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王军涛，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
【王军涛】大家好！今天，我主要想讲一下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做“比较政治”研究的人都知道，在讲中国政治发展前景的时候，刚才王丹说一个叫“不确定”性，其实也不是中国的政 治发展是“不确定”的，从“比较政治”的眼光看，整个人类的包括现在政治的道路走的好的国家和不好的国家，其实在每个“转型”关头，他们的前景都是不确定 的。
那麽讲中国政治的发展前景时，其实我们讲的是个“转型”前景。也就是说，中国政治现在是从邓小平的模式开始的，现在这个模式暴露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 是什么？出路是什么？解决方案是什么？中国各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跟海外华侨的思想状况形成非常强烈的反差，海外的华侨在这儿讲，中国有一个“强国 梦”，包括这次“汶川地震”之后，在那天安门广场上喊出像“汶川加油”！“四川加油”！“中国加油”！但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事件，就把这样的一个“梦”给粉碎了。让他看到了后来的“奥运会”也没有把这个“梦”延续下去。中国出现的像“瓮 安事件”丶“杨佳袭警案”丶“东海油田”，还有最近的“毒奶粉”，把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那麽中国人都在想，中国的下一步要往哪儿走？
从“比较政治”的观点看，中国下一步往哪儿走？你要先确定决定中国发展的一些因素是什么？我觉得中国人在“后八九”时期有一个很大特点，喜欢说我们不要讲 “浪漫”的感情，而是要比较理性的丶现实的丶科学的来看待发展问题。于是提出很多关于发展的条件，比如政治改革条件丶经济条件丶社会条件丶文化条件，我跟 你说，从“比较政治”来看都是“瞎扯”。这些人没有真的研究过具体“转型”，却在那里作为教授胡扯八道。他们没有去真的研究在国外多如牛毛的这种“转型”的研究。
那麽我想今天讲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转型”的起点是“邓小平模式”，什么是“邓小平模式”？它是怎么来的？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现在主要问题是什 么？我这里不是讨论海外华侨和海外人怎样看问题，而是讨论在中国国内各界所看到主要问题是什么。第二个我想说一下，围绕着“邓小平模式”所产生的问题，中 国人已经提出来的政治发展前景有哪些？就是替代邓小平的“政治模式”有什么？第三个呢，决定这些模式的因素是什么？那麽第四个，从这些因素出发，如果我们 做一个考察看一看，比较可能出现的前景是什么？最后我想谈一下，中国做一个民间运动它的“盲点”和“误区”，如果他要承担起推动“转型”目标的话，他的 “盲点”和“误区”是什么？
第一个什么是“邓小平模式”？“邓小平模式”简单的说呢就是一个发展主义的“威权模式”，一开始的时候邓小平的模式提出是从“毛泽东模式”的失败开始，七十 年代中期，当邓小平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国实际上是百业凋零，按照官方说法，国民经济快破产了，各方面问题非常严重！所有人都知道，包括当年狂热的跟着 毛泽东革命的，像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人，那麽都已经知道这个模式不能继续了，中国要走一个新的路。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登上舞台，当时中国人提出了大约有两种思路，一条是全面改革的路，说是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是政治的，主要的“灾难”还是政治性 的，所以要改政治体制。还有一种路就是邓小平的路，但是邓小平一开始是举棋不定的，虽然他也强调中国有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但他还是在七十年代末丶八十年代 初和八十年代中期，几次提出政治改革的问题，而且在1989年学生走上街头的时候，许多人是举着邓小平的语录作为他们的政治诉求的。
但是1989年 的时候，邓小平下了一个决心，这就是真的就开始实施他的“威权主义”的模式，说到底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当然他说的比较好听，“中心”就是为了发展经济，一方面要讲“四项原则”，另一方面要讲改革开放，但是实际上从发展主义的观点看，共产党的“四项原则”是四条棍子。其实，邓小平对意识型态 没有任何兴趣，现在对邓小平意见最大的就是老共产党人，是老“四项原则”的主张者。实际上，邓小平用“四项原则”作为四条棍子，去维护政治稳定，用政治稳 定来保障一个经济改革和开放，然后促进经济发展。
邓小平认为中国人的问题很简单，就是穷。只要发展富起来了，那中国的问题就都好办了，中国人就是想富，其他的那些对中国人是不重要的，什么宗教呀！文化呀！ 刚才谁讲的，说邓小平是没文化的，的确是的，他的没文化是从骨子眼儿里这样看的。他是真的不懂人除了吃饭之外还要别的，他不懂人需要精神世界，不懂有的人 还以为在这个“此岸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彼岸世界”。这就产生了冲突，他认为所有讲这些的人，只要影响了我的稳定和发展，都是捣乱，都是要加以镇压的。这 就是邓小平的模式。后来他这个模式他决定了之后，但实际上他本人并没有提出具体细节。到了江泽民时期才开发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实际上是在一个市场化 丶全球化和资讯化的时代，怎么建立起一个共产党的治理和控制模式。这个模式我觉得到了江泽民的后期，站在共产党的角度还是比较成功的。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 代在中国独立的民间精英，在谋取个人发展机会和财富的时候，能够自我的服从丶尊重和支援中国这些政府的、党政的、各级的决策，不仅是他的制度的利益，而且 各层领导的腐败的利益，跟他们做交换，来换取自己的发展。
那麽到了胡锦涛时期呢这个我后面再谈。这个模式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之交的21世纪之初的时候，产生的问题非常严重了。一方面中国确实获得了一定经济发展，国际名声得到一些改善；但是另一方面腐败丶权钱交易丶社会分配不公丶全社会暴力泛滥、社会治安恶化、环境恶化…，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表现出来，而且这些问题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没有人相信他能解决，看不到任何可以解 决的迹象。
去年的一天，就是去年开包遵信的追悼会的时候，国内来了一个学者，他说这十年中间，不光是政府丶独立的民间企业提了大量的计划，这些计划不仅给中国人提，也给国外各基金会提，所有计划的申请报告都是非常好，最后总结报告也很好，但是一个现实是，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十年，他们的工资涨了丶地位提高了，获得了社会这种尊重之后,所有的问题都更恶化了，而且未来十年会更恶化。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说，这就是“邓小平模式”让中国付出的代价！而这个代价，人们到了“毒奶粉事件”出现时，已经很难容忍！
那麽怎么替代“邓小平模式”呢？现在我觉得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就是“胡温”的新政，他们是主张在邓小平的现有的和江泽民现有的政治遗产的基础上，继 续强化共产党的国家的现行的治理模式，来试图解决现在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对党员进行干部教育和一定纪律的惩戒，但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其实胡耀邦时期也没 搞通，那时候整风就是“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那时候就搞不通了。现在这个队伍腐败到这种程度了，那麽多的利益在里面更搞不通了。
第二个模式就是“老左派”的模式，他的所有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要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这个事就好办了。但这个路不仅是在一些知识青 年份子中有影响，而且现在确实对中国的底层大众有一定感召力，因为对大众来说除了邓小平之外就是毛泽东。因为共产党封锁资讯，虽然精英知道还有别的选择， 但中国的大众其实所知道的能替代的方案就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这里边在选择，很多人现在都往毛泽东那“回归”。
第三个就是“宪政民主”派，他说现在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党和国家的权力太大，这个党和国家的权力太大的时候，在出现这么多利益的时候，必然就是腐败的造成很多问题。那麽出路就是建立“宪政民主”，限制党和国家的权力，党和政府要对人民负责，要确保人民的各种权利。
第四个路就是“新左派”的路，“新左派”的路说到底，他认为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现代化”中的失误，他讲的过去“毛泽东时期”的失误，他在这地方有美 化“毛泽东时期”，“毛泽东时期”的失误就在于讲“赶超”，他采取的一些政治运动方式，但是他的动机是好的，所以叫“赶超”，那麽造成一些灾难。现在的自 由主义的精英提出的模式，是对学习西方自由民主的问题估计不足，所以导致了现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建立一个全能的丶理性的丶现代化的国家，包括 他的政策，来解决问题，包括什么扩展政府的福利计划呀等等，
就是这四种道路在“竞争”中国的前途。
当然还有一种“激进主义”的，恨不得就是把所有现在文明建设都砸烂丶销毁这么一个报复性的心理。
但是决定中国“转型”是什么呢？并不是像中国某些学者说的什么经济呀丶社会呀丶文化条件，这些东西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已经全部否定掉的。这个东西或许对 “转型”成功的概率有影响，但是不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转型”，也不决定这个国家“转型”是不是成功，就像你谈“市场机制”需要什么条件，你在“转型”发 生之前不知道他是成功还是失败一样。那麽在这里面真正起作用就是政治“搏弈”，就是说参与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各种力量，他们想要什么制度？他们之间是怎么“交手”的？在这个“交手”过程中互相的战略、策略是什么？怎么去赢得大众支援的？
我觉得按照第三波的民主化规律来看，一般的“转型”规则是这样，当一个“危权政体”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那麽这些问题会引起社会上的精英的焦虑不安和他强烈的 反抗，在这种反抗中间，朝廷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温和派主张用改革开放的态度，而且温和的态度来对待不同的意见，还有一部分鹰派就主张采取镇压的方式。
另一方面在民间精英中的反对派，他也有两种路线，一种是采取激进的方式，彻底摧毁现有的权力结构，另一种主张去由回应这个权力结构中的要求改革愿望，这是比 较主流性的一个看法，那麽在形成这种互动过程中，一个和平开放“转型”的过程，应该是在朝廷中的温和派和民间运动中的理性派进行良性互动，导致一个和平开 放“转型”。
但是，这样一个“转型”没有在中国发生，因为这种“转型”一般来讲，认为有三个契机，第一个契机就是战败，就是你在军事上失败，比如说像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 群岛被打败，你战败了，你就改革了。还有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失败和治理的失败，像第三世界国家很多起诉于“石油危机”之后，导致经过一串的连锁反应之后，导 致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财政几乎的破产，这时候世行迫使他们经济改革之后，然后就发展成政治改革，再加上西方社会中影响。还有一种是继承危机，就是当这个最高 权力出现继承之后，就要进行争夺权力。
在这个解释模型中，不假定你对民主有偏爱，不论是民间还是执政者，只假定你是理性的，想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就是你在历史上想变得更重要，这一点就可以导致他之间的互动作用，把这个社会的主流逼上一个民主化“转型”的道路上去，他有一套解释机制。
但这个事情没有在中国发生，一九九七年邓小平死的时候，中国的所有问题都非常严重，就是我们说的能够在别的国家导致“转型”的问题都很严重，但是中国没有发生“转型”。原因很简单，这还不是在华侨中，就是在中国大陆精英中，刚才王天成先 生讲到的那种“保守政治心态”，你看在所有国家导致该“转型”的，存在这么多问题的，跑到中国精英那去成为不能“转型”的理由，担心一“转型”就崩溃了！ 你再看当苏东垮台的时候，别的国家知识界的和精英都觉得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精英却普遍得出结论，千万别“转型”，那个转型要 一发生的话，真是灾难！这样一个保守心态就使得中国在二十世纪最后的时候，痛失和平“转型”的良机。
往下走，我觉得中国精英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保守心态，它中间有几个思路，昨天有个朋友讲到了，像萧功秦先生认 为，浪漫的理想主义导致了中国八十年代的精英主张“转型”者。昨天，我们也有朋友讲到，在八十年代，比如谈到像新闻界，也有一个浪漫的理性，其实我觉得那 种理性是常识理性，谈不上浪漫主义。你真的看一看，你把美国的新闻记者丶美国的学者与中国的学者、中国的新闻记者比一下，人家在强调专业素质的时候，一点 都没有放弃对美好社会的追求，而且人家在强调专业的时候，首先警惕的就是对政府的暴力，政府的滥用权力，其次才是民间的非理性。但是中国全反过来，全是在 政府多荒唐、多霸道时，他不管。他天天在讲对民间的非理性和暴力倾向的这种忧郁和顾虑，以至于还杜造出一个“和平渐进”转型的“乌托邦”神话。这里最大的 一点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对大规模政治风潮的那种反感，一种惧怕！
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转型”不伴随大规模的政治风潮！他们不说英国道路那些内战。我们就说那几次内战，第一个国王头是被砍了，而那个“光荣革命”是国 王跑了，不跑可能照砍他的脑袋，因为他是有通敌罪嫌疑啊，他要不跑呀，照砍他的脑袋。后来英国人在国内最讲道理的那个时候呢，他们在海外打遍了全世界，他 讲道理的前提是，你讲理我讲理，你不讲理我马上就打，只要你回头来讲理我就再跟你讲理，你看“鸦片战争”就是这样，我先跟你讲理，你不讲理，我就打，打完 之后你愿意讲理我就谈一会。当然那个时候中国还不会用这些讲理的机会，其实这个赔款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你是可以在英国起诉它这个政府的。我们后来在“八 国联军”时，就是这么正式起诉了美国了，然后吐出了一些钱，就搞“庚子赔款”。吐一笔钱，资助了我们去搞那个留学生计划，后来我们就在这计划中培养出了人才。据说，两弹一艇的人才都与这个计划有关。
我想讲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看，绝不是八十年代的知识份子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性，其实是现在的中国的精英，普遍的相信一种和平“转型”的“乌托邦” 神话，没有一个国家“转型”是像他们这样想象的，像一个社会整齐的迈着步伐，通过精心设计的路，统治者有一个什么善意，然后“转型”。不是的！所有的“转型”，你看研究“转型”的书，你看那些“转型”的故事，即使卡洛斯国王在西班牙发动的“转型”，国王发动的“转型”，它都是伴随着大规模政府风潮的。
这里面还有两个“盲点”，第一个“盲点”就是对于中囯共产党在一九八九年之后，重建了这一套全能主义的控制机制在中国现实中，估计不足。真的按政体划分的话，中国现在的控制机制绝不亚于希特勒时期，那就还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不都是共产党把经济都公有化了，最早的极权主义也是“私有制”，承认“私有制”的 基础上，只是说不允许政治上挑战统治者。还有一个盲点就是好像中国有个“公民社会”，我讲“公民社会”在西方世界的基本概念是人民可以自由地结社，中国就 没有什么“结社权”，就不允许在共产党之外产生一个有组织的力量，怎么可能有什么“公民社会”呢？最早西方给公民社会概念作评论，就说东欧的知识份子拿它 来说事，是来给自己做个逃避场所，一方面保持自己良心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没有能力去挑战那个极权的时候，给自己搞一个“藏身所”，良心上搞一个“藏身 所”。还有盲点就是执政者的什么理性，还有在绝对主义的共产党统治下讲宪政，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胡说八道，从原来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别的国家借的一些概念，然后就修理和压榨现实，找出一些现象，证明自己说的对，有的甚至到外国基金会拿一些钱，按照这种概念跟国外学者做一些合作，我们在国外做学问都是知道这些 学者的，西方这些学者为了发展自己的职业地位，非常的短视。
最后我想讲，如果中国真的想要走上一条正常的发展道路的话，必须要回归常识。这个还不是王天成先 生所说的勇气，回归八十年代的勇气其实是回归常识，“英国革命”也罢丶“美国革命”也罢，都是在常识基础上展开的，那麽在这个常识的基础上呢，我们不能回 避这个中国的改革。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比较好的路和改良的路就是，在一个公共事件出来之后，形成一种“公共危机”，人们认为这种“公共危机”是因为政府 制度的问题，然后爆发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在这个政治风潮撕裂了上层时，上层中开明的主张改革的，至少还有像赵紫阳那样不愿意用开枪方式把自己变成“千古罪人”，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能够站出来和民间力量结合，这样我们就能走向第三波民主化和平主义的改革道路，这叫和平开放“转型”，没有政治风潮就没有“转型”，别在那胡扯什么跟统治者上个奏折，在那儿秘密召见，就可以搞什么改革。那种奏折导致的改革，彼得大帝也罢丶什么日本明治维新也罢丶德国也罢，都不是 现实主义的思路，成功了也最后都是回归法西斯。
再一个就是，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如果中国的精英执意拒绝这条路的话，那就是革命和暴力。现在中国底层全社会暴力泛滥，其实我觉得，这正表明老百姓对维权哪、对渐进等等这些玩法已经不耐烦了，而现在这个框架也确实没办法消化中国存在的问题和解除他们的痛苦。
好了，我的时间到了，就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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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军涛，北京人。17岁时，就因参加1976年的“四五运动”入狱。出狱后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原子核子物理专业。1979年主办《北京之春》杂志，担任副主编。1980年策划和推动首都高校学生竞选活动，并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获得北大选区第二名。八十年代中期参与创办民办独立思想智库 – 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1989年因召集各民间团体组成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而被通缉。1991年被以 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3年。1994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直接要求下，从关押地点直接送往美国。1997年获得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同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后获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中国司法观察顾问和“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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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打：徐美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