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2月12日讯】据媒体披露，去年上海的数百起民告官案件中，政府部门败诉率为零，这一表面看似“完美”的记录却遭到民众吐槽。中国的民告官为什么这么难？前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程干远，为我们揭示了民告官依据的《行政诉讼法》制定之初的真正目的。
民告官，是行政诉讼或行政官司的俗称。据大陆《京华时报》1月18号报导，2015年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共受理行政案件610件，其中以上海市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多达242件。但截至目前，上海市政府还没有遭遇败诉。
此外，四川省法制办也透露，该省去年以省政府为被告的行政应诉案件126件，政府全部胜诉。
据统计，中国民告官所依据的法律——《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实施以来，法院共受理民告官案件161万起，但只有8万起原告方胜诉，比例仅占受案总数5%左右，而败诉方多数是乡镇一级的政府。
曾经参与1989年制定《行政诉讼法》的中国著名法学家、前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程干远指出，在中国，民告官几乎告不赢，是因为中共当局当初制定《行政诉讼法》的目的，就不是为了百姓。
旅美中国著名法学家、前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程干远：“背景跟‘六四’还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老百姓民怨沸腾，对政府的一些腐败行为、不法行为啊，有很多意见。它们（中共当局）想通过这个立法呢，来缓和矛盾。”
程干远表示，世界上各国的《行政诉讼法》都是以保障人民权益、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为立法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控权法”。但中共当局并不希望它们的权力受到控制，因此，将立法根本，定为“帮助政府管理人民”的“管理权法”。
程干远：“我们搞的这个法，结果就把立法宗旨第一条就写了‘为了便于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或者‘加强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了，那就完全颠倒了。实际上这个立法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由于当时认知的不正确——不是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立法效果，历史证明这个效果负面作用很大，不是正面作用。”
此外，程干远还透露，《行政诉讼法》在制定的时候，就有意留下很多漏洞和模糊不清的法律概念，目的是为了方便当局规避法律制裁。这就是为什么无论百姓道理多充足，律师证据多充分，都打不赢官司的原因之一。
程干远强调，在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党大于法，行政诉讼中只能告政府，不能告中共的党委，使得《行政诉讼法》形同虚设。
程干远：“实际上党是不能诉讼的，你不能告党委书记啊！实际上决定东西是党委书记决定的。行政领导出面去执行，以政府的名义来执行，实际上违法的是党，那你这个行政诉讼告不到它头上，那还有什么用呢？而且它要千方百计维护它的权威，它当然不要让政府败诉了！”
大陆民告官立案难、胜诉难、执行难的“三难问题”招致了民间极大不满。2014年11月1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了首次修改，并设立了首家跨行政区划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官方报导称，该法院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打破行政诉讼的地方保护主义，提高法院判案的“抗扰性”。
但程干远指出，在根本制度不变，立法目的不变的情况下，一切改变都是表面的、形式上的。这一点从上海第三中院作为试点后，民告官案件比以前多了十几倍，但政府却是“零败诉”，就可以看出。
采访编辑/张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