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7年10月15日訊】【百姓話壇】（7）劉正有-四川自貢農民的土地維權抗爭（上）：非法強佔農民土地的現象在中國是愈演愈烈。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很高興百姓話壇節目和您又見面了。據中國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數位顯示，在過去的十年當中，隨著城市化的進展，中國大約有四千萬到五千萬農民失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而且在今後五年失地農民的數字將會再增加一千五百萬。該報告的數字同時還顯示：其中很多的農民，他們的土地是被非法強佔的，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得到合法的補償，目前這種非法強佔農民土地的現象在中國是愈演愈烈. 請看一個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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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失去土地相當於失去了農民的生存之本。失地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引起農民土地維權的上訪事件風起雲湧，範圍之廣遍及全國，有媒體稱之為“遍佈全國的火藥桶”。
2003年6月12日，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欄目，公開報導四川省自貢市高新技術開發區違法征地、坑害農民事件。《經濟半小時》記者宿琪，在《自貢的高新技術開發區是怎樣“高新”開發的》一文中介紹說：紅旗鄉處在城鄉結合部，原來這�的農民較為富足的。以白果村8組為例，全村280人擁有土地303畝，主要種糧食和蔬菜，再加上一些副業，農民的人均年收入能達到2000元。但是1995年他們的土地被徵用，按照當時的補償標準，18歲至40歲的農民一次性領取安置費8000元，40歲以上的農民每月發放生活費54元。8年過去了，很多農民領取的8000元安置費早已用完。
失去了土地，紅旗鄉很多農民曾經把富裕的希望，寄託到高新區的工廠身上，盼著能進工廠打工掙錢。可是，土地被徵用好幾年，他們卻發現，在他們的家園上，並沒有建起期盼已久的工廠，反倒蓋上了成片成片的商品房。農民依法維權，卻投訴無門，許多農民還因維權而被捕拘留
劉正有，中國四川省自貢市大安區紅旗鄉白果村16組村民。現年五十五歲，是當地著名的失地農民的維權代表。他和數名維權代表一起，為失地一萬五千畝卻得不到合理補償的三萬多名自貢農民上訪打官司，幾乎跑遍全國，劉正有曾一度寄希望於中共高層來主持公正，投書數百封，上達中央下至地方政府，所作努力卻全部石沉大海，而劉正有先生卻因此成為二零零三年《新聞週刊》評比中的十大維權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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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觀眾朋友們，今天參加我們節目的特邀嘉賓是四川省自貢市的農民土地維權代表劉正有先生。
劉正有先生，您好，作為當事人，您能不能把有關四川自貢市農民失去土地的來龍去脈先給觀眾朋友們介紹一下。能不能把這個事從頭再講講好嗎？
劉：可以，四川省自貢市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建立所謂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實質就是倒賣農民土地，搞這個建設商品房。1993年我們自貢市所謂高新技術開發區就是一個直到現在都沒有一家高新技術企業。他們完全是倒賣農民的土地，牟取暴利。然後對農民的這個土地補償費，他們補償的非常之低。大概只有七、八千塊錢就把農民就一生就買了，不管你的生老病死他們都不管。土地從農民手中拿過去以後，然後就從幾十萬漲到現在的二百多萬一畝，但是農民的生存權利，農民的起碼的生存問題他們根本不管。所以說這個政府官員是貪得無厭，對老百姓的這個房屋，征地的這個房屋，他們專門制定一個土政策，就是自貢市政府1993年的75號檔，然後就把農民的土地，房屋壓的非常之低。大概農民要八個平米，七、八個平米才調的到官方的一個平米。所以說嚴重的違反了我國的民事訴訟法這個公平公正的原則。所以說很多農民就不服，然後就拿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去阻止施工、阻止他們暴征暴拆土地、房屋的行為。他們就動用公安員警，因為我們國家的這個權利濫用。監督追究嚴重缺失的情況下。沒有人約束他們，包括我們國家的新聞媒體也被嚴控，不准發表凡是徵用農民土地和強拆農民房屋的新聞報導，都不准報導，所以說就縱容了地方政府官員和地方員警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的欺壓百姓，然後他們一個紅頭文件就可以把你這一生的積蓄，老百姓的私有財產剝奪殆盡，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主持人：好的，劉先生，可不可以給我們具體描述一下他們是怎麼樣強行拆毀農民房屋的？能不能談下您的親身經歷？
劉：之前我的房屋是370多平米，三層樓房，然後在2000年1月13日自貢市政府就動用了這個整個自貢市的司法系統：自貢市公安局，自貢市法院、大安區法院的法官、法警、各級政府官員大概有600多人吧，然後帶著這個炸藥將我三層樓房給我進行了強拆，把我的財物搶了，把我的房屋用炸藥炸毀了，當時是由自貢市政府常務副市長侍俊帶領人親自到現場督陣執行的，我現在就四處流浪，然後我就向市�面，省�面，一直到北京去告。不告則罷，越告這些官員就越晉升，罪魁禍首真正的這個責任人從自貢的一個副市長，調到廣元市當市長，現在調到阿壩州當州委書記，原來的主要市長劉佑林還調上了這個四川省紀委副書記兼市監察廳廳長，所以這些人撈權撈錢欺壓百姓無惡不做還受到了上級政府官員的重用。
主持人：那您是什麼時候開始為當地農民維權的？具體你是怎麼做的呢？
劉：我從這個2000年，應該講1998年公開的站出來為村民說話，為失地失房農民說話，直到現在，我向中央，各級部門，中央首長，和各級的這個建設部，國土資源部、國務院，全國人大，包括中紀委，這個最高檢查院，包括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市委市政府，一共寄出了控告信、呼籲信，聯名控告信，我就已經都發出去了460多封信件，至今沒有一個回音，沒有哪一個給了我一個字的字條也沒給我。所以我也感覺到非常非常失望。我想問全世界和國內的人民和我們的中央領導人，自貢市的蓋子到底是誰在捂這個蓋子，難道說我們千呼萬喚你們中央政府不知道嗎，你們中央領導人不知道嗎？你們還是裝聾作啞，不管我們老百姓的死活。我們現在是四處流浪啊，無家可歸啊！所以我感謝這個百姓話壇這個平臺，為我們揭露自貢這個大案要案，涉及搜刮民財的資金就100多個億啊，包括這個土地補償費直到現在也沒有給農民一份錢，他們倒賣土地價格價差就是100多個億，房屋拆遷大概就侵吞了幾個億啊，所以說這個問題是非常之嚴重。
至於在中國目前這種這個惡官當道，好官受氣的這個時代，沒有辦法，我經常給政府官員講，我現在成了當地的一個業餘信訪局局長，我太疲憊了，我說你們少做點壞事，我這個業餘信訪局的就輕鬆一些，你們少為老百姓犯點罪，我說我這個業餘信訪局局長睡覺也好睡一點，我就不屈不撓的跟他們幹，加上我不斷的學習法律法規，利用正義的力量，和法律的力量來跟這些官員鬥。我經常也對官員講，我不管你們官員，我所做的事我認為是正義的，不需要你們的承認，只要國內社會和國際社會普遍承認我所做的事是正義的我就已經就足夠了。
主持人：嗯，您的正義感和勇氣非常令人欽佩的，在這麼多年的維權當中，您這樣不畏強暴的站起來為農民來講話，有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呢？
劉；因為我堅持為自己和父老鄉親維權，我這個人的性格是不畏權勢，只向真理低頭，也不被他們招安，也不被他們收買。所以說我就成了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他們每一次，對我是長期以來進行迫害，甚至由自貢市市委親自撥經費給自貢市公安局八萬塊錢，然後組織了30多個警察，對我進行內查外調，就是連我的我爺爺的爺爺，爺爺的爺爺他們都查。不但是查我本人，而且還查我父親那一輩，我爺爺那一輩，包括我的兒女的這一輩，包括我的接觸的朋友，凡是與我接近比較近的人他們都要進行詢問、抓捕、傳喚，然後進行迫害。抓到自貢市公安局幹校�面，連續審問這些失地、失房農民和這個維權人士，到底給了我多少錢，為什麼劉正有要跟你們不屈不撓，要跟政府兩個鬥，到底是你們給了他多少錢，然後他不好向你們交待，這種流氓、卑鄙的手段！包括七、八十歲的老太太他們也抓去審問，不管男女老少都被抓。當時我統計了一下，一共因為我一個人就抓捕了大概有四十人左右，到匯東公安分局去審問，自貢市公安局分局去審問，出動大批不顧一切的警力、人力、物力，然後進行迫害。長期以來對我主要的就是監控，跟蹤監控。我到哪兒，四五個便衣警察和國保大隊的人員和公安局的人員就到哪里。只要把我控制在自貢，“不准讓我邁出自貢半步”這是市委市政府下的命令。甚至於每個月我居住的這個周圍還派人來對我進行監視，高新技術開發區管委會每個月支付一千元給長期監控我的人，每個月就都在高新技術開發區去領一千塊錢。據說是二撥人長期對我進行監控，然後一有情況馬上就跟公安局和警察打電話，然後就把我攔截。我到成都，成都被攔截。然後我在北京的時候2004年吧，自貢市就動用了三十多個警察和政府官員，在北京對我進行地毯式的搜捕，被他們動用的30多個人把我抓到以後就送到四川省人民政府駐京辦事處關押。然後把我強行押回自貢。回到自貢以後警察又對我不斷的威脅、恐嚇、然後詢問、筆錄、傳喚。我在家�面的時候，夜半三更的時候，大概深夜一、兩點鐘吧，大批警察來強行敲我的門，要強行把我抓走。
2006年的8月22日，我正在家�接到村民的求助電話，然後我馬上趕到現場去，已經就有黑社會的人員和這個警察一起都在現場。當時我到了現場以後，我就用我的這個數碼相機一面拍照一面攝像。然後這個黑社會的這個頭目看見我在那�攝像，然後他就吼我說 “你不准介入”。我說，我憑什麼不介入，這是我的權利。當時警察就在旁邊。我沒有聽黑社會的話就堅持在那�拍照，然後這個黑社會的頭目就派了一群，大概有六、七個吧，就當著警察的面，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對我拳打腳踢，然後對我進行暴打。在暴打的時候，我一面喊救命，一面我就想往警察面前跑，因為警察就是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他們不但不保護我，反而他們還往後面跑。看到我跑過去之後，他們也反轉往後面跑。所以我們的村民也非常的氣憤。不斷跟公安110報警，打了十多二十 道，110一直不出現，也不到現場來解救我。然後這個村民又打救護車，120救護車親自到現場來，然後把我拖到自貢市第四人民醫院進行治療。所以說我對這個目前這個官權力不為老百姓，為這個官商勾結盜賣土地這種非法行為，為人民犯罪行為，我非常之氣憤，他們什麼流氓手段他們都耍盡了。我的堅定的信念就是我所做的事都是正義的，是為老百姓喊冤的，所以說我也不懼怕他們。
主持人：好的，在這種非法被剝奪土地的眾多農民當中，像您這樣能夠勇敢地站起來維權的人數多不多，有多少？您能不能具體談一下？
劉：在我們這土地和房屋被暴征暴拆了，維權的人還是很多。大概占90%的老百姓都不服政府這種行為，但是他們呢，農民主要就是一文化比較低，不懂得國家政策法律法規，然後這個維權事務他們是就象白紙一樣，一點都不懂，所以說被政府官員把他們的這個權利被剝奪了，他們也不知道。當知道以後，去找政府官員，政府官員又耍無賴，他們面對這個權力是沒有辦法的。在我們當地象我這樣維權的。我最敬佩的就是我們村的一個維權人士—-周作如，他為村民和為他自己維權維了20年，最後得病死了。也是當地非常出名的一個維權人士，他是一字不識，但是他的記憶力和他的表達能力非常之強，所以說我們當地政府的官員也非常之恨他。像我們目前象我一樣的維權人士大概還有十多人，十多人�面只有我才認得到字，那些都認不到字，沒有辦法。所以說維權主要就是受到文化程度的這個限制。加上官權力已經成了流氓無賴，明明政府官員在辦公室�面開起空調，抽起高檔香煙，你去找他反映問題，他們的這個工作人員就跟你講，要麼就是到成都開會去了，要麼就去北京出差去了，都是這樣撒謊和騙，所以老百姓多跑幾次也就感覺得非常疲憊。
主持人：好謝謝你。觀眾朋友們，由於時間的關係呢，今天和劉先生的談話到此暫時告以段落，請您下次繼續收看，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