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7年4月26日訊】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林丹、謝宗延、陳修文報道：二零零七年，在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前夕，被人們稱作新「三座大山」的「教育、住房、醫療」問題，再次成爲民衆關注的焦點。新華網 『網民關注「兩會」熱點問題』的調查顯示，新「三座大山」分別以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五和百分之七十六的得票率，位居前列。
【林丹】「三座大山」是國人對苦難的一種高度概括和形象表達，然而在這個被稱爲「太平盛世」的年代，人們重新使用「三座大山」一詞來形容當前的生活處境，足見教育、住房、醫療已成爲百姓難以承受之重。
作爲「三座大山」之一的教育，相較之住房和醫療來講，並沒有直接關係到人們的生存，然而近年來不斷發生的因交不起學費而被逼自殺的悲劇，足以表明過高的子女教育費用正在影響著人們的生存安全。那麽教育這座大山究竟是怎樣壓迫、剝削並威脅著國人生命的呢？在今天的節目中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將與我們探討。
【林丹】那爲什麽中國的教育成爲人們口中的三座大山之一呢?
【何清漣】這是因爲中國的教育體制改革，其實核心內容就是「教育産業化」。而所謂「教育産業化」，就是要把本來應該由國家承擔公共教育經費的教育事業推給了老百姓；要把它變成一個贏利的産業。這個「教育産業化」政策是從一九九八年開始提出，一九九九年正式推行，到了兩千年就在全國開始推行。幾年以後，成了老百姓怨聲載道的一項所謂「改革」。
【旁白】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市場處於疲軟狀態，爲了拉動經濟增長，政府通過修建高速公路、機場等公共設施的辦法來加大財政投入力度，以擴大就業，帶動需求，但一直未能奏效。面對市場蕭條一些高等院校開始悄悄地增收學費，從而大大增加了收入，改善了學校財政與教師福利。一些人從中得到了啓發，「教育産業化」的建議從九十年代後期開始見諸於報端，並很快成爲熱門話題。許多經濟學界人士贊成並積極推動這一政策的實行，其中以任職於亞洲開發銀行的留美學者湯敏爲代表。
【何清漣】 當時中國政府正好是苦於市場疲軟，找不到好的辦法刺激市場，同時又想在教育上甩包袱，所以湯敏的這個建議立刻被採納。湯敏在這個政策被採納之初還很得意地以中國「教育産業化之父」自居，但是「教育産業化」」實行了兩年多以後，真的是怨聲載道。人們對它從道德上，和它帶來的實際後果上，有很多非常嚴厲的指責，湯敏後來有些吃不消了，跟媒體解釋說:『我不是「教育産業化」之父』。
【林丹】中國的「教育産業化」，它的主要內容是什麽呢?
【何清漣】主要內容就是高收費。實際上.「教育産業化」的政策講的是教育體制改革，其實還不如說是教育收費體制改革。那麽這個收費的標準上漲到多少呢？有一個專家曾經統計過，他毛估了一下說，中國從一九九四年到二零零三年這十年間，教育亂收費，中小學，還不是講大學，總共有兩千億人民幣。那麽中國到現在爲止也還是堅持所謂「九年義務制教育」,但是實際上中小學生的亂收費已經非常嚴重。
我讀過天津市曾經做過的一個調查，中學生負擔的教育費用，就達一千五百多，高中還要更高。小學呢，也是一千多。這都是以各種各樣他能想得出來的各種名義收的，比如說雜費等，其他各種要學生們贊助的費用還不計算在內。我兒子自己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我對此深有體會，所以大家早就說了這個「義務教育」早就不是義務了。
曾經有人統計過，從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這十來年之間，每個大學生人均每一年在學校的花費上漲了一百倍。現在這已經成爲中國人的一個沈重的負擔。因爲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的年收入，兩千零五年剛剛平均跨過一萬元人民幣，而大學收費卻早已突破了一萬元。那麽如果一個家庭以三口之家計算，家庭年收入是三萬元的話呢，那麽它就至少有一萬元要拿去交學費；另外還要再拿出五千元來供這個學生每年的住宿和吃飯，這還是最低標準。這就等於是一般的城市家庭負擔不起。
那麽農村里面的農民呢？農民的人均年收入剛剛過兩千元人民幣，那麽農民就更加負擔不起。所以大概從「教育産業化」政策以來，中國農村出現了一個這樣的情況：哪一個村莊里面最窮，就是那一個村莊里面大學生出得最多；哪一個農民家庭最窮，就是他家里出了兩個以上的大學生。所以每年到了高考結束錄取通知來了以後,整個農村里面考上大學的家庭，真的是很「不幸」。很多家長爲了子女讀書求爹爹，告奶奶到處求助籌措經費，如果籌措不到，在家里和子女矛盾一激化，家長自殺的很多，如喝敵敵畏、臥軌等，用各種各樣的辦法自殺。還有的人就到街上打一塊牌子，說要賣腎供子女讀書。這種故事前些年每年幾乎都有報道。「紐約時報」二零零五年還報道過江西一個中學生，因爲欠了六百八十元人民幣的學費，不被允許參加高考，後來臥軌自殺的事件。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教育能夠成爲一個暴利行業，但是中國能夠成爲。從二零零一年開始，教育、房地産每年都是高踞十大暴利行業的頭一名、第二名，這就足以說明這個「教育産業化」的實質是什麽。
【林丹】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六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其中第二條和第十條是這樣規定的。
【旁白】『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
第二條 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
第十條: 國家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免收學費。 國家設立助學金，幫助貧困學生就學。
【林丹】二零零零年,中國對外宣佈，已經如期基本實現了普及 「九年義務教育」。 然而中央黨校『中國農村九年義務教育』課題組，對十六個省的調查結果顯示, 農村十五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不足七年,實際完成三年初中教育的學生不超過百分之三十. 報告說經濟困難是造成農村學生無法繼續升學的重要原因。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十屆全國人大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 新『義務教育法』第二條是這樣規定的。
【旁白】『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二條: 國家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制度。義務教育是國家統一實施的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必須接受的教育，是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業。實施義務教育，不收學費、雜費。
林丹】新的『義務教育法』，能否有效地遏制教育亂收費, 真正地實現「義務教育」，人們將拭目以待。
【林丹】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國教育資源的配備，是一種扭曲的資源配備。您能不能解釋一下，爲什麽說是一種扭曲的資源配備呢？
【何清漣】因爲國家的教育經費投入嚴重不足。按照世界平均水平，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比中國要窮得多的國家，平均教育經費的投入是占GDP總量的百分之六點幾。那麽中國呢？前些年一直徘徊在百分之三左右；沒有達到中國政府許諾的百分之四。這個數額比臺灣要低得多。臺灣近些年來一直是占GDP的百分之九點多，最高的時候都占到百分之十二，可以看出臺灣人民在這方面享受的教育福利要高得多。包括比中國要窮得多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像非洲的一些窮國家，如加納，都比中國要高得多。所以中國的教育已經不折不扣地成爲中國的國恥。
那麽爲什麽教育只在中國産業化，而在別的國家沒有被稱爲産業化呢？那是因爲別的國家公共教育經費的投入很多，也就是說國家承擔了很多。而中國卻把這個擔子甩給了老百姓，公共教育經費呢只占整個教育投入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剩下的一半幾乎就全要學生的家長去填補。
中國政府自己也承認亂收費，二零零四年一月曾經發生過一起挺有趣的事情。當時兩個政府部門同時就「中小學違規收費」專案作了一個調查。國家發改委先公佈的資料說，中小學在二零零三年的亂收費達到了二十億人民幣。 二零零四年的一月份教育部部長周繼自己親口公佈，二零零三年亂收費是八億多。同是政府的兩個部門，調查的同一個專案卻相差十二億，這件事讓我們看出中國的統計資料是多麽的不可信。但是我更寧願相信發改委這個資料，因爲教育部它自己是利益關係人，肯定不會承認自己亂收費。
那麽亂收的費用到哪里去了呢？去年幾個政府部門打了一仗。當時就有人問亂收費到底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交給財政部了？財政部立刻出來說，一分錢都沒拿到我們這里來，它既然是亂收費就是違法的，違法的錢它怎麽會上交呢？他們都拿去蓋他們的豪華校舍，改善教師福利。這根本跟我們財政部無關。
【林丹】您剛才講到「教育産業化」的問題，那可不可以這麽認爲中國的教育産業是在畸形地發展？
【何清漣】中國的教育産業確實是在畸形發展，至少有這麽幾個指標可以衡量。第一，就是教育收費相對於人均GDP 過高。衡量這個老百姓負擔重不重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比率，就是教育收費占人均GDP的百分之多少。
以大學爲例，大學的經費主要就是幾個來源：第一個就是國家的投入。在「教育産業化」之前，大學教育是不收費的，學生要花費的就是自己一點生活費。那麽這些年來中國政府投入已經逐年減少，前年已經只占到百分之五十了。近兩年還在繼續降低。第二個就是學生的學費收入。這是一個主要來源，你國家投入的少，學費收入就必然要高。第三個收入不是主要的，就是學校里爲大學生提供的後勤服務，包括住宿、食堂的盈利。現在一旦把後勤服務當盈利，學生吃飯就吃得特別差。因爲飯菜要價高，質量很差。所以現在大學生在四年學習期內是壓力太大了。
中國政府常拿美國作例子，說美國的教育已經成了一個很大的贏利産業，比如哈佛每年有多少教育經費結餘等。但是美國前兩年的GDP是人均三萬八千五百多美元，現在應該是接近四萬美元，大學人均教育的年收費也就是百分之十左右。而加拿大比美國窮，但它的公共教育是免費。而中國的教育收費是個什麽概念呢？就是人均GDP前年剛過一千美元，即八千多人民幣，但是大學的人均教育費用已經超過了一萬人民幣。就等於是中國的人均教育年收費占GDP的百分之百還要多。那麽與美國的百分之十相比，就可以看到負擔之沈重了。
第二，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相對教育收費來說太低。比如大學收費已經超過了一萬元，那麽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才只有一萬多一點，農村只有兩三千，所以大家支付不起。
第三，就是中國的在校的貧困生過多，這就使得將來中國很多名牌大學成爲一個富人俱樂部。清華、北大、復旦這些學校都是中國家的名牌，里面的貧困生占的比例低一點，百分之十五左右──因爲就算是貧困生考上了這些收費昂貴的學校，也讀不起，很多人只能放棄這個機會。一般大學里貧困生是基本上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第四，就是在校大學生占適齡人口比例偏低。「適齡」是指十八到二十二歲之間。國際平均水平是占適齡人口的百分之十九，發達國家的比率比這高得多。像美國很多大學，適齡人口已經超過百分之六十。那麽中國呢？前年才占百分之七點八，現在可能高一點了，大概也就是百分之十，剛過這個線。
第五，就是中國的文盲率太高，並且這個文盲的標準也定得太低。我看到一個由中國政府公佈的資料，成人文盲有八千五百多萬。另外有一億是半文盲。 中國政府定的掃盲標準是，城市的人認識兩千個漢字；農民呢認識一千五百個漢字，這就說明他們連讀報紙都不夠用。因爲報紙上常用的漢字是五千到八千。就是複雜一點的就是要八千，簡單一點的也要五千。所以像這種水平的教育事業是支撐不起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的。這就是爲什麽農民進入城市後，只能從事那些低素質勞動力幹的活，原因在於他們受的教育程度太低。不要說他們，就連中國城市里的普通高中畢業生都無法適應現代化産業的素質要求。中國要想達到現代化需要的高素質勞動力，必須繼續吸收更多的青年人入學。但是這又碰到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政府又不願意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全推到學生家長身上，而學生家長又負擔不起，所以就成了壓在老百姓頭上的一座大山。
【林丹】剛才你講，教育産業化是一個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一個人，他提出來的.那爲什麽教育産業化在美國能夠成功,在中國就不可能成功?
【何清漣】教育産業化這個口號也是中國提出來的，美國沒有這個口號。美國教育政策跟中國完全不一樣。中國在作別的事情口口聲聲強調中國的國情特殊，但是一到了搬教育産業化的時候，就不強調中國的國情特殊，有許多和美國不同的地方了。
剛才我舉的那個例子，就是講人均GDP，人家是大學年均收費只占人均GDP的百分之十，而我們占到百分之百還有多，這一條它不談了。第二條它不談的就是中國缺乏教育産業化的社會環境。我爲什麽要這樣說呢？很簡單，美國有很多很多基金會，他們都願意給優秀的大學生提供各種各樣的獎學金。而且銀行還有一個很完善的貸款機制，如果要是學生家庭負擔不了大學的學費, 上學可以去申請獎學金。學生的成績越優秀，個人才能越突出，申請的獎學金就越多。如果獎學金不足的時候還有貸款，大學生畢業出來工作以後的十年內可以分期償還。
那麽中國呢？第一，根本就沒有贊助大學生讀書的獎學金的基金會，有限的那麽兩三個都是些各種各樣的民營企業家辦的，那經費極其有限，每年也就是象徵性地資助幾個人，相對於中國幾百萬大學生那是杯水車薪。第二，就是中國給學生發放助學貸款的機制非常不完善。因此美國大學生能夠借助來完成學業的所有手段，在中國基本缺乏。
所以我認爲中國這個教育産業化政策，只考慮了美國大學收費這個特點，但就是沒考慮中國的社會環境不適宜。而且它又沒去參考歐洲，包括加拿大的公共教育免費的情況。所以我覺得中國的中國特色這個標準是常常靈活使用，在它覺得該使用的時候它就使用。比如講到政治制度，我們不能民主化，就強調中國特色，其他的方面它就只強調相同的。
【林丹】我們現在看到中國的銀行也開始向學生發放貸款，畢業以後按期償還。這樣是不是會減輕學生的負擔呢？
【何清漣】這個助學貸款從「教育産業化」開始就已經在講，要求大家給貧困生提供貸款，但是銀行里實施起來確實很困難。首先就是申請很不容易，比如有一百個學生提出申請的話，最多只有百分之五、六的人能夠得到這個助學貸款。第一就是要符合貧困標準；第二，有償還能力；第三，還要學校出證明和學生的家鄉出證明。 這個過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有的學生辦一個貸款申請要長達半年時間，證明的文件要幾十個之多。據媒體報道，最初一批得到銀行貸款的學生已經畢業了，有一部分人已經跟銀行建立了還款的聯繫，但還有一部分人工作都找不到，根本就沒辦法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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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學費昂貴﹐大學之門爲什麽還這麽擁擠﹖
高考 – 前途的搏弈﹐請看腐敗是怎樣將你擠出大學門﹖
教育質量 , 教學設施是否與高昂的收費相符﹖
何清漣訪談: 難以承受的重負 – 教育篇, 『透視中國』正在播出。
【林丹】剛才您介紹中國的教育制度産業化以後帶來的後果，就是高收費。那面對這樣高的收費，我們也看到每年的高考，還有很多人在擠大學的門檻，這是什麽原因造成的呢？
【何清漣】非常簡單，中國是一個勞動力遠遠供大於求的國度，每年都有兩千多萬的人要擠向就業崗位元元，這就需要競爭，其中之一就是你的受教育程度。所以每一個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夠在這個社會得到一個收入比較高的比較好的職業，能夠進入中產階級行列。
從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看，一個國家貧困人口過多不是好事。中國現在貧困人口實在是太多了，一個龐大的社會下層，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幾的社會下層。一個國家的反貧困策略，主要就是逐漸減少貧困人口，途徑是通過提高國民教育，讓他們慢慢地加入中產階級。人稱大學是培養中產階級的搖籃，就是從這個意義講的。所以中國的家長很重視子女的教育，自己再窮、再苦也願意把子女送上大學。
中國的儲蓄率年年增高，像二零零六年已經超過了二零零五年的十萬億，年初是十二萬億，年底達到十四萬億，其中居民儲蓄的首位就是爲了子女的教育。 所以這就千軍萬馬擠獨木橋，只要子女願意讀書，家長是節衣縮食，怎麽樣也要想辦法把子女供上大學。這就是大學收費雖然高，大家還是要千方百計地想辦法把他們送進大學的原因。
【林丹】講到高考，我們看到每年的高考的錄取有很多很多的腐敗現象的發生，您對這方面的情況有什麽樣的看法？
【何清漣】我前年寫過一篇文章正好談的就是高考招生的這條食物鏈。應該說高考是一個國家選拔人才的機制，它保證競爭的公平性非常重要，但是這一點確實讓人失望。我常常說一句話叫做， 看一個國家的現狀，要看這個國家的吏治，就是看政府是否清廉；看一個國家的未來，就要看這個國家的教育。那麽教育的入口，就是這個高考。中國的高考招生發生了嚴重的腐敗，至少有三個發生腐敗的環節，便於高考招生的這條食物鏈的形成。
第一個，大概從四、五年前，政府規定每年高中有百分之五的保送名額，本來保送的標準是按照德才兼備,選優秀生.但這保送名額後來成了各地政府官員和學校的校長自己保送人的一個理由。 湖南省隆回曾經發生過一件這樣的事情,就是保送的人全部都是他們當地幹部的子弟,這件事情後來引起了很大的民憤
第二個就是錄取的時候有一個「定向」招生。因爲中國有很多艱苦的專業，比如林業、礦業，還有一些其他的國家緊缺的專業，它錄取的分數比一般的高校要低二十分。很多人因爲要讀大學他考不上別的，他就占這個便宜，那麽就要去買分數，買一分就要付給那個招生人員多少多少錢，比如一分要一萬元，所以這也是一個腐敗的漏洞。
第三個就是高考招生時的「抛檔案」。比如要招一百個，那抛檔案的時候是要抛一百二十個，那麽他們中間就有二十個可能就不在選取之列。這一點給了招生人員和那些要搞腐敗的人很大的空間。所以很多人就會預先把學生的考號、名字等等全部送進去。張三他可能比另外一個人高二十分，但是找一個理由就是不取他，而且這個也是無需解釋的理由，反正我都在百分之一百二十你抛給我的範圍內選，那我選誰不選誰；這個高我不選；我要選那個低的，我覺得他合適，還沒人能來問，所以這個成了很大的漏洞。
這些年來中國的高考招生成了一條巨大的食物鏈。最著名的是兩千零三年上海交大招生時發生的事情；然後北航又發生類似的事，這都是中國很有名的一些院校。招生的人，大都是學校的行政幹部或者一些教師，平常他們覺得沒有機會，這一下機會來了就不放過。但是招生人員到一個地方招生，人生地不熟，他是賣方，要賣招生的名額，那麽誰是買方？他也不知道，所以這又形成了一個很獨特的産業，就是高考招生的仲介産業。
中國報紙上曾登載過廣西招生的情況。在考場外有很多仲介人在活動，在幫招生的一方物色買主。他們討價還價，越名牌的大學越值錢，越緊俏的專業越值錢。每一個大學､每一個專業定價不同。從報道來看，賣分數已經形成一套非常複雜的談判技巧，可見這個行業形成有很久了。因爲一個行業剛剛新生的時候，肯定沒有很複雜的行規，那麽到現在行規､技巧､價碼都已經非常複雜，這本身就說明高考招生腐敗已經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這些年來還形成了一種「計劃外招生」。大學爲了「創收」，早就在九十年代中期就發明瞭一個「計劃外招生」。高考錄取分數線比正式招收的學生一般都要低一點，九十年代中期好象是低百分之十。我記得我在暨南大學任教，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招生的時候，就有這麽一種指標。爲了讓經濟系「創收」，允許他們計劃外再多招收十個，那麽這十個人繳的學費，就歸系里面，系里面拿它作爲資金用來改善教師福利，發獎金。所以這種事情在中國早就已經成爲了一種合法的腐敗。
招生腐敗帶來一個嚴重的問題，中國古時候把科舉制叫做「國家掄才大典」。發生腐敗，那要殺很多人的頭的。就像雍正時代那個「江南科場案」，砍了好幾個大官的腦袋。中國發生這麽嚴重的高考腐敗，到現在爲止入牢的人都不夠多。這說明中國真的很沒有希望。這種腐敗至少讓大學生感覺到，在競爭的入口前他們就很不平等。
【林丹】中國經濟發展以後，新的大學在不斷地産生，中專變成了大學，有的是大專變成了學院或者大學，那是不是有更多的人可以有機會上大學呢？
【何清漣】中國這幾年確實是大學學生人數猛增。二零零一年是畢業生只有一百一十五萬，到了二零零五年是三百三十多萬，那麽二零零六年是四百一十三萬，幾乎增加了三倍多。這些年確實是很多根本資格不夠的中專升成大專；大專升成本科；學院升成大學，這就導致了大家嘲諷的中國教育大躍進。
其中當然出現了很多問題。主要是提供的教育産品質量遠遠低於所付學費所應該達到的標準。記得兩千年三月份我到杭州講學的時候，有一個杭州的大學生遞了一個條子給我，他談的就是這個問題。他說，我們現在每年要交五千多元，但是我感覺到老師沒教我們相應的知識，我們感覺到我們自己受騙了。
確實，很多原來沒有機會上大學的人能夠上大學了；不夠資格讀大學的人也能讀大學了，這是大家看到的好的一面。但是同時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大學教育數量擴張的同時，質量在下降。很多大學的教育、教學設施､師資力量根本就跟不上，所以就出現了教育的質量低劣和它的高收費很不相符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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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大學，培養中產階級的搖籃，躋身中產階級美夢能否成真?
多年寒窗畢業在即，二零零七年就業市場前景展望.
教育大躍進後果漸現，大學破産並非危言聳聽？
何清漣訪談: 難以承受的重負 – 教育篇, 『透視中國』正在播出。
【林丹】那您剛剛講到，大學是培養中產階級的搖籃，我想這也比較公平，特別是對一些貧苦的比如農村出來的大學生，這也是他們能夠「翻身」的一個跳板，那麽他們確實達到了這個目的了嗎？
【何清漣】應該說在我們那個年代是達到了，在八十年代後期也達到了，九十年代前期這個目的也能達到。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後期，這個目標就距離中國家長和大學生本身的預期越來越遙遠。遠的不說，我就說兩千零一年以來的六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連續六年走低。二零零一年呢大學畢業生只有百分之七十在畢業時找到了工作。二零零二年這個比例就下降了就下降到百分之六十幾。那麽到了二零零三年就是百分之五十。
二零零四年中國政府是給很多單位下了指標，要求務必達到就業率百分之七十，當時各個省的政府都是向中央保證了的，結果到後來就業率不足百分之四十。二零零五年的資料呢，政府說達到了百分之四十幾，但是中國青聯和社會勞動保障部的一個調查，二零零五年大學畢業生才只有百分之三十三點七的人就業了，也就是說有百分之六十七左右的大學畢業生無法找到工作。既然連工作都找不到就不要說找好職業了，所以從就業率來說，是離這個中產階級的夢越來越遙遠。很多大學生畢業以後，從小城鎮出來的不願回去。小城鎮沒有什麽現代化産業，主要就是政府部門公務員；還有就是一些壟斷行業，如自來水廠、電廠這些崗位。但這些行業的職位都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夠進的了的。爲什麽這些年來鄉鎮政府機構一年比一年龐大？就是因爲縣一級領導經常把他們的子女安排到鄉政府、鎮政府來當公務員。所以沒家庭背景的小城鎮學生不願意回去，有的就留在學校里就當「校漂」，留在大城市如北京的就叫做「京漂」，實在沒辦法就業的就成了「啃老」一族。「啃」就是用牙齒啃的意思，就是要靠吃父母的。中國青聯和社會勞動保障部去年聯合調查並公佈的一組資料，表明十五歲到二十九歲的青年人的失業比例遠遠高於社會平均的比例百分之六，而達到了百分之九，也就是說這一個年齡階段很多人無法就業。其中呢這些無法就業的人中間有百分之七十是長期失業，而「長期失業」的概念是指一年以上沒工作。
我記得有一個調查報告談到，很多人到了三十歲沒辦法結婚，因爲他養不起自己，也養不起妻子。還有很多人結了婚以後，只能住在父母家里。爲什麽？因爲他買不起房，也租不起房，這樣的事情在大城市越來越普遍。
這個情況又還反映在「海歸」問題上。原來留學生好找工作，現在留學生回去成了成了「海待」，就是待業，即海外歸來的待業者越來越多。原來只要你講我是美國回去的，不管你是什麽大學，州立大學也好、名牌大學也好都能找到工作。現在已經挑文憑了，你不是名牌大學，不是好專業人家還不要你，於是成了「海待」。
象瑞士這個留學費用非常高，每年是三萬多美元，四年總共需要十二萬美元。那麽投入了這麽多，結果回到中國去以後，结果找到了也就是三千人民幣，就算很好的，很多人找不到。你去算算，他這一十二萬美元的投入，換來了年薪三四萬人民幣，要多少年才能收回這個教育成本。這也是我談到的教育成本，教育投入的成本和這個教育獲得的收益之間，嚴重地不對稱，這也是中國的教育進入了一個瓶頸的表現之一。
二零零六年「北京晚報」登了一個消息，就是八寶山火葬場要招收三名管理人員，結果出現了一萬多人去競聘這個職位的排隊長龍。其中有博士、有碩士、有大學生。這條消息在「北京晚報」登出來以後輿論譁然，很多大學生的家長非常沮喪，說我們花了這麽高的代價，讓兒子女兒辛辛苦苦，十幾年寒窗，最後連求一個火葬場職位的可能性都這麽渺茫，我們這麽辛辛苦苦供子女讀書是圖什麽？很多家長花高價，耗盡家里的全部儲蓄把孩子送到大學，是希望拿到一張通往中產階級社會的通行證。現在連續六年出現大學畢業生就業率持續下降，大家發現那個出口原來並不通向社會中上層，反而成了畢業即失業，這對一個社會的信心打擊極大。
我曾經在香港和一個計程車司機聊天時談到過這個問題。他原來在廣東，他說香港好，因爲香港社會有向上流通的管道。他說，我只要辛苦工作，我的子女可以讀大學，可以改換社會身份，可以不再像我一樣當計程車司機，所以這個社會很有希望。他這段話其實表達了所有人的一種共同心聲。如果一個大學畢業生畢業以後找不到工作，還成了失業一族，就說明這個社會向上流通的管道被阻絕了，那麽整個社會的人就會很沮喪，就會失去向上的動力。
【林丹】上海東方衛電視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報道了這樣兩條消息, 講的是不久前在上海和北京就業市場發生的事情, 從中我們可以對大陸當前日益嚴峻的就業狀況窺見一斑。第一條消息說的是上海有一個區的環衛局，要招聘三十名三十歲以下的清道工, 來應聘的都是些什麽人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新聞_1】招聘會開始一個小時不到,就有六十多人報名應聘,其中大多是二十歲左右的中專職校的應屆畢業生,有部分應聘者甚至有大專、本科文憑。一些應聘者表示，現在就業形勢比較嚴峻，做個清道工總比做「啃老族」好得多。【採訪_1】不分職位的高低的嘛，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机会，在我自己應該好好把握。 【採訪_2】自己付出辛苦勞動，都應該得到別人尊重。【採訪_3】我覺得現在大學生的就業心態應該平和，然後務實一點。
【林丹】下面這條消息講的是北京某洗浴中心公開招聘，引來五千多名大學生的爭相報名，他們競聘的是什麽職位呢？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新聞_2】 小周是京城某知名大學的大三學生,來洗浴中心實習剛剛兩天。他說最開始他應聘的是總經理助理，但這次招聘的上百個崗位,不論是管理崗位,還是基層工作,都要從搓澡、捏腳做起。在這家洗浴中心像小周這樣的人還不少。浴場經營者說，他們已經收到了五千多名大學生的應聘材料，而像小周這樣的願意從搓澡工做起的，則有兩千多人。【採訪_1】搓澡工其實也是一種工種，只有從這樣一個基層的崗位來做起，是磨練大學生的意志。【採訪_2】對此市民看法不一，我挺能接受不是什麽壞事嘛。【採訪_3】怎麽來說大學生嘛，不至於淪落到去搓澡吧。
【林丹】雖說職業不分貴賤, 行行出狀元，但是昂貴的学费投入，寒窗數載苦读，父母的期望和個人的追求恐怕遠不止是大學畢業後做一個清道工或是搓澡工吧。而且更令人擔憂的是如果連大學生都在爭搶這些職位，那麽那些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百姓們，又將如何生存呢？
早在二零零四年教育部部長周濟就對外宣佈說，中國開始步入高等教育大衆化階段，高校在校生突破二千万萬人，成爲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有網民說，在未來二十年內，中國將爲這種好大喜功，揠苗助長的做法付出慘重的代價。
中國社會科學院對外發佈的『二零零七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一文指出，二零零七年中國城鎮需要就業的人口將超過二千五百萬人，而新增的就業崗位，加上自然減員也只有一千萬。 以「結構性失業」爲特徵的第三次就業高峰已經到來，並將蔓延至“十一五”。
中共建政以來經歷過兩次就業高峰，第一次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成千上萬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返城。第二次是由於個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國有企業職工下崗。而這次就業高峰的壓力主要來自於高校畢業生，供大於求的缺口，將使上千萬青年人無法就業。
【林丹】那面對大學生找工難這種局面, 中國政府在大學招生人數上有沒有一些限制呢, 以免造成這種浪費呢?
【何清漣】我認爲招生與市場需求是脫節的, 因爲招生的時候, 大學出於本身擴張、要增加收入的需要多招。因爲教育産業化就意味著學校多收入；意味著教師高福利。所以這些年大家都知道，大學教師是所有的知識份子中間，住房改善得最快；福利改善得最好；工資也提高得最快的一個知識群體。所以他們自己也是知道這個問題的，但是出於他們自身利益的驅動，他們也不會減少招生。
【林丹】面對大家都還在往大學入口在擠的這種現象,中國的教育還是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啊？
【何清漣】很快就要過去。已經算過了二零零八年會達到一個峰值，到時候首先破産的就是那些質量低劣的大學，比如中專升大學的啦；大專升學院的啦；這些大學將招不到學生了。年已經出現了溫州地區的人不願意讀書的現象。溫州地區有百分之七十的學生不參加高考，他們選擇通過海外的親戚到美國的CHINATOWN，還有到法國的一些工廠里去打工。很多人說了到美國做裁縫，一個月能夠掙多少多少錢。所謂「裁縫」就是在制衣廠打工。
大學畢業了，還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有很多中小城市的人，找工作家長要托關係，送人情，就要花幾萬，乃至十萬元錢，才能買到一個工作崗位。可買到的工作崗位的月收入，還只有兩三千塊錢，那麽就是等於你要好幾年才能把這個成本──不是說教育成本，只是找工作需要的成本弄回來。所以現在中國已經再度出現了新的「讀書無用論」，認爲讀書，還不如打工。當然對於貧困地區的人，讀書還是唯一出路。
【林丹】您剛剛提到大學破産，這是一個很新的概念，您能不能詳細地給我們講一下？
【何清漣】大學破産是2005年才意識到的一個問題，因爲中國從兩千年開始實施教育産業化，各個地方把教育産業化當作當地的GDP政績，批地給他們造大學城，中國現在總共是三十一個大學城，占地六千多公頃，用地是三千一百多公頃，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左右。那麽現在這些大學城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因爲建大學城的錢都是靠銀行里貸款，雖然說是社會､學校集資，但是實際上錢最後都是銀行里出。用大學城的名義圈地，政府要給很多優惠，成本相當低。因爲這幾年房地産瘋長，他們圈到地以後不是用來建大學城，而是轉手賣給一些房地産開發商，或者大家合作來開發，這就發生了很多腐敗問題。
像重慶發生的事情，你可以看大學腐敗到什麽樣子。他們批到的地只花了兩萬元一畝，結果呢，它被以六十萬元一畝賣出去。學校里委託給學校辦的一個公司辦理這件事，那個公司就交給學校四十萬元一畝，還有二十萬元呢，就是由這個公司和學校里，以及和土地沾邊的那些領導､個人全部私分了。所以這個大學城現在有三十一個在建的工程，但是完工的不多。
二零零五年國家審計署對杭州､南京､廊坊､珠海這四個城市里的九座大學城進行了調查，最後發現均存在著嚴重的腐敗問題，就是違規用地等等非常嚴重。每一個大學爲了建大學城，向銀行里借的資金動輒就上億，這個問題馬上就要發生危機了，就是還不起。現在人家開玩笑說，大學校長們見面時的第一句話就是互相問你們借錢了沒有？爲什麽呢？因爲借了錢來就算是長期貸款三年､五年你也要還。
大學要還貸款，主要是靠三個大學收入。一個是國家撥款，這個不可能再增加了；還有一個是學生的學費；還有一個就是學校的後勤服務這些後續收費。後面兩者都依靠學校的學生人數，大學招生如果下降的話，結果意味著沒有人給你交錢，學生人數如果相對固定，大學要提高收入，還得靠提高學生的收費。二零零五年在世界盃比賽當天，四川大學「鬧事」，就是因爲四川大學又想辦法亂收費。它頒發了一個新的收費標準，說一個學分要加收一百元，但它又從來不跟學生講清楚畢業需要多少學分，所以學生就努力地修，結果發現最高的要補交一萬幾千塊，最少的也是要補交三千多塊，而且所有的學生都需要補交。學生本來就借了一屁股債還不起，這個規定一頒發，學生群情激憤，到了晚上藉口學校停電不給他們看世界盃，於是一千多個學生就開始「鬧事」，這都是對學校的亂收費不滿而發生的騷動。
學校今後會面臨這樣的狀況，第一，家長負擔不起，可能有一部分很窮困的人就慢慢地不讀了。第二，富裕地方的學生，他發現讀書也沒有前途，不讀了，如溫州。還有一個就是要讀書的適齡人口的高峰在二零零八年達到峰值，以後適齡人口就會下降，沒有那麽多人需要讀大學了。這些因素都使中國的大學持續擴張成爲不可能。。既然持續擴張是不可能的，而借銀行的錢要還，那麽大學城建設今後要怎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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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中國教育危機四伏，病入膏肓，癥結何在？
是任人宰割，還是奮起維權？ 中國百姓面臨抉擇。
搬走大山，改革教育，敢問路在何方 ?
何清漣訪談: 難以承受的重負 – 教育篇, 『透視中國』正在播出。
【林丹】您剛才講了中國教育的很多很多問題，那麽有沒有什麽樣的方法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呢？
【何清漣】我覺得你＝要靠現政府來解決是不可能的。因爲這個政府自己宣稱「三個代表」，其中之一是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我早就說過了它誰也不代表，就代表它那個利益集團，它現在考慮的都是以它們這個利益集團的利益最大化，和統治的長治久安爲目標。
任何一個國家要想未來有所發展，提高國民素質；減少貧困人口，都是要依靠教育。那麽中國政府把這個教育的責任，甩包袱推到了民間老百姓身上，是極不負責任的一個表現。中國政府沒有錢嗎？不是。 中國政府這些年來GDP年年增長，國家財政收入也年年增高，但是它用到哪里去了呢？第一，就是軍費開支。每年美國關於中國軍力的報告，都談了中國投入了多少多少錢去擴充軍力。中國在目前沒有國際戰爭的危險，因此擴充軍力其實不是緊迫之需。我覺得提高老百姓的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才是當務之急。
第二, 我覺得中國在金牌體育上面投資得太多。有人早就算過，中國每一塊金牌的平均投入是三千萬元到八千萬元之間，這還不包括運動員的服裝費、日常的開支和他們得獎的那些花費，只是包括培訓費用就這麽多。中國確實是成了一個體育金牌大國，但是它不是一個體育強國。因爲老百姓的體育設施很少很少，日常根本得不到鍛煉的機會，所以中國爲什麽在八、九歲或十來歲出來的孩子到美國，有一個弱項就是體育成績不好，跟美國孩子比起來差得太多。所以中國是一個金牌大國，但是一個體育弱國。我覺得這部分費用與其花來培養幾個運動員得這種金牌，還不如用來提高全國老百姓的體育素質，多投一點經費讓學校改善體育設施。
第三，我覺得中國有很多不必要的援外開支。鄧小平還比較務實，我記得在改革之初，他就已經談了，今後我們對第三世界國家主要是道義上的援助，意思是不再打腫臉充胖子。那麽從江澤民統治的後期開始，這個苗頭又出現了。中國援建了非洲很多國家豪華的體育場館，連本國人民當時都還沒有。像這些年援助柬埔寨好幾億美元，而這些援助的錢其實大多數也沒用在柬埔寨人民身上，而是用來維護這個柬埔寨政府的特權集團。比如四千九百萬用在建一個政府大樓等。所以我覺得援外不必要。
産生這麽多問題關鍵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這個政治體制不是一個民主體制，而是一個「極權體制」。所謂「極權體制」就是由這個政治寡頭集團說了算。那麽他們這部分人覺得怎麽樣做有利於維持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怎麽樣做，基本上不考慮人民的利益。中國教育之所以出現我今天講到的那五大畸形現象，其實就是長久以來這個政府對人民不負責任造成的。以前北大的校長吳樹青等這些老知識份子還會在人大、政協會議期間說，你們要重視教育，你們不重視教育，你們要成爲千古罪人。而現在提拔的大學校長都是黨的幹部，政治忠誠是第一位的，根本再也不提這些話了。他們怎麽樣能夠撈滿個人腰包，就撈滿個人腰包。而且學術腐敗的現象也觸目驚心，成了國際醜聞。學校發生很多很多奇怪的現象，如大學里的很多女孩子爲了籌措學費，不得不去賣淫。這都是一個國家的恥辱。
現在它們首要目標就是維持統治的穩定，其他的一切都不是它們要考慮的問題。至於中國爲什麽花那麽多精力讓中小學生學馬克思主義；學什麽「江澤民理論」、「鄧小平理論」，就是爲了維持下一代對這個政權的信心。而所有的下一代其實等到他們成年進入社會以後，就會發現他們在學校里學的這些東西是多麽的虛假、虛僞和無恥。
所以我覺得，中國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通過民選政治，迫使政府考慮老百姓的利益，它如果不考慮老百姓的利益，大家就可以通過選舉讓它下臺。中國的教育要想有根本的改觀，政治民主化是前提。靠目前這種極權統治，中國的前途岌岌可危。中國現在要想寄希望於這個政府來改善中國的教育，把這個國家人民的長期福祉當作施政的首要目標，我認爲簡直就沒有可能。
【林丹】面對目前中國這樣的這種教育狀況，作爲一個老百姓，難道只能是任人宰割嗎？
【何清漣】現在目前中國老百姓真的是任人宰割。 教育現在完全是一個賣方市場，比如招生的名額招多少由高校決定；分數線也由它確定；買分數的價格也由它確定。你這個買方完全沒有討價還的餘地。雖然這種討價還價的過程是一種非法的，但是賣方也居於優勢。所以老百姓只能是說你同意要我了，我就歡天喜地，你要多少錢，只要我能拿出來我就湊上去。我覺得還是一個體制問題。
中國這幾百年來的社會結構都是政府、大的企業和經濟利益集團是幾塊大石頭，那麽老百姓是一盤散沙，一粒粒的沙子是不能和這個大石頭對抗的。而沙子要能粘成團，只有一條路，就是允許老百姓成立自己的民間組織；能夠讓他們通過自己的組織去提出自己的利益主張。就像美國的産業工人通過「勞聯-産聯」；教師通過「教師公會」，他們才能夠遊說國會，把他們自己的利益主張通過討價還價，最後寫到美國的法律里面。政治就是一個利益平衡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大家討價還價的過程。這就是爲什麽每到了國會選舉的時候，議員就要提出特別多的、符合選民願望的要求。比如要增加工資啦；要減少失業啦等等，等等。
中國因爲不是個民選政府，它基本上可以不考慮任何老百姓的要求。而且中國政府最痛恨的就是老百姓組織起來，成爲有組織的力量，或者成爲一個威脅它統治的力量，哪怕這個組織根本沒有威脅到它，它只要感覺到你威脅它了，它就要鎮壓。比如說法輪功。其實法輪功當初並沒有政治訴求，但是它感覺到你有聚集底層民衆的力量，那麽它就要鎮壓你。
中國老百姓包括中國的異議人士，都把這個私人的權利私權利，比如就業、醫療、土地等等各種各樣的經濟權利，都看作是與政治無關的權利，他們錯了。因爲保障這些權利得以實施，首先就是政治權利，而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還有結社自由。因爲只有言論自由你才能表達自己的願望；只有結社自由你才能夠形成一種有組織的力量去和政府討價還價；也只有集會自由的情況下，你才能有組織的跑上街頭，在圓桌政治之外開展街頭政治，或者以別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利益主張。所以如果沒有政治自由，就連這些權利都沒有，你想保護自己的權利，政府就說你是非法集會。比如人民爲了土地抗爭，它就說你是治安事件、暴亂事件；你要是在網上發言，它就說你危害國家安全。
儘管中國有些異議人士爲了減少政府的打壓認爲我們不要政治權利；我們與政治無關，用這樣的方式來保護自己。但是在中國政府眼里，它很清楚地知道，這兩種抗爭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爭取私權利的抗爭，最後必然演化爲爭取公權利。比如甘地的非暴力抗爭，當初要求的是種族平等、民族平等，到最後就變成了一個爭取民主化的運動。還有南非最初要求的是反對種族歧視，最後也成了一個要求參政權利的運動。所以中國政府很清楚這兩者之間沒有什麽界線，我覺得中國老百姓也不能夠作繭自縛，應該努力爭取，因爲等待政府賜予是不可能的。
大家一直在安慰自己說，堅持改革，總有一天我們可以通過經濟發展，會達到政治民主化。而這幾年的現實表明，中國政府把言論空間收縮得越來越小。最近又出臺了一個『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 ，規定要是隨便報道社會動亂，要罰款十萬元，還要追查政治責任，並且還要通過人大把它立法。這就說明它正在收縮言論空間。
至於政治上，它爲了對付老百姓抗爭，從九十年代以來三條罪名：危害國家安全罪，泄露國家機密罪，陰謀顛覆政府罪，成了專門打擊異議人士的三條鞭子，就是什麽時候需要就給你安上一條。最開始大家還以爲這個人可能真的是危害了國家安全；泄露了國家機密，後來才發現你什麽都沒有泄露，它也要給你安上這個罪名，大家才知道這些罪名原來與「文革」時的反革命罪一樣，都是政府用來壓制批評聲音的法寶。中國老百姓一定要端正這個認識，爭取私權利要從爭取公權利即政治自由開始起步。
所以我覺得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政治民主化，通過民選政治迫使政府考慮老百姓的利益，它如果不考慮老百姓的利益大家就可以通過選舉讓它下臺。中國的教育要想有根本的改觀，政治民主化是前提，靠目前這種極權統治中國的前途是岌岌可危。
【林丹】 中國教育領域的弊端還遠不止我們上面提到的那些，最近網路上流傳著民間版本的『二零零六高校教育十大震撼事件』 ，展現了彌漫於高校的學術腐敗、科研欺詐、就業率做假、高校揮霍鉅資建造豪華校門等等問題，人們不僅驚歎中國教育病了，然而病根在哪里呢？ 清華大學著名美術家、博士生導師陳丹青教授，已連續四年無法招收到一名滿意的學生，陳教授說，現在人文藝術教育表面看似繁榮，什麽擴招、創收、增加學科、重視論文等，但實則是退步。學生「有知識沒文化」 、「有技能沒常識」 、「有專業沒思想」。他認爲，現行的教育體制，很多是形式主義，做表面文章，並沒能真正培養出受教育者的基本科學素養。
何清漣女士近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現行教育體制已經嚴重破壞了教育的三大基本功能。 即：促進社會平等的功能；促進青年一代道德成長、心理發育的功能；以及促進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功能。她說，失敗的教育制度自然不能養育英才。中國能否真正崛起，成爲國際社會當中一位負責任的成員，不僅需要改進當今政府的作爲，還需要培育出一代健康上進的青年，因爲他們才是國家的未來。
最後讓我們借用一位網友的留言，來結束我們今天節目。新浪網 – 網民負離子說： 教育不是「産業」，它是事關民族千秋萬代的「事業」；教育不是老百姓的「消費」，它是國家和政府的「責任」；教育不是有錢人的奢侈品，它是每一個公民最基本的人權。 這次的『透視中國』節目到這里就要結束了，在下次的節目中，何清漣女士將繼續就醫療和社會保障問題與我們探討，請您注意收看。感謝您關注『透視中國』節目，我們下次節目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