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各個側面，隱伏著無數雙沉默的眼睛，只要有一雙眼睛攝取了歷史的鏡頭，並記錄下來，後人就多了一個不可替代的觀察歷史、研究歷史的角度。與官方歷史總是著眼於實際政治利益不同，個人的記憶和敘述常常透過自己的眼睛，經過內心的沉澱，即便這中間也有過濾、有遺忘、有不夠準確之處。一句話，私人記錄中往往傳遞出難能可貴的真實細節，有時候，一個小小的細節便能擊穿精心編織的歷史謊言，一個看似無足輕重的細節便能把多少年來維護、捍衛的神話砸得粉碎。在權力仍壟斷歷史，歷史的書寫依附於權力的制度環境下，個人回憶錄變得十分重要。共產黨奪取權力、掌握權力以來的歷史，至今還籠罩著權力確立的尺度之下，權力的帷幕仍遮蔽著大量歷史的真相。真相逐漸揭幕的過程，也就是中國社會重新獲得自我解放的過程。
以《黨史筆記》受到知識界推重的何方先生少年時代進入抗大，從延安一路走來，他一生的經歷豐富而複雜，在駐蘇聯使館、在外交部，他曾長期在張聞天身邊工作，目睹並身歷了權力舞台的風雲變幻和上層政治的詭譎殘酷，人性在革命的旗號下的扭曲和異化，他作為一個革命的螺絲釘的命運遭遇……70年的風雨倉皇，他就是紅色大門內的一雙眼睛，他看到了許多歷史的真相，更重要的是，他以反思的心態，回憶生平的所見所聞所歷，他的自述因此獲得了不可替代的價值。
張聞天曾是遵義會議推出來的中共頭號人物，是一個書生革命家，心地比較乾淨，在政權到手之後，卻為毛澤東所忌，先是外放使館，再是回國出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欲改行而不許。所謂外交工作授權有限，是一份吃力不討好的差使，更可怕的是毛澤東喜怒無常、朝令夕改、不可捉摸，在這樣一個掌握絕對權力的現代君王之下當差，難度可想而知。周恩來主管外交事務，無時不誠惶誠恐。何方回憶，不用說發出去的電報，就連一些重要宴會的邀請名單和菜譜，周都不敢做主，要寫上「請主席批示」送呈，毛畫圈或修改後才算數。
1958年炮打金門，北戴河會議上明明定下瞭解決台灣問題「兩步走」（即先收回金門、馬祖，台灣、澎湖過個十年、二十年再說）的方案，毛澤東一轉眼又要變「兩步走」為「一步走」，「強調對美帝的『絞索』政策。因為金馬離大陸近，我們想什麼時候懲罰，就可以打一陣子炮。台澎離得遠，打炮構不著，『絞索』就斷了。」王炳南在不知毛的變化之前把前一方案透露出去了，毛大怒，親自擬電批王「膽大妄為」，指名王炳南，實批周恩來。周知道大事不妙，趕緊檢討，說毛的批評的「暮鼓晨鐘」。
周貴為總理，卻形同舊時大家庭的小媳婦，時不時要受委屈。1958年2月何方隨周出訪朝鮮，周在歡迎會上喝了40杯茅台酒，對於敬酒來者不拒，喝完酒還跳舞，在看文藝演出時，「竟然自己跑上舞台，唱了一段《蘭花花》，還拿起大紅旗舞了幾下。」事後，他才知道周在南寧會議上挨了毛的嚴厲批評。
更可怕的是，周恩來他們的日常規律也被迫跟著毛的晝夜顛倒的作息習慣轉動，「獨行其是」的毛個人白天睡覺、晚上辦公，「不光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而且如劉少奇、周恩來等領導人，也得照此辦理。核心以外的領導人也是時刻準備著，中央各部委夜間值班都得做特別的安排。但張聞天卻有點例外。他是必須在晚上十點鐘睡覺，幾乎雷打不動。這一情況中央領導都知道。所以周恩來還專門給外交部打過招呼：沒有特別緊急的事，晚上不要去打攪聞天。」何方一度住在張聞天家，就是替張值夜班。
在全面奪取政權之前，毛澤東的絕對權力早已在黨內確立。1947年前後解放區的土改中之所以「左」風盛行，製造了很多冤假錯案，就與毛肯定和讚揚康生在山西臨縣的極左做法有關。1947年6月21日，鄧小平在晉冀魯豫一次幹部會上甚至提出了「兩個凡是」：「凡是自己思想與毛主席相牴觸時，要無條件承認自己錯了，因為歷史證明毛澤東是絕對正確的，沒有一點不對；凡是地主與農民發生糾紛，不用調查，要首先承認農民是對的，地主是錯的，這是立場問題，要無條件提倡。」1959年，打倒彭德懷和張聞天時，毛澤東自己解釋為什麼反對黨的領袖就算反黨時，如此說：「因為黨的領袖就是黨的首腦。一個人把他們的頭割了，他還能活嗎？」
眾所周知，儲安平先生有過一個著名的預見，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多」與「少」的問題，到共產黨統治下，將是自由「有」和「無」的問題。差不多與此同時，1946年何方到東北工作不久，與《東北日報》記者穆青、張凜聊天，大家都是延安出來的，能談到一起。他就問：「國民黨的統治嚴格還是共產黨的統治嚴格？」穆青他們說：「當然是共產黨統治嚴多了，在國民黨統治區，人們還可以寫文章罵他，在共產黨統治下，行嗎？」儘管如此，包括穆青、何方在內千千萬萬青年仍然真誠地毫不猶豫地跟定了共產黨。即使儲安平1949年也選擇了留下，這是歷史的無奈還是個人的悲劇？1957年的大厄運降臨到儲安平頭上時，不知道他內心有過怎樣的起伏。1959年，何方也無可抗拒地捲入了張聞天的「右傾」冤案之中，儘管他也站在了揭發批判張的行列中，他自己仍然未能倖免，從此煎熬了20年。
如果說，有著自由主義追求的儲安平始終是共產黨外的人，他的遭遇是必然。那麼，像何方這樣從小就追隨共產黨的自己人，他們的命運是偶然的嗎？數十年後，何方反省一生的道路，認為自己犯了兩大錯誤，一是在延安搶救運動中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一是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他未來的命運在踏上延安那塊土地時，就已注定。他被納入一架冷冰冰的革命機器之中，機器如何運轉，何時犧牲哪一個具體的個人，也許有偶然性，被拋棄、被打擊、被犧牲的可能卻隨時存在，只是時間早晚而已。延安的搶救運動不過是後來類似反右運動的預演。覆巢之下無完卵，何方是幸運的，晚年還有機會從容地自述生平，反思既往。
1960年，他被下放安徽農村，一下鄉，他就聽說了餓死人的事，還有兩大普遍現象，一是所有女人不來月經，當然也不生小孩，一是男女老少幾乎都患了浮腫病。他在飢餓線上掙扎，最後得了浮腫病才回京。因為餓，他有一次一天就吃下去40多斤蘿蔔。善良、軟弱的中國人，即使面對餓死的威脅，也不敢說話。他在農村就沒有聽到有人公開講怪話，頂撞領導，更不要說聚眾鬧事了。這當然是因為「共產黨的統治嚴格」，沒有反抗的餘地。一年間，他只聽到一句出格的話，是一位從小要飯、為人善良的袁大娘，有一天偷偷跟他說的：「毛主席為什麼那樣心狠，就是不讓老百姓吃飽飯？」迄今仍有人相信毛澤東當年與人民共患難，幾個月不吃紅燒肉，以及嘗菜窩窩之類的宣傳，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的《毛澤東生活檔案》的記錄表明，當時毛突然對西餐有了興趣，其中1961年4月26日制定的菜譜，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有雞鴨魚蝦上百種，光是雞就開了14種。
－－轉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