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主持人：各位好，歡迎收看由林雲為您主持的這一期《熱點互動》。有人說2006年是「惡搞年」。從今年初，「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惡搞了「無極」之後，惡搞之風一發而不可收；近來，紅色經典和紅色英雄人物又被頻頻惡搞，從潘冬子到雷鋒，從阿慶嫂到楊子榮，無一能夠倖免。
為什麼會刮起這一場紅色經典和紅色名人的惡搞之風呢？惡搞是現代憤青的洩忿、叛逆精神的表現嗎？中共為什麼說紅色經典不容惡搞？我們今天請本台特約評論員李天笑博士來分析和解讀一下這種現象，天笑博士您好。
李天笑：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們好。
主持人：天笑博士，現在「惡搞」和「正搞」這個詞兒在大陸是非常流行的，我們知道，因為「饅頭血案」而紅極一時的胡戈對別人指責他惡搞的時候，提出了一個正搞之說。
他對正搞的定義是說，正搞是一本正經的搞、認認真真的搞，搞了之後又不落痕跡，讓你看不出來被搞過了，那麼您是怎麼來解讀這種正搞和惡搞的文化現象？
李天笑：胡戈的這個說法有一定的見地，所謂的正搞就是共產黨利用它官方的和强制的形式來建立它的黨文化，來樹立它所要達到政治目的的一種「假大空」的典型。
主持人：所以叫做一本正經的、認認真真的搞。
李天笑：搞的是中共本身篡改過的歷史，你一點也看不出痕跡來，這是所謂的正搞。惡搞實際上就是對正搞的一種否定，老百姓在長期的過程中對中共樹立這種「假典型」感到非常的厭惡，事實也證明這些人物根本是為了政治目的而存在的，它不存在現實生活當中的。
所以說就利用自己熟悉的題材，用一種通俗的、幽默的甚至有的是「開涮」的方式來否定中國的黨文化。所以說這兩者之間是中共的正搞否定了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年青人的惡搞又再否定了黨文化，是這麼一種關係。
主持人：現在這種對紅色經典和紅色人物的惡搞之風，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時代特色和背景條件呢？
李天笑：我覺得大背景就是中共現在整個從提倡原來的禁慾主義到現在的縱慾主義。原來在英雄人物身上你完全看不出人與人之間的温情，人與人之間的友誼等等。
主持人：過去是完全沒有人情味的。
李天笑：現在是完全反過來，所有中共的網站你去看，哪一個網站沒有一點情色的東西？就是鼓動和縱容人們沈浸到這當中去。所以人們就不能夠深刻的去認識共產黨歷史上所犯下的罪行和它醜惡的本質，這是一種大背景。
第二個背景是中共造神運動的破產，毛澤東本是中共的一個暴君，殺了八千多萬人。而且從幾本書出來以後，比方李志綏的書和張戎的書出來後，都說明毛澤東本人是一個非常卑鄙無恥的小人，而且他參加當時的共產黨實際上是一種投機行為。
這麼一個人他理當從神壇上被請下來，現在越來越多人看清他的本質，而且受到人們的批判。這個時候，他很多的形象這些東西，就是造神運動破產了以後，隨著中共造神運動所造起的另一批英雄人物，人們也發現，他們身上具有和毛澤東同樣作假和拔高的特徵。
因此比如雷鋒、黄繼光、董存瑞、王成、李玉和、李向陽等等這些人物，人們紛紛進行一種反思，想以一種文藝和通俗的形式，當然從「一個饅頭引起的血案」開始，逐漸的從電視劇、電影，把矛頭轉向對中共所樹立下的紅色典型，這是一個問題的實質。
主持人：但是在惡搞風之前，大概兩、三年前開始，可能中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就是現代人的思想和它以前建立紅色經典的時候已經不同了，所以興起了一股對紅色經典改編的潮流，包括「智取威虎山」電視劇的改編，增加了很多的人情味。
有人對這種改編紅色經典的行為，認為隨著時代的變遷，對經典應該加入不同時代的不同闡釋。那既然是一種經典，為什麼要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去改變它呢？這不是有些不太符合經典的定義了嗎？
李天笑：這本來就是非常滑稽的東西，如果你是經典的東西，那是固定不變的，應該持續下去的。
主持人：對呀！
李天笑：但是共產黨不是，因為共產黨整個的思維邏輯、統治方法都是反自然的、反正統的。比如一個正常的社會，在中國的傳統社會總是由信仰來統領著道德，由社會的道德來統領著社會的文化，由社會的文化來統領政權。
但是共產黨是倒過來做，所以它奪取政權後就把文化都改變過來，是用文化來說明它的執政是有合法性的。
主持人：是不是它本身的政權，它所建立的政權和傳統文化之間相矛盾呢？
李天笑：它所建立的政權和傳統文化是完全相矛盾的，為什麼呢？因為它的政權沒有任何文化基礎作為它合法性的舖墊。任何傳統社會它講的是什麼呢？講的是「奉天承運」、「施仁政」；西方社會是講「天賦人權」、「主權在民」。
中共沒有，它有的是什麼呢？「歷史唯物論」和「造神運動」。但這東西實際上是一種政治上的宣傳，用政治上東西來為它的合法性打基礎。這時候為了政治目的，它可以在這個時候拿出一定的東西出來，在另外一個時候它又拿出另外的東西出來。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平原游擊隊》的李向陽，我們原來在電影裡看到，他是有娘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突然間他沒娘了，叫做「大娘」。
還有很多的例子，比方說，共產黨當初是要消滅資本家，後來資本家也可以入黨了；原來講「一大二公」，現在講的是私有制也可以存在，是吧？
原來講打倒的永世不得翻身，現在又翻案了等等。今天做的事情，明天就可以推翻，所以它没有一個固定的形式可以把它的東西固定下來，所以在文化表現形式上，今天它樹立了英雄人物，明天英雄人物突然又可以改變形象，目的就是為了政治，在不同時期的政權需要，統治的需要而服務的。
主持人：所以現在人的惡搞可能也是吸收了共產黨的作法，他也是在變化，所以就把你共產黨搞起的一些英雄人物，也在隨著時代的變化，按照現在人們想像的東西給它惡搞。
李天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老百姓看得非常清楚，共產黨搞的這套東西實際上是非常滑稽的，離現實社會非常遠的，那怎麼辦呢？
共產黨統治下又非常高壓，高壓下老百姓又没有辦法通過正式渠道，比如一本正經的發兩篇文章或在電視台做正式評論，像我們這樣，它是不可能的。所以就通過搞笑的方式，通過揶揄的方式，通過通俗文化的方式表達心中對黨文化的不滿。
主持人：那麼您說他除了對黨文化不滿，那麼是不是也是對過去中共統治時期的歷史和對傳統文化的一種反思，就是說它所建立的所謂紅色經典，所謂革命的傳統文化和真正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傳統文化是不是有很大的差異？
李天笑：我覺得是這樣的。中國實際上用不著你黨文化拔高這些英雄人物來做為老百姓學習的榜樣，其實中國古代有許多道德的榜樣、道德倫理的價值觀你可以吸取的。
比方說家喻戶曉的例子：孔融讓梨，小小年紀在四歲的時候就知道先他後我，尊重兄長；另外像精忠報國、仁義禮智信、先天下之憂而憂等等。這種傳統的倫理道德實際上只要你這樣去想，做出來的必然是好人好事。就說怎麼樣思想統治了你，整個貫穿在你行動當中，它必然表現出來。
所以說共產黨把這個傳統的東西全部給破掉以後，自己拿不出東西來，怎麼辦呢？就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人拿出來，但是我們也不否定，這些人可能做了些好事，但是共產黨不去看這些主要方面，它把這些人在這個基礎上包裝、貼金、拔高，拔高到一個不能讓人相信的地步。
這樣的形象使老百姓產生幻覺，黨要領導一切，怎麼領導呢？所以黨員必需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英雄人物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一個典型。所以說呢，只要看到共產黨有這些英雄人物存在，那麼共產黨就可以統治下去，就作為它執政合法的基礎了，其目的就在這兒了。
主持人：但是呢，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共產黨統治的這個半個世紀中，我們有幾代人都是伴隨著這些英雄人物和紅色經典長大的，無形當中已經產生了一個感情，現在的惡搞也好，對英雄人物的造神運動否定也好，這本身會不會對現在的中國人有一種感情上的傷害呢？
李天笑：我覺得這種感情本身可能是中共長期黨文化灌輸的一種結果，實際上這些人物本身可能也有一些傳統文化留下的因素，但是這些因素被共產黨所利用了，再加上共產黨的政治目的，然後又和外來的馬列主義的邪說和中國傳統人物交錯在一起，把他們揉和在一起造成黨文化。
不知不覺的長時間灌輸、教育，從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甚至連讀博士都要搞政治課，這樣一套東西長期的把中國人的思想整個的清理掉了。自己也不知不覺的執著這個東西，好像是自己對這個東西有一種感情、有一種執著，實際上這個東西不是中國人頭腦中所固有的，而是共產黨長期灌輸的一種結果，實際上是這麼個問題。
主持人：其實在共產黨搞的這種黨文化當中、樹立的紅色經典當中，有一點它對這種道德標準是一種極大的破壞。雖然它也建立了像雷峰這樣的英雄人物，但是好像變得很虛幻、很神化，讓人覺得高不可攀的，所以在現實當中也很難照著去做。
現在如果把這一切都否定了，包括雷峰這樣的精神也否定了，會不會對年青一代造成是非、道德觀念的模糊呢？就像有人說會洞穿了傳統文化，會不會有這樣的危險？
李天笑：我覺得這個要從兩方面來看，首先是這些「惡搞」實際上是揭露共產黨醜惡腐敗的本質。比方說它裡面講到所謂潘冬子參賽記，過程當中，評委說前門送東西都出去，但實際上暗含什麼呢？「後門送禮的全進來」。這是黨的最腐敗的現象。
另外，什麼叫原生態？就是把不會唱歌的全弄出來，那就越唱越變態，這實際上也是諷刺共產黨，就是老百姓對共產黨的醜惡的一種諷刺，這是一種揭露，這點完全没有問題；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如果是純粹追求一種惡作劇的形式，離經叛道，這個其實在各國的年青人當中都有，我覺得這個不是問題的實質。
問題的實質是對共產黨文化的否定，如果對共產黨的否定是必要的，那更重要的是正面的向中國的青少年灌輸中國的傳統文化，讓他們知道中國還有像精忠報國、先他後我，仁義禮智信等等中國傳統美好的文化，可以作為安身立命的東西。所以揭露共產黨醜惡腐敗這一部份是要做的。
主持人：非常感謝天笑博士參與我們的節目，觀眾朋友們，當今的中國急需傳統文化的回歸，急需道德標準的建立，當國人更多的拋棄「黨文化」、擺脫「黨文化」束縛的時候，也許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精神重新建立的開始，感謝您的收看今天的《熱點互動》，我們下次節目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