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7日讯】（新唐人记者田飞综合报导）“利益集团”阻碍中国的改革发展在中国学术界甚至老百姓眼中早已形成共识。而中共高层在近年来也多次提出“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说法，不过这些公开场合对“利益集团”论述都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捅破“窗户纸”，指出究竟谁是“利益集团”的一员。
近期，有大陆媒体转载了一些学者对中国“利益提团”分析的论述，总结出“利益集团”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群体的狭隘性；二是形态的模糊性；三是获利的非正常；四是集体行为的表面合法性；五是利益的排他性；六是权力的至上性。
前三点意思比较明确。第四点说的是，利益集团在维护或获取他们特有的共同利益时，一般是通过对组织、制度、政策进行影响、干预，故其一切活动都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形式合理性”，并为了显示这种合法性，往往将小集团的利益置换成社会的共同利益。第五点说的是，由于社会总体资源有限，利益集团只热衷于在集团内部分配和共享权力与利益，排斥其他社会成员的介入和分享。第六点说的是，利益集团以权力为核心，按照权力的大小和亲疏远近来分配和占有社会的公共资源与利益。
中共官方智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会长王玉凯将中国的强势“利益集团”划分为权贵利益、垄断利益以及地产资源利益集团。
有学者则把中国目前的利益集团分为以下七类。
一、中共中央部委特别是有很大审批和管制权的部门
中国是一个集权制国家，社会的权力集中到政府。但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真正负责管理的是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所以，集中到政府的的权力其实被分割到各个部门，而部门的权力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和具体操作者手中。由于这些年来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社会管理，在这一名义下，中共中央各部门特别是直接负有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之责的部门，管制权和资源配置权越来越大，他们在对经济的调控和社会管理中形成了独特的部门和个人利益，寻租和腐败充斥其中。
二、中共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
地方尤其是省以下的各级中共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制约。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在招商引资、城市化、土地买卖、房地产发展等体现地方政府政绩和利益的活动中，把自己掌握的公权力市场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轻易获得超常规利益。
三、国有垄断企业及其高管
中共对经济的主导主要是通过国企尤其是央企体现出来的。央企和重要的地方国企凭借国家和地方赋予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与金融特权，获取政治租金及超额利润。它们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企业利益，还利用对公权力的影响力，使政策向自身倾斜。
它们千方百计不让其它社会资本进入，甚至就业也只对本企业或行业的子女开放。因此，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甚至世袭的、阻碍收入公平分配的利益群体。
四、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
跨国资本之所以能在中国市场受益巨大，原因之一是有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的“洋买办”，他们主要是由一些“官二代”、“官三代”组成，早年通过官倒或价格双轨制起家，后来多数在国外金融财团、中外合资的金融企业、跨国公司等任职，通过与国内高层的亲朋关系，充当外国机构的代理。改革开放前这些高层保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现在他们同时取得了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权力与资本结合，也就改变着自身的性质：权力依靠资本自肥，而会主动为资本服务;资本利用权力，直到直接掌握权力。“洋买办”近年在国内资本市场攻城略地，他们是国企改革和国内资本增值的主要分肥者。
五、房地产开发商
在近年房价的疯狂上涨中，开发商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食利者角色。房地产是一个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紧密结合的行业。无论从地方财税、GDP增长还是就业来看，房地产在多数地方都是支柱产业，没有房地产提供的财税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正因为此，开发商也就有挟持政府的力量。在国家的多次房地产调控中，房地产商都联手上书，改变国家调控的方向和内容。因而，房地产也是寻租和腐败发生最多的领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员都倒在房地产上。另外，房地产也成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产生了国内最多的富豪。
六、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
他们是目前富豪榜的主要成员。在他们的发迹过程中，少不了寻求政治权力的庇护。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不分性质，只问大小。资本在做大后，很少没有与权力结合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权力主导市场的社会，用钱来换取安全和更多发展的资源与机会，就成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必然选择。
七、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
专家学者掌握着知识资源和专业权力，包括舆论和话语权力，他们通过为其他利益集团提供服务的方式，主要是提供理论的指导，政策的咨询，以及对财富“合法性”的论证等来进行利益输送。比如，一些经济学者、法学专家、行业协会领导以及媒体高层，与政府和资本的关系非常密切，成为后者的座上宾，他们往往身兼多个政府和企业的顾问，在多家上市公司中任独董，以自己的影响力为这些政府部门和企业游说谋利;一些专家学者受雇于政府和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他们的资助下从事研究，名为其提供政策咨询，实是他们想借助专家学者的研究影响国家决策;一些媒体充当政府和资本的喉舌。更有一些专家学者(主要是某些名家)与中共政府官员、企业高官，组成某些排他性的小团体，结成隐秘的利益联盟。
《自由亚洲电台》的伊川评论指出，这个损害中国公共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根源正是中国共产党。一党独大、一党独裁、一党专政的政权结构，正是建构“特殊利益集团”的最大温床、最大的制度性因素。也正是中共自身，成为了中国大陆社会中享有最大特权、霸占最多社会资源、 从而摧毁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的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团”。
而时事评论员郦剑锋则认为，中共现在有“四怕”：怕改革损害自身利益（经济的或政治的）；怕人民参与（所以总强调“顶层设计”）；怕非法政权不稳不保；怕真相曝光被清算。所以，真正不愿继续改革的，阻挠改革的，摸石头不想过河的非中共莫属。是中共自己千方百计给改革设立路障，划定各种“禁区”，成为改革的绊脚石。中共是改革的最大“钉子户”。
因此，中共才是最终阻碍改革和破坏中国进步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集邪恶于一身，掌握了中国社会的一切，仅此而已。中国要发展，人民要幸福，唯有结束中共统治，否则都是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