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辛灏年: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下)

【新唐人2006年8月22日讯】 (新唐人电视台斯德哥尔摩记者站报导)自一九七八年中共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至今已经二十八年了。综观其二十八年的改革历程我们看到,随着经济改革地不断深入,其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尽管中共也曾试图进行政治改革,然而由于它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一党独尊的专制统治,因此一旦改革触及到权利集团的利益,威胁到统治集团的权利,政治体制改革便无疾而终。

【主持人】严重置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了一九九九年六四民主运动的爆发。六四镇压后, 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成为了禁区。中共官方也一改策略,公开鼓励人们一切向钱看,不关心政治,不理会国事,致使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堕落; 怨声载道, 危机四伏。

然而从外部看中国,五彩缤纷的几个橱窗城市向世界展示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纸醉金迷的歌舞升平,使人仿佛置身于太平盛世。如果您不是确实生活在中国,并深入社会底层,而只是走马观花的话,的确会被这一切所迷惑,而产生“中国变了”的幻觉。

二仟零五年初 美国人罗伯特•库恩所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让我们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中国变了”,她的变化是在中共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变化。于是“中国变了”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中共变了”, “中共改好了”,“共产党不是以前的共产党了”。

>那么中共真的变了吗? 有人说它变了。因为你看“先进性”代替了“先锋队”,“三个代表”换下了“伟光正”。 有人说它没变。因为无论它创造何种理论,变换何样手法,其一党独尊的专制统治从没改变。人们争论不休,各执己见。

二仟零五年六月十日,著名学者辛灏年先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表了题为“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的演讲。他从经济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政策和行为做了全面地剖析。在上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辛灏年先生演讲的第一部分“经济改革篇”。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了第二部分“政治危机篇”。相信辛灏年先生的精辟分析,将帮助我们了解中共,认识中共, 进而对它有一个正确地判断。下面就请您欣赏辛灏年先生二仟零五年六月十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演讲“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的第二部分“政治危机篇”。

辛灏年】经济上如此, 政治上如何呢? 我还是从事实说起。四天前,我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演的时候,就有人给我提意见,他是国内来的公派学者。他说,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了嘛,你看它现在都不讲马列了嘛,你为什么还要说它是共产党?还说要驱除马列呢?我说你说共产党不是共产党了,共产党不要马列了,不用驱除它了,那好,那我就就你的话我发挥一番。

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其本质从没改变

【辛灏年】去年,纽约《世界日报》登了这么大的照片,报导北大的学生入党要在马克思的像前宣誓。还是认它马克思是祖宗啊。江泽民下台前在深圳的大标牌上,画的是马、 恩、 列、 斯、 毛、 邓、江,当时胡、温还没上去呢。,自从毛泽东先生说了一句话“我死了是要向马克思报到的”中国大陆从老到小都说我死了要向马克思报到。他不向孙中山报到;他不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乾隆康熙去报到。

他说,那共产党现在不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嘛。我说,你这话不新鲜。八十年代初,我们大陆那些知识份子都说它是“挂羊头卖狗肉”。可是别忘了,第一,“挂羊头卖狗肉”不是一个诚实的商业行为,是欺骗。仅仅从商业角度来说,就是欺骗。第二,“挂羊头卖狗肉”,店还是羊肉店,并不能变成狗肉店。第三,这个羊肉店的老板还没变,它天天打出广告的招牌还是卖羊肉,而不是卖狗肉。这个羊肉店没有垮,没有变成狗肉店,你怎么说共产党不是共产党了呢?它还是共产党嘛。它不过是羞羞答答地要在那里搞一点所谓的“市场经济”;所谓的“资本主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改革开放”而已嘛。甚至于羊肉店的老板对于它的干部和工人采取的,还是开羊肉店的那套统治和管理程式嘛。

那由此我们从理论上来看一看,看一看它的现实。什么叫共产党?党政不分的才叫共产党;什么叫共产党?党军不分的才叫共产党;什么叫共产党?党知不分的才叫共产党。知识份子不入党,都要拉你入党。有人说共产党现在拉资本家入党,它根本就忘记了它的宗旨了。它在台商的工厂里面和外商的工厂里面去发展共产党员啊。它已经把自己反对资本主义,搞无产阶级革命的那种理论全部丢掉了。我说你错了,全世界只有共产党,才会在行业和军队当中发展自己的党组织,以控制政府、军队和一切行业。这是共产党作为共产党的一个最重要的标记。

只有共产党才党政不分,党领政,政听党。任何一个省、市、地区、县,它都有五大班子。第一大班子就是党委班子;第二大班子才是政府的班子。凡是中国大陆来的人都知道,一九七九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它的第一条就是要党政分开。我请问大家,今天党政分开了吗?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我是一九八三年读完书以后,回到安徽省芜湖市,然后北京调我,安徽不放,只好把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当专业作家。在我当作家这些年里,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安徽省文联的党组书记、副书记、主席、副主席;安徽省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副书记、主席、副主席都是由本省,甚至在全国非常有名的作家、艺术家担任的。可是就是在中共改革开放二十五年的岁月里面,安徽省的所有的文联的主席、副主席、书记、副书记;作协的所有的领导、负责人,都变成了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派出来的,根本不懂文学的党棍。这个现象绝不是安徽一省的现象,全国皆然。直到今天为止,共产党不但没有在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当中,把党权收缩或收回,而是把党权进一步地推广到了各各领域,甚至于推广到台商的工厂里。前不久在纽约一位台商从大陆回来跟我说,我非常诧异地发现,在这个工厂里说话的是那个给我们老板打工的,他是我们厂的地下党委书记党啊,好大啊 权力好大啊,我都怕他噢。

所以从政治上看,共产党不是共产党了吗?不,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我今天在这里讲,在批评它,批判它,否定它,特别是不赞成海外的这种说法。我也希望它如果真想搞政治改革,真想存活下去,它就一定要做到今天的共产党再不是共产党了,但是我认为它做不到,它真地做不到。

三民主义与三党主义

【辛灏年】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在美国有个总统叫林肯,他把三民主义叫“民治、民有、民享”。我们中国出了个孙中山, 在一百年前就根据西方政治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优秀政治文化, 也搞了个三民主义, 叫“民族、民权、民生”。民治、民有、民享不需说了,他讲了两条,一个是人民要有权利,要民主。第二个,社会财富由人民来享受,由全体人民来享受。因为美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是一个移民国家,光是我住的纽约艾姆赫斯特就有三十六个民族,它当然不能天天喊民族独立啊,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孙中山为了推翻满清,他讲了三条,他说“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条。他用民族主义来帮助自己的共和革命,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而不是要消灭满人和满族。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立刻打出“五族共和”的旗号。对内一切平起,民族大小都是平等的。这三条都是正确的。人民要有权,民生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社会民间要过好日子。

可是共产党改革开放二十五年,直到今天它要“三民主义”了吗?它过去是没有祖国的,也不要祖国的。现在它拿一杆假的民族主义大旗,在海外去骗那些华侨,不是要统一啊,是在搞统战呐。它要民权吗?如果有民权,人民连上访的权力都没有嘛。而人民不断地到北京上访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的每一个省、地、市、县,他是因为没有权嘛。没有说话权;没有行事权;没有告状权;这些权利都没有啊,他才会在中南海对面的高楼上,因为告状无门,从七层楼上跳下去。这报纸刚登了。没有民权,民生呢?一小部分人成了特权、特钱阶级,一大部分人下岗。农村就不用说了,其苦况就不必要再重述。

可是共产党呢,它既不要林肯的“三民主义”;它也更不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它要得是什么?它要的是三党主义,“党治、党有、党享”。毛泽东时代要党治,必须我治,必须共产党治,现在还是必须共产党治。“四个坚持”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叫“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治不说,党有。如果说在毛泽东统治时代,说心里话我是过来人,我多少知道一些,除掉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中高层以上的腐败以外,共产党的广大的中下层小干部真的还谈不上什么腐败。因为那时候信仰不曾破灭,共产革命的这一把利剑仍然悬在中小干部的头上,掌在毛泽东的手里,他不敢造次啊,不敢狂妄啊。

一九七五年,到处流传着我们安徽江苏的一句民谣,就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当时什么情况? 叫“大干部送上门,中层干部开后门,小干部乱找人,老百姓(被)骂出门”当时的情况,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可是现在呢?它不仅要党治,它要党有。不仅要有权利,它还要有钱。过去是为革命抓权,现在是为革命抓钱,而且还要党享啊。
共产党永远也治不了自己的腐败嘛。记好我这一句话,我没有说它反不了腐败,我说它是治不好腐败。谁的腐败?自己的腐败嘛。如果是别人的腐败,共产党的那两下子又敢杀又敢骗,早就治好了。就是因为是自己的腐败嘛,它怎么能治得好呢?再了不起自己开盲肠炎嘛。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搞改革开放是吃中药饱和汤嘛,活一天是一天嘛。一个少年搞改革开放才是求得生命的发展和辉煌嘛。共产党是个垂垂老矣,又做尽了坏事的一个江洋大盗 ,它今天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腐败反掉呢。

“什么革命小酒天天醉”呀这类的歌谣;什么“吃完被告吃原告”啊,中国大陆那些令人心酸的民谣,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留给我们中华民族和子孙的最生动的民间文学,最真实的民间文学。

共产党今天依然在坚持着“三党主义”,党制 党有 党享 ,而绝不去进行“三民主义”, 因为今天中国大陆谁最怕革命啊?共产党嘛。今天的中国大陆谁害怕民权站起来呀?共产党嘛。所以孙中山是什么?孙中山就是共和革命的代名词嘛;孙中山就是民主共和的代名词嘛;孙中山就是要造福于人民的民权和民生嘛。表面上逢年过节把孙先生拖到广场上晒太阳,暗中给钱给它的御用学者,在海外专门地骂孙中山,把孙中山说成是中国的专制魔王,卖国大王。你们稍微上网站上去看一看你们就知道了。

不是共产党进步了,是其专制统治被迫弱化了。

【辛灏年】其实说心里话,我跟华侨接触特别多。我在美加地区跟华侨们在一起开会讲演不下一百多场。 我知道他们真爱国,可是他不知不觉地,不知不觉地就把他爱国变成了爱共了。他把对故乡的感情,对祖国的热爱,无形中变成了爱中国那个坏当家人。这不能怪他,他们不了解情况,可是他们却说,甚至于来告诉我共产党进步了,共产党不像以前了。我到大陆去那些老百姓都敢骂啊,在火车上,在飞机上,在汽车上他们都敢骂共产党啊,他们还都讲国民党好话啊。我就笑了,我的看法是什么?不是共产党进步了,是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被迫给弱化了。因为它老了;因为它坏事做的太多了;因为它精力消耗的过剩;因为经过了改革开放它不得不和这个世界发生了关系。

过去它在铁桶里面揍我们,现在它不得不开着窗子揍我们,别人知道了。他的专制统治弱化了来源于他信仰上的荡然无存。什么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连江泽民自己都不相信,大概只有胡锦涛还相信,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因为他那天说得一句话,他说:“北韩和古巴在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经济上是遇到了暂时的困难”,是这样吗?

共产党不是进步了, 是专制统治的这部机器,已经弱化了, 所谓八十年代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共产党的上级和下级之间互相欺骗,做样子的;走过场的;买狗肉的比比皆是,层层都有。人民在它的专制统治的缝隙里面;在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之中,人民在逐渐的懂得了自己自由民主的起码权利之后,胆子便大起来了,共产党还想用那一种制造人民分裂,互相窝斗的情况,从六四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发生了。

我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凌晨四点中,被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们老师们拖上街头的,我不想自夸,我心里还怕怕,因为我知道共产党。可那天以后我不怕了,我天天上街,等到清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揭发我。在我们安徽省文联的大门上有两个小箱子,一个是揭发“六四罪行”的, “动乱罪行”的,一个是揭发“经济犯罪”的。每天晚上我们的党组办公室主任去打开两个箱子的时候,揭发六四的是空的,揭发经济犯罪的全是满的。说明它不是不想镇压,人民不听话了,人民不像以前那样共产党说一,他就做一;共产党说二,他就做二了。正是在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当中,大家想一想,“改革开放”四个字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起码要给人讲话的自由嘛;起码要给人一点信仰的自由嘛;起码要给人一点捍卫自我人权的自由嘛;多少给我们知识份子一点结社的自由;一点写作的自由;一点批评和批判的自由嘛。有吗?

你是可以在大街上,嘀嘀咕咕地骂共产党,你写一篇文章出来给我看看,你看看哪家报纸给你登。法轮功的朋友们不就是炼个功嘛;不就是炼功强身嘛;不就是寻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了嘛;不就是想保护自己的信仰嘛;不就是想追求自己信仰的那种内心中的辉煌感觉嘛,碍你什么事了吗,又是抓、又是打、又是杀的,这叫改革改革开放的国家吗?这叫改革开放的社会吗?不叫。 所以共产党不是进步了,是无可奈何地削弱了它的专制统治的能力。

【主持人】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共的一个敏感的禁区,纵观其二十八年的改革历程,可以说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从没真正实行政治改革。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刚刚坐稳领袖宝座的邓小平,面对人民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呼声;面对党内要求政治改革的诉求,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 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共改革难以逾越的鸿沟,它使得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前进、屡进屡退、以致于停滞不前。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十三大召开,会上 赵紫阳作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然而随着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和赵紫阳的被罢黜,政治体制改革亦随即被尘封。尽管人们对中共第四代领导班子寄予着无限的希望, 然而时值今日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仍未开封。

二千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胡锦涛在耶鲁大学回答听众提问时说,如果将中国二十八年来经济取得的成就,仅仅归功于经济改革是并不全面。他说,事实是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实行了包括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全面改革。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共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在政治体制以及思想文化方面都改了些什么。

共产党依然不愿政治改革

【辛灏年】共产党在他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当中,它到底有没有变成一个真地让人民感觉到,它是一个在进行政治改革的政党。我的结论是,共产党依然不愿意政治改革。我举几个简单的二十五的历史例子。

七九年发动改革开放,号召振兴中华,长治久,安实行四个现代化。可是就在那一年,著名的民运领袖魏京生,只说了一句话,说“要五个现代化”, 政治民主化,它就要把他抓起来,判了十四年。不想搞政治改革吧,这是鲜明的例子吧。

紧接着,八零年,它就开始发起一场争论,是“歌德”还是“缺德”。是歌颂社会主义,还是批评社会主义,缺社会主义的德。一九八一年召开剧本座谈会,批判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批判这个《苦夜》剧本写了一个海外的华人作家,因为爱国回到祖国,结果打右派,做反革命劳改、劳教, 弄得亦乐乎,最后垂头丧气地又“滚”回了海外。批判它,这是反祖国的,反民族的。

一九八三年,二十七天流产的“精神污染”。一些小青年开始上街剪女孩的头发;剪男孩子的喇叭裤。我们被召到北京开会,不准写文章;不准写反动派;不准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不准干预生活,被称为“二十七天的流产文革”。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已经故世的胡耀邦先生说的。

一九八五年,官倒腐败猖行起来,共产党十三大发表了“政治改革宣言”,我们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我们一定要让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振兴中华,长治久安。共产党长治,人民久安。可是四年过去了它改了吗?一不反官倒;二不反腐败;三党政不分家;四永远掌握权力,扩展权力。直到最后,仅仅是要求它反官倒,反腐败,它就来了一场八九年的AK47机关枪;就来了那么多辆的坦克开上了首都北京的街头,让我们的市民和年轻学生的鲜血,洒在那块令我们可爱可痛的土地上,它政治改革了吗?没政治改革。

它学习了俄国沙皇的宠臣维特的本领;它学习了慈禧太后的本领,在八九年之后,在不进行经济改革就不能存在下去的情况,一手抓政治高压;一手抓经济放纵,引导人民一切向钱看。不是向前方的“前”,是金钱的“钱”。稍有异动,不是抓,就是捕。江泽民说过一句话,要让任何动乱的苗头,都死亡在摇篮里。它不想政治改革。

“六四”十六年了,不论海内海外,死亡者的家属;“六四”英灵们的家属;海外的民运人士都在请求,他哀求它平反“六四”啊。赵紫阳先生的秘书也曾经上书中共中央说,千万你们自己要平凡“六四”啊,如果平反“六四”的权力被别人拿去了,那可不得了啊共产党中央回答他说,先把他关起来三个月再说。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任何政治改革的主张了吗?我们看到任何言论自由的主张了吗?我们看到的是国内网警三十万啊,三十万啊。网警天天在网站上剪除那些要共产党政治改革,批评共产党政治腐败的东西。把海外一些仁人志士所写的希望祖国好,甚至是哀求它进行政治改革的文章统统荡涤一尽啊。它不会搞政治改革的。

一九八六年,陈云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改我们要翻船, 就是要垮,小改或不改我们也要翻船,也要垮,我们只能中改。进行经济改革,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寿命保得长一点。一九八九年,邓小平说,我们一步也不能让,我们让一步就千百万人头落地啊。所以他要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现在十六年过去了,只剩下四年了,但愿如此。不论是陈云,还是邓小平都说过一句话, 我们共产党杀人太多,如果我们一旦垮了,我们一旦让了人民要杀我们。

一九七九年二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搞历史研究,我真的一点都不懂。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刚刚冒出来的青年作家,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去中央礼堂听了胡耀邦先生的报告。 说心里话,共产党得书记领袖们的报告没有能打动我的,但是胡耀邦先生的报告在当时我的思想水平之上,他真的感动了我,我死命的给他鼓掌,为什么呢?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我懂,第二句话我不懂。他第一句话说,你们看那个国民党逃到台湾都能学好改好,我们共产党就不行吗? 我拚命的鼓掌,我希望你们学好改好啊。当然到今天并没有兑现。 第二句话我在多年之后,深入历史了解了共产党的历史真相之后,我才想起了。胡耀邦先生说了一句话,要是让人民知道了我们共产党的历史,人民就要起来推翻我们了。一九七九年二月,在北京中央礼堂的报告中说的。

所以我说的第二点就是,中共到今天为止他它还是不想政治改革,因为政治改革的结果,犹如前苏联一样有可能失去权力;有可能使他的共产专制制度彻底破产;有可能使他们通过腐败赚来的钱,如云烟一般消逝;权力就更不用说了,它担心的是这一点。其实我要说的是,别担心。如果你也能像前苏联共产党那样,宁肯放弃自己的专制权力;宁肯轰跨自己的专制制度,也让俄罗斯人民有个出头之日,中国人民也是不机旧恨的,也是会给你存在下去的。是存是亡,就看你一念之差啦 。

我今天在这里讲,在批评它,批判它,否定它,特别是不赞成海外的这种说法。我也希望它如果真想搞政治改革,真想存活下去,它就一定要做到今天的共产党再不是共产党了,但是我认为它做不到,它真地做不到。

民间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从经济到政治,我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它的经济改革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它的政治改革是停滞不前,绝不去做,所以才造成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经济的这种状况。那这种状况的根由在哪里?根由在思想啊。什么样的思想才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什么样的思想才会造成这个政治制度之下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什么思想呢?中国大陆二十五年改革开放有两个思想,两个思想出于同一个源头,什么源头?就是一九七九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鼓吹思想解放。鼓吹思想解放对不对?当然对,这个功劳我们不拿掉它的。

共产党为了救自己,为了使这个大船不沈下去,号召思想解放 否定两个“凡是”,不按照毛泽东在文革中乱搞的那样去做,要将华国锋搞两个“凡是”权力给拿掉。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政治情况下这没有错。可是这个号召思想解放的旗帜,虽然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可是思想解放的口号刚刚提出来,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知识份子刚刚给它歌颂了一番,它就马上收起来了,它立刻收起来了,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说,思想解放,要解放到科学的、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里去,思想解放绝不能否定毛泽东同志,因为否定了他,就否定了我党的整个历史和光荣。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号中共中央关于宣传问题,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说,所有的民间刊物 民间报纸,地方报纸一律取缔,绝不允许存在。我反过来告诉大家一个数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在一九三七年的三月统计里面,人民有权力办大型通讯社七十五家;大型电台数百个;人民有权利办报纸一仟一佰一十七份;人民有权利办杂志,各种各样的杂志是一仟五佰一十八份。可是改革开放二十五年,中国大陆十三亿人口没有一张民办的报纸;没有一份民办的刊物;没有一个民办的电台;没有一个民办的电视。中国人除掉给共产党赶到海外来了,才有可能有几家电台和报纸。

>这是思想解放吗?颂歌唱完了,人民要求辩论是非了,它不许了。它今天反精神运动,明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后天去抓人捕人,八九“六四”它杀人。这十五年以各种各样的名目,把一些党内党外不同意见的人该去职的去职;该开除的开除;该抓的抓;该捕的捕。还把海外开创了中国民主运动领袖王炳章先生,王炳章博士啊,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博士,从越南绑架回去,判了无期徒刑啊。

伴随着中共“四个坚持”的,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五年的是什么样的舆论呢?在八十年代,中共体制内一批知识份子,我承认他们要振兴中华,可是他们也不得不屈服于“四个坚持”之下,那些想走进中共体制内的知识份子,什么专制内?统治体制内的知识份子,他们想不想振兴中华?想民主,想自由,想。 可是,中共的魔力控制了他的思想和心灵,他们把共产党这个顽石,这个挡在我们民族进步面前的顽石,当作一个跨越不过去的鸿沟。他们不敢骂它,他们敢骂什么?骂祖宗;骂人民;骂天不好;骂地不好;山不好;水不好,就不说当代共产党把这个国家搞糟了不好。

到了九十年代至今,从改革派知识份子,走向所谓的自称的“自由派知识份子”。我懂得他们是恨铁不成钢,我理解他们想民主、想自由,我佩服他们也能在允许值的最大范围内去骂一骂,去叫一叫,去喊一喊,我真的佩服。可是,我不赞成他们还是不敢直截了当地、彻底的批判共产党。而是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劣等文化;我们的人民是愚昧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党和政府;共产党无罪,罪在人民呐。

共产党二十五年来的改革开放当中所推动的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到今天为之就走上了一个否定民族,不敢公开否定共产党的这样一个令人揪心的局面。这样的思想解放不是真实的思想解放,它是假的,它是为了推倒两个“凡是”要使共产党长治久安 而拿出来的权宜之计。相反,我们的人民却趁着这个机会真正地思想解放起来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次一次的反封建;一次一次的破四旧;一次一次的抄家灭门, 都没有将我们民族文化的老根给刨掉啊,没有将我们民族文化的老根给烧掉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在七九年,共产党提倡思想解放的那个当口,我们立刻开始了自己的真正的思想解放,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报纸;我们没有杂志;我们没有电台;我们没有电视台。海外不知道,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很多人也无法知道“伤痕文学”,因为写了一对共产党的落难子弟在文革中的遭殃而产生了伤痕以及表现文革受苦受难的文学的产生。可是“伤痕文学”既能够让作家们去为中共子女们落难的遭难去倾诉它的同情,为什么人民自己遭难就不能够同情或写作呢?

我们这一些普通的知识份子家庭的孩子,爱好文学的青年就在它给人写伤痕的时候我们冲出来了。我们写了人民的痛苦和遭难,我们不断受压迫;我们不断受钳制,可是我们还是有那多的作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他们在努力做着。我们开始干预生活,我们开始给改革开放提意见,我们不能用政治的方式,我们就用文学的方式;不能用文学的方式,就用闲谈的方式。中国人民,“大陆十亿人民九亿侃”,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十亿人民九亿侃”,侃什么?侃改革开放;侃真正的思想解放;侃共产党的斑斑血迹,镇压人民的斑斑血迹。侃人民几十年的痛苦啊。这种思想解放在一九八五年前,已经发展到了不断否定文革;已经发展到了否定四九年之后十七年的专制黑暗统治。这个思想解放在八五年后直接地反思了这场改革开放,连康有为的改良,保皇改良都不如。

我们的作家在思想解放,我们的思想家们在思想解放。八六年上海出版的《走出中世纪》,影射共产党的统治犹如欧洲的中世纪教政合一统治一样。虽然这部书很快就被禁了,我们人民在思想解放,在反对官僚,反对腐败的学生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洪流当中,来自湖南的三个壮士,余志坚、喻东岳、还有鲁德成三个人,他们把填满了颜料的鸡蛋砸向了天安们上的那个所谓的“伟大领袖”的画像上。十五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他们是多么的正确;他们才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青年精兵和壮士。

认识到了这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来源于这个从马列那里拿来了统治思想;从传统的农民造反里拿来了造反武器的毛泽东身上。八九年之后,虽然民族的虚无主义者们,所谓的一些知识份子,上层知识份子们在不敢大骂、大批共产党的情况下骂我们的民族,骂我们的人民,骂我们传承和发展(的文化),可是我们有更多的知识份子从八五年以来,从否定文革走向否定十七年,从否定十七年研讨,抗战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一九九一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传》,杭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杨树标教授,他写的《蒋介石传》里面,就已经说了,如果蒋介石不反共,那他的其他方面都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如果蒋介石反共反对了呢?不言自明。一九九三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一九三七》,蔚蓝色的封面,白色的国民党党徽,鲜血从党徽上流下来,这本书翻开来,它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五十年前,那一场捍卫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战争,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我们有权力知道”。三十万字,歌颂蒋介石国民党如何领导抗战。这本书在前年再版的时候,从三十万字变成了七十万字。

我们人民在反思当中,不仅了解了抗战是谁打的;不仅了解了共产党不但不抗战,还卖国。 还了解了北伐是谁领导的?是谁打的?还了解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他所创立的大中华民国才是如同法兰西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和德意志共和国一样,才是走向共和进程当中的 第一个共和国。才了解了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死敌。

大家认为我写了一本书叫《谁是新中国》,那不过是我个人的一点心得,是国内广大历史学者和广大记者、作家们无数的历史反思著作在我的身上的反映。因为我有了一个机会出国;我有了一个机会让我大胆的说话;我有一个机会让我也不顾性命地把他写下来。

我们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终于在没有信仰自由的时候;终于在不给思想自由的时候;终于在没有宗教自由的时候;终于在没有任何的思想方面的自由的前提下,我们从八十年代的气功的派别的产生,到九十年代法轮功的诞生。我们的人民当中一部分人开始有了自己所追求的信仰;开始为了这个信仰敢于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去;开始在绝对不敢和共产党抗衡的状况下,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勇敢地走向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的道路。

我一向佩服法轮功的学员们喜欢很多青年的学员,我和他们相识,我也为他们所感动。这说明什么?这都是中国人民思想解放的结果;是人民自身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这一条思想解放运动它走的是认识改良,反对改良;认识革命,让革命悄然而至;认识历史,让历史的真实重新广布天下;让历史和现实重新结合起来;让孙中山的共和思想。

在今天的中国等待着重新掀起一场狂飙。不论这种狂飙是以何种形式存在,当代的社会进步 、世界进步要求我们和平、理性,要求我们虽然会被逼上梁山,该出手时就出手,可是我们还是为了自己民族的未来,我们尽量地把民主的思想,共和的思想,人民思想解放的成果,捍卫信仰的这些壮士们的勇气和行为,告诉给全世界的华人和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朋友们,让我们知道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人民思想解放的运动当中真的醒过来了。

共产党的思想解放造成了二十五年改革开放当今的腐烂局面;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八九年的鲜血里面让孙中山提倡的共和与革命悄然而至。一部《走向共和》,那凝结着多少艺术家的痛苦心血和对历史反思的成就啊。凝结着多少中国知识份子对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中国人民走向共和道路的倾心羡慕和向往啊。

我今天要讲的关于中共改革开放的思想、政治、经济,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最后我说三句话。因为红雁女士给我的问题是:二十五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什么?我想告诉大家, 我的个人感受。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史无前例的开始弱化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史无前例的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中国共产党的以专制改良为本质的改革开放所必然迎来的是我们中国人民和平革命的明天。谢谢。

【主持人】二仟零六年七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再干一个二十年!- 论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的文章。文章说“历史的辩证法教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变的,必须改变,不变则衰;不该变的,决不能变,变则自我瓦解。……什么是不该变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就是中共“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改革也罢,开放也罢,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综观中共发展的历史上我们发现,每当中共遇到危机,它都会表现出一些改善的迹象,每次都会使人对共产党的产生幻想。觉得共产党已经改良,已经事过境迁,此党已非彼党。然而放松枷锁,并不意味着会放弃锁链。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幻想,又一次又一次地破灭。

正像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所说的那样,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记忆的历史;是后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历史;是亿万百姓生活在对共产党过去的咒骂、与对共产党现实的期望的这种巨大矛盾之中经历磨难的历史。中共所有的努力是要人们忘记;而人民所有的挣扎则是要努力“记住”。记住曾经历有过的苦难;记住曾经被欺骗的教训。只有当人们都能认识到共产党的本质,并不为其假像所蒙蔽,不为其欺骗所愚弄,中共的专制政权才能最后被终结。

有人担心没有中共中国怎么办;有人忧虑这么大的国家会发生动荡。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相比,中共统治中国的五十余年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在过去没有中共的日子里,中国人民曾经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在未来没有了中共的日子里,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一定会重塑历史,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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