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1日讯】(新唐人记者陈洁综合报导)港媒指出，精通中日文的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倾10年心力完成的巨著《邓小平时代》，大陆中文版被删去了很多有关1989年天安门民运的内容。过去西方作者对审查要求会拂袖而去，但傅高义为了打入庞大的大陆市场，很快就决定将心血杰作交给中共当局审查。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香港中文版于去年出版，而大陆中文版延至今年初才出版，出版商表示为敲定最后译本，足足花了一年时间。在大陆版中，原书指八九民运如火如荼时，邓小平在招待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国宴上，因全副心思放在如何解决占领天安门的学生而显得心神恍惚，手震得筷子也夹不住饺子；同情民运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遭软禁落泪，以及政府下令全国报章不要报导东欧共产政权土崩瓦解等内容，全部被删除。
傅高义表示，将心血交给中共当局审查，是不愉快但必须的决定：“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容易的决定，著作90%内容能在这里出版，总好过0%。”但报导指出，中国市场难放弃，《邓小平时代》在美国卖出3万本，跟在中国卖出65万本如小巫见大巫。
大陆出版社行政人员透露，现在全国560家出版社都请忠心共产党员作内部审查，新闻出版总署可随时下令删除一整章书，甚至叫停整本书出版。出版有关中国种族冲突、台独和法轮功的书，想都不用想，出版有关文化大革命和当代领导人，也要有心理准备遭人鸡蛋里挑骨头。
陈破空：傅高义误读中国
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指出，《邓小平时代》一书对邓小平充满赞誉：一个务实的改革者，为中国找到了富强之路，让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脱离贫困。然而，作为一名外国的“中国通”，傅高义对中国内政的把握，非但不精确，而且充满误读。
误读之一：傅高义笔下的邓小平，出发点似乎都是党和国家。傅高义虽然承认邓确实没有处理好“六四事件”，但却替邓辩护：谁也不知道，采取另一种做法会发生什么；着眼中国的统一与中共统治基础，当时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现在看来，邓小平当初下的判断也许是对的。”
1989年，邓小平调兵镇压的同时，也预备了全家逃难巴基斯坦的方案，这证明，出于个人和家族利益，邓孤注一掷，不是为那个国，也不见得是为那个党。至于傅高义提到“中国的统一”，更与民主运动风马牛不相及。
误读之二：傅高义就像写美国人一样，去写中国人。殊不知，在中美迥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下，两国人性表现具有显着差异，尤其最近的半个多世纪。在美国，人性普遍向善；在中国，人性普遍向恶。部分原因，美国拥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怀，更兼民主与法治的恒久，博爱精神广布于社会；而中国拥有漫长的封建厚黑政治传统，盛行独裁与腐败，到了迷信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共产党时代，更形登峰造极，恶之花遍地盛开。
邓小平，无毒不丈夫
陈破空认为，傅高义无法领会“无毒不丈夫”这个中国成语，也就无法深入邓小平的中国式个性、行为心理及整个内心世界。中共建政之初，邓小平主政西南，执行毛泽东的血腥土改路线，滥杀地主富农，不遗余力；五十年代末，毛策动“反右”，邓是前线执行人，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份子遭到整肃。
邓小平在“文革”中落马，却受到毛泽东另类优待，连一根毫毛都没有被动到。只有一种可能：在个人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邓小平出卖了刘少奇。尽管，三年后，濒死的毛，再度将邓打倒。毛死后，邓小平通过幕后活动，让华国锋准他再次复出任职。但几年后，邓恩将仇报，将华排挤出领导层，自己大权独揽。
邓小平并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陈破空指出，邓小平并不是各项改革的倡导者。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由华国锋和谷牧首倡；农村联产承包，由万里和赵紫阳提出并试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由胡耀邦提出和主导；其他诸如发展个体经济、价格双轨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试行农村基层选举等，大多由赵紫阳提出并施行。
客观而言，大权独揽的邓小平，以他个人的强势，为中共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但也正是因为邓的强势和独断，迫使中国的改革，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无法扩大到政治和社会领域。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扭转了毛泽东路线，进而挽救了中国。事实上，邓小平抛弃的，是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但依然沿用了毛泽东的组织路线，即，继续借助于共产党这个庞大的党机器，统治和禁锢10几亿生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