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亞洲電台記申鏵報導)轉眼之間，1989年6月4號北京街頭陣陣的槍聲和橫衝直撞的坦克，已經是19年前的記憶。在今年紀念「六四」似乎有別於往年。四川地震之後，中國第一次為地震遇難者降半旗誌哀。「六四」死難者家屬希望，有一天五星紅旗也會為他們死去的親人降下。

李鵬宣佈戒嚴

這是中國政府總理李鵬在1989年5月19號宣佈北京戒嚴時的講話。他所指的「威脅」來自手無寸鐵、滿懷愛國熱情、呼喚民主的年輕學生。隨後不久，一輛輛滿載軍人的軍車和荷槍實彈的坦克開進北京的街頭。6月4號凌晨，「人民子弟兵」終於向人民開槍……

丁子霖：「我們這份痛苦與日俱增，尤其是我們越來越老，身體越來越差，這時候更加思念我們的孩子。」

中國人民大學退休老師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就在那天倒在中國軍人槍口下

丁子霖：「那份思念我想會伴隨我們終身，而且如果有一天我病倒在床上動不了了，我更會想到如果我兒子在我身邊我會怎麼樣。」

儘管過去了19年，「六四」仍然是中國人心頭一個還沒有癒合的傷口。不少人還在不停地回憶和反思那場持續幾個月、席捲中國各地，但最終以流血而告終的民主運動。當時任職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的周舵是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廣場四君子」之一。他在反思那場運動時，首先肯定了學生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但他也批評了學生在政治上的幼稚—

周舵：「我們整個這個民族到那個時候為止，都是被一種極端主義的政治文化變成了我們深入骨髓的毒素了。」

記者：「當時的學生對民主不是特別理解，你是這個意思嗎？」

周舵：「對。極端主義的政治文化還是那種敵我二分的邏輯，決不妥協。」

20年來一直堅持「漸進民主」理論的周舵在1989年5月，曾經發起和組織中共組織部長、書記處書記閻明復和大學生代表的座談對話。他說他對學生代表的表現很失望—

周舵：「本來我到5月4號，就是五四那天大遊行之後，我就決心再也不介入了。因為我知道介入沒有用，因為學生那種衝動、那種激進的趨勢是誰也擋不住的。我反覆給學生講基本就是兩條，第一、一定要區分共產黨裡面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一定要跟改革派結盟；第二、就是不管對鄧小平是什麼評價，絕不可能把他推到對立面去。」

對於周舵的這一批評，現在旅居美國、主持「六四檔案」網站的89民運學生領袖之一的封從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說，學運初期，學生和他所在的北京大學以及北京各大高校的校方其實有搞理性的校園民主的計劃，但是這一計劃被後來的絕食所葬送—

封從德：「要說到底學生是有理性還是很激情，我覺得兩方面都有，外界只看見激情的一方面。完全不知道組織內部相當有理性的安排。」

為了促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繁榮，我自願絕食

這是當時廣場上的學生一起宣誓開始絕食的錄音。當時是學運領導組織高自聯主席的封從德說，當時的高自聯是反對發動學生在廣場絕食的，但是由於一些他所稱之為的「學生明星」們的執意堅持，絕食終於進行並一發不可收拾……

19年過去了，中國政府一直視「六四」為禁忌，從沒有公開反省那段歷史。那麼當時的學生領袖們有沒有深刻的反思呢？周舵的看法是有的人反思深刻，但有的人反思不夠—

周舵：「也有反思比較徹底的，情況差別很大。總的來說，要比流亡到海外那些學生要好一些。我覺得他們反思很不充分。」

記者：「反而是國內的那些學生領袖反思得更充分一些？」

周舵：「對，因為他對中國的情況越來越瞭解了。」

不管當時的參與者是否反思那段歷史，89民運和「六四」事件都將在中國歷史山留下重重的一筆，因為它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久遠的影響。

我一直把六四事件說成我精神成長的標誌性事件

趙國君在1989年時在河北上高中。我問他為什麼「六四」促使他的思想發生了轉變—

趙國君：「對政府的懷疑。當時就朦朦朧朧覺得在電視上宣傳的那些和民間私下傳說的差距過大。這時就產生懷疑，那時候一旦產生懷疑，一條伏筆和線索就埋下來了。」

自稱法律文化學者的趙國君現在在北京主持「中國律師觀察網」，其網站的座右銘是「為民主法治思想的社會化而努力」。在他看來，當今中國社會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中的很多人都是受「六四」影響很深的一批人—

趙國君：「今天活躍在各個維權領域裡的人物要不是那個事件的棄兒，就是受了那個事件的影響。」

「六四」時的「廣場四君子」之一，現在北京的自由作家劉曉波也認為，「六四」喚醒了中國民眾的權力意識—

劉曉波：「也是經過演變這麼多年。在90年代前期、中期，維權主要就是跟『六四』有直接關係的人，政治反對運動主要是圍繞『六四』問題進行的。後來到90年代後期再發展到21 世紀，這個權利意識的覺醒越來越普遍，特別是有了互聯網之後。90年代的時候，只有兩個著名的律師為敏感案件辯護，只有張自忠和莫少平，而現在維權律師已 經形成一個群體了。這也應該是『六四』遺產的一部分。」

劉曉波說，現在中國社會的反對派運動和1989年時比較起來已經多元化，也更加複雜，涉及社會的各個層面。有良知的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都在為講真話，為維護自身的權利，為推動中國社會更加開放而在努力著。

今年是中國的奧運之年。藉著奧運的機會，一些有志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人士發出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樣的人權」的呼籲。「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就是發出這一呼籲的人士之一。最近四川大地震之後，政府作出了一系列非常舉動，包括向地震遇難者降半旗、奧運火炬的傳遞暫停三天等。丁子霖讚賞這一決定，但同時提出她的希望：

丁子霖：「奧運火炬的傳遞我覺得應該傳遞一個對生命的尊重、對生命的熱愛。因此我們都有這樣的願望，不管是死於天災還是死於人禍，生命都是本質的。我們堅信總有一天國旗會為我們死去的親人降下。」

血染的風采

《血染的風采》這首歌是1989年民主運動中被人們傳唱得最多的歌曲之一。五星紅旗上也有「六四」死難者的鮮血。用封從德的話說，要使這面旗幟為「六四」死難者降下，不能靠政府，而要靠中國億萬的普通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