奔騰的地火,火山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為了敉平任何現實的和潛在的不滿,中共採取了不斷強化暴力機器的應對策略,不斷加大公安、武警、監獄和安全部門的人員和資金投入,不斷加大網絡監控系統和城市電視網絡監控系統的人員和資金投入。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產之後,中共為了挽救其統治合法性,舉全國的財力大搞三峽工程、「神五」上天、開辦奧運會等大型面子程,企圖營造出「大國崛起」的氛圍,通過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贏得民眾對其極權統治的認同。六四大屠殺之後,中共的暴虐激起了西方社會的普遍反感,西方國家一度對中共政權形成了合圍之勢。中共抓住了民選政府的決策受制於民意這一點,用經濟利益收買的方式逐個突破了西方國家的包圍。中共從中嘗到了甜頭,企圖長期通過出賣國家利益和經濟收買換取西方國家對取極權統治的默許和支持。中共為了維護其極權統治改採取的一切策略,最終都集中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需要強大的財政實力來支持,財政收入成了中共政權的生命線。要保障財政收入必須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所以,中共把發展經濟當作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中共作為一個掠奪食利集團,長期對民眾實行過度壓榨的政策,由此導致的後果是民眾的收入水平長期徘徊不前。消費能力低下一直是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初期,中共抓住了全球產業大轉移的機會,通過提供種種優惠政策,把發達國家已經淘汰的產業吸引到中國。在全球化大潮的推動下,港台資本、發達國家的資本紛紛進入中國。與此同時,中國本土的民間資本也借助於時代機遇從無到有、從弱到強,逐漸發展壯大。在這個過程中,中共逐漸發展出了一套以出口加工貿易為基本特徵,以滿足發達國家市場需求為生存基礎的經濟增長模式,暫時解決了因國內需求不足制約經濟增長的問題。由於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效率低下,中共不得不越來越依靠這一新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共關心的是如何收取儘可能多的稅費來充實財政,而企業必須有贏利才有能力納稅,所以中共長期放縱資本家壓低工資、污染環境、浪費資源,通過把成本壓縮到儘可能低所形成的低價優勢,在全球市場中長期保持競爭力。在極權體制的庇護之下,工人不能通過組織獨立工會來爭取正當權益,受到環境污染損害的民眾沒有正常的救濟途徑,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各種資源通過官商勾結以極低的價格落到了資本家手中,中國成了全世界資本家的投資樂土。特別是在1989年之後,中共更加意識到了通過發展經濟來維持政權的迫切性,對這種透支勞工、透支環境、透支子孫後代賴以生存的資源的發展模式更加依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達到了50%。中共長期依靠這種急功近利的發展模式,所造成的直接後果是讓中國的整個經濟體系變得越來越脆弱。由於整個經濟增長模式是建立在外部需求的基礎之上,一旦全球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中國的整體經濟就會受巨大的衝擊。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的經濟增長過度依賴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民眾收入水平低,消費能力嚴重不足的問題長期被掩蓋。在一個正常的經濟體系中,生產和消費只有保持均衡的循環,經濟才能平穩增長。中國的經濟在總體上呈現出生產能力非常大、消費能力非常小的畸形結構,這種經濟增長模式注定是難以持久的。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看,還沒有哪一個大國是完全依靠國外市場的需求而變成真正的經濟強國的,立足於本國市場,社會財富和經濟實力在生產與消費的正常循環中不斷增長,在積累到一定程度後再向外拓展,才是唯一能夠走得成功的發展道路。

事實上,經過了近三十年的發展,中共依靠出口加工貿易來維持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末路。中國向全世界傾銷廉價產品,外貿順差迅速增長的同時也對西方的勞工階級造成了一定的衝擊,在西方社會引起了政治上的反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認為中國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損害了西方國家的利益,不斷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中國政府在2005年7月21日宣佈啟動匯率改革,從此以後人民幣在中美雙方持續較勁的過程中緩慢升值。人民幣的升值給出口企業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中國的出口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所能分到的利潤本來就不多,人民幣的升值又進一步壓縮了利潤率。另一方面,中國龐大的生產能力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在中國的大量需求和美元長期貶值的共同推動之下,國際市場原材料和能源的價格連年大幅上漲。原材料和能源價格的上漲推升了生產成本,讓出口加工企業的經營狀進一步惡化。

如果說人民幣升值和生產成本的大幅提高還算是一般性衝擊的話,對中國這種以國際市場為生存基礎的經濟增長模式來說,全球的經濟格局的巨大轉變就是足以致命的打擊。上個世紀末期美國以網絡科技為主體的新經濟泡沫的破裂,顯示出美國經濟經過長期增長之後已經遇到了瓶頸。「9·11」事件之後,美國的經濟形勢更加嚴峻。為了應對困局,美聯儲以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由於有大量中國製造的廉價產品來滿足市場需求,美聯儲可以放手擴張貨幣供應而不用擔心引發通貨膨脹。大量的資金流向房地產市場,推動房價一路攀升,迅速增長的房地產業成了推動美國經濟的強大力量。2006上半年美國的房價達到了頂峰,2007年下半年次貸危機爆發,美國的房地產泡沫破裂,意味著房地產業作為推動美國經濟增長了將近七年的驅動力量已經衰竭。次貸危機從表面看反映出了美國金融系統的弊端,從深層看反映出了美國經濟已經面臨極大的困境。美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美國經濟出了問題必然會影響到全世界。全球經濟是否會面臨一場世紀性的大蕭條還有待於觀察,但全球經濟開始走向衰退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的直接後果是消費能力持續下降,以發達國家的消費市場為生存基礎的中國經濟,面臨著過去三十年從未遇到過的致命打擊。另一方面,美國市場作為中國最大的產品外銷市場,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轉變。美國的經濟問題會促發美國對產業空心化政策進行反思,有跡象顯示美國的部份傳統產業正在恢復。高昂的能源價格讓海運費居高不下,中國產品的低價競爭力正在消失,美國重新把目光投向其鄰國墨西哥,希望用墨西哥的產品來取代中國產品。從2007年下年開始,中國沿海地區出現了一浪高過一浪的企業倒閉潮,從整個國際經濟環境的轉變看,這只是剛剛拉開的序幕。

中共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國的經濟能否擺脫困境,取決於內需市場能否快速發育,讓國內需求有能力來消化中國龐大的產能。且不說,中共極權體制的一貫本性就是與民爭利、以民為敵,要在短期之內讓中國的內需市場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中共就算是有這個心也沒有這個能力。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內需市場,一是要建立一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讓民眾對未來的生活保障有安全感;二是要大幅提高民眾的收入水平,讓民眾有一定的消費能力。要建立一個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對現有的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社會救濟等制度進行徹底改革。特別是醫療、教育、住房這三項,是中共權貴集團借改革的名義設計出來的用於掠奪民眾的工具,被老百姓稱為「新三座大山」。要清除這些以掠奪民眾為根本目的制度,建立一個覆蓋全社會的、相對完善的、以維護民眾的切身利益為根本目標的社會保障體系,需要有充足的財政實力來支持。另一方面,要大幅提高民眾的收入水平必須對企業減稅,減輕企業的負擔,否則高額的稅負和工資支出會讓企業的經營難以為繼。

中國政府素有「全世界最昂貴的政府」之稱,其維持龐大、低效的官僚系統需要花費大量的社會財富。中共曾經有過很好的機會,在中國經濟增長勢頭強勁的時侯本來有條件做很多事。就目前的財政狀況來說,中共要維持政權的運轉已經相當不易,根本就沒有能力來建立一個覆蓋全社會的、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也沒有能力大幅提高民眾的收入水平。從長遠來看,如果不進行政治制度變革,民眾就沒有正常有效的途徑制約官員的貪污腐敗和鋪張浪費,沒有正常有效的途徑爭取正當的權益。獨裁統治者可以出於統治策略施捨民眾一些福利,也可以隨時收回先前的施捨。中共目前所面臨的經濟困境是一個無法開解的死結,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大量過剩的矛盾會越來越突出,一場類似於美國 1929年大蕭條的經濟危機隨時都會爆發。經濟的急速衰退將會導致中共的財政狀況迅速惡化,最終瓦解中共政權的根基。

中共極權體制所制造出的另一個經濟問題是金融系統大量充斥的壞賬,這是一顆足以引發中國經濟大地震的原子彈。銀行壞賬問題與中國的其它經濟問題一樣,是中共極權體制的必然產物。中國經濟是一種典型的二元經濟,一塊是國有經濟,一塊是私有經濟,兩者的地位並不平等。在中共實行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沒有私有經濟的生存空間,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加上長期的政治運動,按鄧小平的話說,中國經濟「」已經達到崩潰的邊緣「」。作為中共應對統治危機的改革開放,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收縮權力的控制範圍,給私有經濟的發展留出一定的空間,用私有經濟來彌補國有經濟的低效。在中共放開限制之後,私有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蓬勃發展,最終佔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但是私有經濟在行業准入、獲得銀行貸款、稅費負擔等方面一直處於被歧視的地位。國有經濟作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在中國經濟中一直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1989年之後,中共轉變成了一個特權利益集團,國有經濟成了中共統治集團事實上的私有財產。

中國的國有經濟實際上就是官辦經濟,國有企業的官理階層由中共官員當任,國有企業經營決策處於中共權力的控制之下。國有企業作為中共權力鏈條中的一環,因其特殊的地位給中國的銀行系統製造了大量的壞賬。國有企業製造銀行壞賬主要分為兩個時期,基本上可以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作為分界。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由於制度本身的原因,大量國有企業長期虧損,經營狀況持續惡化。中共出於意識形態及社會穩定的考慮,長期用銀行貸款給虧損的國有企業輸血。這些虧損的企業大部份最終不得不破產,給中國的銀行系統製造了大量的壞賬。進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共重新調整了經濟策略,對大量無法正常經營的國有企業實行破產和私有化,集中控制大型企業和壟斷企業。中共為瞭解決經濟問題,根據其需要選擇性地向西方學習,凱恩斯的理論引起了中共積大的興趣。凱恩斯關於通過政府主導投資,用投資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主張與中共一拍即合,一方面極權體制對擴張權力具有強烈的衝動,另一方面需求不足是長期制約中國經濟的重要因素。中共的政府投資主要分為兩個方向:一是積極組建各種大型、超大型企業集團,投入大量資金擴大國有大型企業的產能;二是投入大量資金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全國各地到處鋪路修橋建高樓大廈。政府投資所需的大量資金,除了少部份來自於財政支出之外,大部份來源於銀行貸款。

中共官僚體制本身的低效和無能,大量的低效投資、無效投資、重複投資和鋪張浪費無法避免,由此又給銀行製造了大量的壞賬。隨著中國整體經濟的持續惡化,產能相對於需求嚴重過剩的矛盾會越來越突出,將會有越來越多的政府投資項目因難以收回投資成本繼續給銀行增添更多的壞賬。作為銀行壞賬的一個重大來源,不能不提的是中國的房地產業。中國的房地產業是官商勾結掠奪社會財富的一個工具,是中共極權體制培育出來的一個怪胎。中共權貴集團為了獲取暴利,輪番推動地價房價快速攀升,通過以含有泡沫成份的虛高房價作為抵押品的估值套取銀行貸款來兌現暴利。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問題的嚴重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引發次貸危機的美國房地產泡沫。從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來看,中國房地產泡沫的破裂無可避免,這將會給銀行增加大量的壞賬。

中國的銀行壞賬到底有多少,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中國的統計數據一向造假成風,經過層層造假,最終對外公佈的數據讓人真假莫辯。最根本的是,如果讓民眾知道了真實的情況就會引發信用危機,所以中共在公佈統計數據之前都會根據政治需要進行一番包裝。不過,從現存的各種數據還是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國銀行系統的壞帳規模。2005年5月3日安永總部公佈了《2006年全球不良貸款(NPL)報告》,安永稱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的壞賬高達3,580億美元,遠高於中國官方此前公佈的1,330億美元的統計數字。該報告稱中國銀行業的呆壞賬總額可能高達9,110億美元。這份報告的公佈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安永不得不匆匆以「」內部審核的失誤「」的理由宣佈撤回這份報告。

安永報告的數據可以認為接近真實。安永自從2000年以來這幾年一直擔任中國多家銀行審計和華融、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的金融顧問,對中國金融業的存在的問題看得非常清楚。而且安永這份報告的執筆人是59歲的羅德曼,他對不良貸款的研究已近20年,有在多個國家從事銀行壞賬研究的豐富經驗。再從中國政府公佈的一些歷史數據看,1999 年,剝離不良資產13,939億元,其中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剝離不良貸款約為10,000億元;2004年5月,建行第二次剝離不良貸款569億元;2004年6月,建行再次剝離1,289億元可疑類貸款;2004年6月,中行上市前夕,剝離了1,498億元壞賬;2005年5月,工行處理不良貸款7,050億元。其中4,590億元直接剝離給資產管理公司,2,470億元劃歸財政部和工行共管基金賬戶,並委託給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處置。根據以上統計加總,累計剝離不良貸款24,375億元(約合3,570億美元)。對銀行不良貸款進行剝離,是中共的一大發明,由國務院設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專門用來轉移銀行的壞賬,不良貸款從銀行挪到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公司並不需要支付對價。銀行實質上並未從「剝離」中獲得任何實質價值。實際上壞賬經過剝離後雖然不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體現,但銀行對儲戶的負債關係依然存在,因此仍然還是屬於銀行的壞賬。再看一組最新的數據,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在2008年2 月21日發佈的報告中指出,作為中國四大國有銀行之一的農業銀行,其財務重組整體成本將高達1,400億美元,其中1,000億美元用於剝離壞賬,400 億美元用於補足資本金。

綜合可以公開取得的各種數據作最保守的估計,中國的銀行壞賬不會低於5,000億美元。如果從銀行的壞賬形成機制考慮,2005年 5月3日安永總部公佈的《2006年全球不良貸款(NPL)報告》中所說的中國銀行業的壞賬總額可能高達9,110億美元會比較接近真實的情況。上面這些數據反映的是已經形成的壞賬,隨著中國整體經濟狀況的惡化,產能的嚴重過剩和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將會讓大量潛在的壞賬變成現實的壞帳。央行2008年一季度貨幣政策報告公佈的數據顯示,到2008年3月底,個人住房按揭貸款餘額為3.13萬億元。按這個數字估算,如果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全面破裂,最高有可能給中國的銀行系統再增加4,580億美元的壞賬。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的統計數據:美國次貸佔美國整個房地產貸款的14.1%,大約在1.1萬億到1.2萬億美元,而其中的壞賬,據高盛的測算是4,000億美元。 2007年,美國的GDP為140,808億美元億美元,中國的GDP為246,619億元,按2007年的匯率折算約為34,678億美元,按此估算中國的經濟總量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形成次貸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美國房地產泡沫所制造的銀行壞賬。次貸危機從2007年下半年爆發以來,引發了一系列的金融機構破產案。其中比較重大的是今年3月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破產,這家有5,000億美元資產的知名投行最終被摩根大通以2.4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今年7月專門發放住房貸款的銀行IndyMac(Independent National Mortgage)因遭受儲戶擠兌而破產,該銀行破產為美國歷史上第三大銀行破產案。今年7月,佔全美未償清抵押貸款的半壁江山的兩家政府發起類公司 (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房貸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瀕臨破產,如果它們轟然倒地,美國力挽次貸狂瀾於即倒的努力不但可能付之東流,全球經濟也將面對很大的危機和變數。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rop.)預計,全美7,500家中小型銀行約有150家可能在未來12~18個月內破產,並且已將其中的90間銀行列入高危名單。RBC資本市場分析師預測,未來3年內,估計有300家銀行可能面臨倒閉的危險。與中國的銀行壞帳相比,美國的銀行壞帳並不算很多,況且如果按GDP衡量美國的經濟實力至少是中國的四倍,美國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來應對危機,但是從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的一系列事件看,所造成的後果已經非常嚴重。如果中國的金融危機爆發,單就銀行的壞帳規模和中國的經濟實力看,而不考慮中國脆弱的社會基礎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其後果已經無法想像。

在中共極權統治之下,民眾沒有爭取正當權益的途徑,一個覆蓋社會的、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一直無法建立。老百姓必須從收入中提出相當大的部份作為儲蓄來應付醫療、教育、養老、失業等問題,這也是中國長期保持高儲蓄的根本原因。中國的高儲蓄率給中共大量透支銀行存款創造了條件,中共所制造的大量銀行壞賬直接來源於老百姓在銀行裡存款,是老百姓用來應對生活中各種緊迫問題的血汗錢、養命錢。中國的社會基礎非常脆弱,社會矛盾非常尖銳,任突發性事件或者自然災害都會引爆銀行壞賬這顆原子彈,直接引發中國全面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爆發將直接威脅到民眾的生存問題,隨著擠兌風潮的恐慌性蔓延和日愈嚴重的通貨膨脹,全面的社會暴動將會讓中國天翻地覆。

中共目前之所以還能維持統治,一方面是因為作為生命線的財政收入暫時還可以支持政權的運轉,另一方面是因為大多數老百姓儘管生活得很艱難,但基本的生存問題暫時還可以解決。中共權貴集團與民眾之間是一種劫持與被劫持、掠奪與被掠奪的關係,在中共的壓迫與民眾的反抗之間暫時形成了脆弱的均衡。一旦中國的經濟狀況全面惡化,均衡將會被迅速打破,中共政權將會因財政生命線斷裂而無法運轉,老百姓將會因生存無以為繼而奮起反抗。中國的經濟危機全面爆發之日,就是中共政權滅亡之時。中共政權長期對民眾實行過度掠奪,以及為了一黨之私無節制地濫用權力,已經種下了中國經濟危機的種子。

經濟危機是極權體制的必然產物,極權體制就像有機體內的癌細胞,瘋狂奪取有機體賴以生存的營養的同時瘋狂擴張,在有機體因被過度掠奪而死亡時自身也不得不滅亡。中共過度依賴國際市場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共的極權體制又制約了內需市場的正常發育,生產能力過剩而需求嚴重不足的矛盾將會越來越突出。生產能力的嚴重過剩將會讓中共前期用於拉動經濟增長的大量投資變成現實的銀行壞賬,中國銀行系統的風險就會持續不斷地增加。只要中共政權還在維持統治,經濟危機的持續醞釀就不會中止,中國經濟危機的全面爆髮指日可待。

中國經濟危機全面爆發之日就是中共政權的大限之日。如果經濟危機全面爆發,所造成的結局將會是玉石俱焚,民眾將會陷入深重的災難之中,作為災難的製造者,中共官員和官僚資本家也將會陷入憤怒的民眾的重重包圍和仇殺之中。這樣的結局,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中共權貴集團都是難以承受的。中國正在處於大變革的前夜,無論是中共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還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在這個大變革中所做出的選擇,將會關係到個人未來的切身利益。特別是對於中共的中高層官員來說,由於其所處的地位特殊,成為民族英雄還是歷史的罪人只在於一念之間。

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政權在垮台過程中湧現出的一些典型人物值得深思,羅馬尼亞的獨裁者齊奧塞斯庫作為民族的罪人被亂槍射死了,同樣是共產黨員的葉利欽卻成了締造俄羅斯第二共和的民族英雄,在生前和死後都能享受尊榮。就中華民族延續了5000年的文明來說,中華民族的智慧並不會比俄羅斯民族的智慧低,在中共體制內出現一批葉利欽式的人物,與民間社會的各種力量相互呼應,在中國全面的經濟危機爆發之前,以顏色革命的方式結束中共政權,這種可能性並非不可能存在。如果真的出現了這種情況,那就是國家之幸,民族之幸。願天祐中華!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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