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熱點互動」節目，我是主持人安娜。

6月26號是國際反酷刑日，那麼這個「國際反酷刑日」他是怎麼來的，「國際反酷刑公約」是怎麼回事，中國作為國際反酷刑公約的一個成員國他的執行情況又是如何呢？今天我們請特約評論員李天笑博士以及另外兩個嘉賓和大家談一談這個話題。

安娜：天笑您好。

李天笑：主持人好。

安娜：您能不能先跟我們談一下這個「國際反酷刑日」的由來。

李天笑：反酷刑日實際上是在1997年聯合國通過決議通過的，但1998年時候開始正式實行的。他根據原則就是聯合國一貫的就是對人權這種普世價值，也就從1948年開始《人權宣言》以及到後來的這個反人權公約，這一系列的原則所做的。

安娜：我們知道聯合國有一個公約簡稱叫：《反酷刑公約》，您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反酷刑公約的情況。

李天笑：《反酷刑公約》的全稱就是《禁止酷刑和其它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這個公約實際上是在1984年的時候通過的，那麼現在為止大概有在189個聯合國成員當中已經有129個國家參加了這個公約。

安娜：您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公約的主要內容和條款。

李天笑：這個公約的最主要內容首先就是確定這個公約酷刑的定義，酷刑的定義就是說酷刑是指政府官方人員，或者在其他眾人下對一個人故意採用的這種刑罰，使他在肉體和精神兩方面都可能受到的這種痛苦，這就非常明確的界定什麼叫酷刑。另外一個原則就是說任何對這個在押人員或者是被關的人員這種酷刑實際上都是對人的尊嚴的摧殘，以及對他基本權利的這種侵犯，還有一個原則就是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在戰爭的情況下或者和平的情況下，都不可以採用任何的藉口對一個公民或者一個平民來進行這種酷刑的摧殘。

安娜：我們看到在國際酷刑日的時候有一些法輪功學員在演示他們一些在中國煉法輪功人所受到的那些刑罰，我們也收到一些其他這種投訴、案例，你能不能跟我們談一下中國在作為一個反酷刑公約的成員國他對這個公約執行的情況。

李天笑：前幾天我們看到這個很多全世界各地都有法輪功學員正在演示酷刑的情況，這反應一個就是目前中國在違反聯合國酷刑公約方面的現狀情況，現在非常嚴重的是中國這種違反酷刑的情況已經是制度化的，或者是一種非常廣泛的一種情況，他已經不是個別的現象。有一句話說如果說有一個酷刑的奧運會的話，那中國是可以囊取所有的金牌。所以說中國在這個方面他可以說從幾方面來講，一個就是我講的這個制度化，就是說他是跟這個人的這個待遇，比方說他的升遷情況相連繫的，所以說如果說一個勞教所的人員，如果說他不對人進行酷刑的話，很可能他就要丟去工作，所以說他就是不斷的用這種刑罰來進行在押人進行摧殘。這種摧殘在目前來說也是非常系統的，對法輪功學員的例子來說就有一百多種不同形式的這種摧殘，其中包括對肉體的摧殘，比方說坐老虎凳、坐水牢，性摧殘等等這些。另外還有一種就是對精神上的迫害，比方說注射破壞神經的藥物，關押到精神病院等等，那麼這種經常化的廣泛性，不單單是對法輪功學員，對所有的中國社會其他的公民也是進行這樣的酷刑的摧殘，比方說我們知道最著名的是孫志剛的案件，還有一個就是在2001年的時候，有一個對中國中原有名的律師叫李輝三(音譯)的摧殘，當時讓他在雪地裡邊跑，然後十幾天的摧殘以後，他幾乎是身體上全部都是致殘。很有意思的是這個李輝三(音譯)他本身還在寫作一本叫做：「中國酷刑法典」，所以說中國目前面臨這個酷刑的情況是非常嚴重的。中國雖然有三次向聯合國打了報告，就是講中國目前怎麼來遵守的情況，但是實際上中國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好好遵守聯合國這個反酷刑公約。

安娜：那麼說到這些酷刑，聽起來是幾十年前發生的事情，現在簡直是無法想像的。

觀眾朋友們，剛才我們談到聯合國酷刑公約的大概情況以及中國的執行的情況，我們現在有一個特別的案例，而且今天我們特別請到了這個案例的主人翁，她的名字叫王軍鷹，王軍鷹女士她是從大陸出來，現在居住在德國，她的先生因為在1992年去了天安門廣場為呼籲「六四」正名而打了一條橫幅被關進了精神病院，今天我們就請她談一談她和她先生的親身經歷。

安娜：王女士您好。

王女士：您好。

安娜：您能不能跟我們說一下當時您先生是怎麼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呢？

王女士：那是在1992年6月3號，我的先生他帶著一盤磁帶，一個條幅還有一封給鄧小平主席的一封萬言書，當時走到了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當他面對著群眾打開條幅正要講演時，這時候來自四面八方的警察，把他逮走了。

安娜：怎麼去了精神病院了呢？

王女士：朝陽分局的警察當時對我講，說因為妳先生他去了天安門，天安門就是從「六四」以來以後，三年沒有一個人敢去天安門，說他敢去天安門說他正義瘋子，他就有精神病，所以說要送醫院去，說他的行動是反革命行為，說為了保護他的利益，所以說必須要送精神病院。

安娜：給他送到哪個精神病院？他在裡面受到什麼樣對待呢？

王女士：他當時被送到北京安康醫院，是一所公安部辦的醫院，他們都是外穿著白大褂，裡面穿著警察服。

安娜：進了警察醫院。

王女士：對。

安娜：您先生在裡面是受到什麼樣對待呢？

王女士：他去了以後，也跟其他病人一樣，要接受各種治療，也服過藥。

安娜：那麼我們知道就是說對精神病人的治療，他是根據一個病人的症狀，比如說有什麼樣的精神病症狀他才可能施以藥物，對您先生來說他當時有什麼那些精神病症狀嗎？

王女士：沒有。

安娜：他們給他吃什麼樣的藥呢？

王女士：當時吃什麼藥他們也不告訴我們，不告訴家屬，誰都不講，就是他們按時像精神病院吃藥，他就是說每個人一小瓶，有名字，每個人端一碗水，到那以後就是說你先把藥放在嘴裡，醫生給你放在嘴裡，給一小瓶放在嘴裡以後，馬上你就得把水喝下去、嚥下去。就是他跟別的住院都不一樣。

安娜：像您先生每天必須吃這些藥，那他吃藥之後，我不知道您多少之後見到了他，您見到他之後看到他有什麼變化。

王女士：我是快一個月的時候見到他，見到他以後他當時就跟我說吃這些藥他就是說有時候就很興奮，有時候就想睡覺，他感覺到心裡很不舒服，因為他身體基本上是一個運動員的身體，因為他是堅持長跑，而且他春夏秋冬都不洗冷水澡，他的百米速度那時候保持是十二秒。

安娜：那他身體是很好的，你得知他被送到精神病院，而且受到這種對待，您會有什麼感受呢？

王女士：我覺得他是冤枉的，他不應該是受到這種待遇的，因為他只是採取溫和的態度，是為了幫助政府，糾正一些錯誤的做法，他去了天安門。所以說我覺得他不應該送進精神病院，這是他應該有作為一個普通的公民應該享有的權利。

安娜：他就是被送進之後，受了這些待遇，那麼您們家人知道之後，您們覺得他們這樣對他，就是對家人和對他本人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呢？

王女士：因為家裡人也不知道政府為什麼這麼對著他，而且家裡人都是平民百姓，像他爸爸也是普通的共產黨員，普通的幹部，然後他母親是一個老工人，因為他知道他孩子從來沒做過什麼壞事，一直是很正義，所以對政府這種做法也無能為力。我們家我爸爸也是屬於一個老工人，他一直在部隊裡，屬於在部隊裡工作，就是說他也沒有能力去幫助我們，我母親也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覺得政府這樣做是不對的，她總是對政府抱著一個相信的態度。

安娜：觀眾朋友們，剛才王女士談到了她和她先生在中國的親身經歷，現在我們請中國精神衛生觀察的成員，精神科大夫楊景端醫生為我們從醫學上談一談。

安娜：楊醫生您好。

楊醫生：您好。

安娜：您能不能向我們談一下就是如果一個正常人他沒有精神病，在施用了精神病藥物或療法之後，對他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楊醫生：這種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精神病藥物用在一個正常人的身上的話，會對他思維造成影響，病人會出現思維的混亂，那麼這時候你就很難再判斷他的這個思維是正常還是不正常。第二會對情感有影響，因為這些精神病的藥物他會影響中樞神經系統與應該有關的部分，所以這些病人會出現情感方面的障礙，有的會焦慮、抑鬱，或者是躁狂而興奮，這取決於對他們使用什麼樣的精神藥物。還有就是軀體方面的損害，在中國我發現就是說現在他們給的無論是法輪功學員，還是其他政治異己份子，他們用很多很老的抗精神病藥。

安娜：和新藥有什麼不一樣呢？

楊醫生：這些老的抗精神病藥他主要是副作用特別大，所以造成那種肌肉緊張、流口水、人表情遲鈍、痴呆，甚至會造成嚴重的肝臟損害和心臟疾病。所以這種病人他的這個身體損害非常大，死於這種副作用的可能性也會增加。

安娜：您作為中國精神病衛生觀察的成員，也是一個精神科的醫生，我想您對於中國用精神病藥物，比如說迫害異己份子，意見分子，中央像這樣的人士有很多的了解和調查，您能不能跟我們談一下有關情況呢？

楊醫生：隨著近五年來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用精神病手段對異己份子的迫害也受到我們的注意，那麼在過去的五年當中，至少有一千多名法輪功學員被以精神病的名義送到精神病院，他們很多人接受了藥物和電休克的治療，這些治療都是強制性的，那麼至少有20名學員死於治療的結果，有的是死於副作用，有的是死於併發症。

安娜：觀眾朋友們，謝謝您收看這次的「熱點互動」節目，我們下次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